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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00md.com 2002年3月5日 中国传统文化网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生平的历史考证

    张仲景,名机,南阳(相当现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带)人,汉灵帝时(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举人,做过长沙太守。至于张仲景曾否做过长沙太守的事,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学者否定,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查。但是确有不少文字记载,说是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在我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