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药店的“甲A联赛”
这个行当里的国际巨头伸入中国的只是一根脚趾头，在他们完全现身之前，国内的“甲A联赛”应当培养出有国际竞争力的选手。
“狼”开始叩门
8月里，几名美国人频频地穿梭于北京、上海、重庆等几大城市之间，先后约见了多家当地大型连锁药店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美国头号连锁药店CVS公司的工作人员———递给中国人一张张名片，收到名片的还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主管领导。除此之外，他们还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药品零售市场。中国人收到的当然不止几张名片，这几个美国人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们进入中国药品零售市场的迫切之心。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获得了许可证。实际上，CVS还只是一个迟到者，全美销售额排行第十的连锁药店Medicine—shoppe公司，早在今年年初就已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谈判之旅，据说，年内他们就可能以合资的方式出现在中国。Medicine—shoppe去年的销售额是16亿美元，CVS去年的成绩是181亿美元，而国内最大的连锁药店———重庆和平大药房———去年的销售额仅为4·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对比起来令人气馁也令人心寒。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狼”。现在，他们把一根脚趾头伸进中国，而到了2003年1月1日后，他们将完全现身中国———在与美国签署的WTO双边协议中，我国承诺在2003年1月1日开放药品批发、零售业务。“狼”的叩门声越来越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演出的，还只是一幕幕令人失望的“甲A联赛”。
, 百拇医药
拙劣的“甲A联赛”
1998年，中国零售药店的“甲A联赛”开打。是年年底，国发44号文件《关于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指出，要搞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允许患者持方外购。很显然，不论对业界来说，还是对消费者来说，这都是一桩新鲜事：在此之前，药品零售85%的份额掌控在医院手中，零售药店少之又少。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利好————医疗体制改革、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医药分类管理，等等————的刺激下，连锁药店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快速萌发。部分传统的国有医药批零企业无疑是其中的领先者，它们在批发业务利润大幅缩水的压力下，重组收购当地的国有药店，改头换面成为连锁药店。
紧随其后的是一些大型制药企业，它们去年以令媒体喝彩的宏大投资计划，声势浩大地挤进了连锁药店行业。与其步履相随的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各行各业的资本，以及没有搭上“早班车”的医药批发企业。就在此前不久，国家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业内外资金介入药品零售、药店连锁，提倡采用连锁经营模式。壁垒森严的药品经营市场的大门缓缓启开，大门之后是丰厚的利润————药品零售的毛利至少在20%—40%之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时还要加上的是，随着医药体制改革的深化，药品零售将会成为中国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这是一个令所有投资人都垂涎的市场，对于来自制药企业的新进入者来说，进入这一市场还是一着备战入世的战略棋子——先机抢占销售终端控制权，为制药业务几无竞争力的自己谋求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生存空间。原因在于，由于缺乏新药的研发能力，它们在处方药市场已经难有大的作为，但至少可以退守专利保护限制较少的OTC(非处方药)市场，在这个市场，零售终端控制权是竞争力链条上极重要的一环，拥有销售终端，即使再退一步，还可以作为与外资合作谈判的一大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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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先到者还是后来者，它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开分店。在深圳，仅今年上半年，连锁经营的医药公司由6家变为15家，新开门店则有两三百家；在广州，同期新开门店更是高达四五百家；在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上海等各大城市，药店之多甚至已经超过米铺了。比如说重庆，目前药店总数高达12000家，其中有8000多家集中于市区，折算起来平均每1000个市民就有1家药店，远远高于医药零售业8000—10000人1家药店的行业标准。很显然，如此拥挤的市场必须完成清场，而清场的基本工具，就是价格战。价格战就这样打起来了。不过，虽然一般认为，打起价格战来大企业的胜算更多，但在很多地方的药品零售市场却呈现一种怪异的现象：价格战开打后，小药店生生死死不见减少，大型的连锁药店反而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在价格战打得很凶的重庆，两家规模最大的连锁药店——和平药房和桐君阁——坚持以品牌大旗应对价格战，由此销售额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受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品牌。在舆论看来，药价虚高源于药品流通的环节，因此，药店之间打价格战理所当然。
哈尔滨的情形更甚于重庆，当地的最大连锁药店同泰医药连锁店，因顶不住价格战，今年上半年被迫关闭了十多间分店。为此，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碧霞忧心忡忡地说：“连锁药店业可能会成为彩电业的再版。”这令人奇怪，以可知的数据，医药零售业的毛利在20%—40%之间，大有降价的空间，而且，作为连锁药店还有规模成本优势。何忧之有？海王星辰的老板朱丹持有和姜碧霞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零售药店目前没有打价格战的真正本钱，过早爆发的价格战并没有起到市场清理的作用，反而促成一种恶性循环。理由很简单：目前要建成真正具有连锁管理的连锁药店的成本高昂，比如说建一个中等规模的配送中心少说也要投入千万元以上，另外还要建信息系统，加强各个分店的统一模式也需要投入不少的资金，而这些投资在三年内是无法通过盈利来收回的。朱丹以自己的公司为例，他说，海王星辰至去年的利润是700万，六年来才首次实现投入与产出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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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令人忧虑的是，药品零售业的价格战已经呈现出向无序状态发展的趋势：大量持投机心理的入市者，并不会为求长远发展而投入这些资金，在没有品牌优势的情况下，用降价来招揽顾客，而获取利润的来源则靠钻市场监管力度不够的空子，以偷税漏税、进货渠道不正等方式来降低成本。
即使有些连锁药店，也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交纳几千到一万元加盟费、每月交几百元管理费的方式，大肆收编一些个体小药店，而连锁管理根本不加投入。
朱丹说：“这种假连锁方式对其长期发展绝对不利，但短期的成本优势甚为明显，他们降价搞垮了自己不可怕，但对于我们的危害却相当严重，等到大家都没有信心讲究长远发展了，中国的连锁药店也就与彩电业同样命运了。”以朱氏的观点，过低的进入门槛和管理层监管力度薄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割裂的市场
, 百拇医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药品零售行业同样没能逃脱这一厄运。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药品零售业的价格战呈现很强的地域性，因为他们很难走出本地，向外发展。去年8月，国家有关部门曾召开过“药品经营跨省市连锁试点工作会”，在会上首次取消了对跨省市开办连锁店的限制，随后于去年8月和今年年初，先后有两批50家连锁药店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被中央许可和鼓励实行跨省扩张。 但一些企业满怀欣喜才跨出半步，就铩羽而归，原因是无法跨越地方保护的障碍。上海某连锁药店的总经理在谈及此事时情绪非常激动：“在同省的其他城市，甚至在市内的其他区开店都难，更不用说跨省经营了。虽然中央表示鼓励全国范围扩张，但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各种方式制造障碍。”一家连锁药店的负责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南方某地开设分店受阻的故事：在资金、人员、店址都到位3个月了，却接到当地药监部门不予批准的通知，理由是不符合当地药店合理分布————在已选店址500米内已有一家药店。更没想到的是，不到半个月后，一家新药店在其原选店址里顺利开张了。 据了解，迄今为止，这50家企业大部分没有走出本地，即使是已跨省扩张的寥寥几家，其负责人在私下也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地扩张的关键是与当地主管部门关系甚洽。为此接到企业频频投诉的国家药监局领导，以亲自出马的方式进行了干涉，但收效甚微，各地发证部门会有很多理由进行搪塞。而实际上，这种从上往下的方式也无法行得通，原因在于，药品监督管理系统目前实行的并不是垂直式管理，行政任免权和收益来源是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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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的计划，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培育5至10个面向国内外市场、多元化经营、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建立40个左右面向国内市场或国内区域性市场、年销售额达到20亿元以上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销售额要占到医药行业销售额的70%以上。建立10个在国内外知名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每个企业拥有分店达到1000个以上；建立一批区域性医药零售连锁企业，每个企业拥有分店达到100个左右。能否顺利实现这些目标，关系国内药品流通体系能否抵御市场全面开放之后的风险。平心而论，有关部门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显然，以目前地方保护如此严重的状况来看，要实现这一计划，很难。
配送难题
但是，认为连锁药店扩张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保护主义，那显然失之偏颇。重庆桐君阁是50家被核准跨省扩张企业之一，总经理雷励一语道出个中问题：“一般至少要有10余家分店才能自建配送中心————配送中心建设成本动辄上千万，但眼下异地开店只能是一家两家的'探路’阶段，药品不得不在当地批发，这样就很难体现连锁经营的成本优势，形不成良性循环。”这正是不少企业没有进行或者收缩跨省扩张举措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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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策是建造一个为药品零售业提供高效率服务的公共物流配送机构。美国提供了这样的先例，前五大批发商的经营额之和占到了全国经营总额的95%，他们为药品零售商提供公共的物流配送。但是，在我国，各家医药批发企业规模都很小，前10名的销售额不足全国的10%，根本不具备提供高效率的公共物流配送的能力。
此路看来行不通，一样为之发愁的上海复星想到了与商业企业合作。很快，上海复星与联华超市一拍即合————双方合资组建了上海联华复星药店连锁药店，目前联华复星药店已在上海开张了14家，计划3年内把这个数字扩大到1000家。
从理论上说，零售药店和普通商业企业合作具有明显的优势：普通商业企业有很发达的物流系统，在药店商品流量不大时，搭乘它的配送网络的便车，既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又可以实行扩张。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具备配送能力的商业企业还是少数。因此，复星和联华的模式能否被广泛复制，的确还需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也许，对于中国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说，加速培育自己的实力仍然是个必由之途。, 百拇医药(杨 敏)
“狼”开始叩门
8月里，几名美国人频频地穿梭于北京、上海、重庆等几大城市之间，先后约见了多家当地大型连锁药店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美国头号连锁药店CVS公司的工作人员———递给中国人一张张名片，收到名片的还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主管领导。除此之外，他们还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药品零售市场。中国人收到的当然不止几张名片，这几个美国人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们进入中国药品零售市场的迫切之心。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获得了许可证。实际上，CVS还只是一个迟到者，全美销售额排行第十的连锁药店Medicine—shoppe公司，早在今年年初就已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谈判之旅，据说，年内他们就可能以合资的方式出现在中国。Medicine—shoppe去年的销售额是16亿美元，CVS去年的成绩是181亿美元，而国内最大的连锁药店———重庆和平大药房———去年的销售额仅为4·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对比起来令人气馁也令人心寒。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狼”。现在，他们把一根脚趾头伸进中国，而到了2003年1月1日后，他们将完全现身中国———在与美国签署的WTO双边协议中，我国承诺在2003年1月1日开放药品批发、零售业务。“狼”的叩门声越来越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演出的，还只是一幕幕令人失望的“甲A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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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的“甲A联赛”
1998年，中国零售药店的“甲A联赛”开打。是年年底，国发44号文件《关于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指出，要搞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允许患者持方外购。很显然，不论对业界来说，还是对消费者来说，这都是一桩新鲜事：在此之前，药品零售85%的份额掌控在医院手中，零售药店少之又少。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利好————医疗体制改革、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医药分类管理，等等————的刺激下，连锁药店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快速萌发。部分传统的国有医药批零企业无疑是其中的领先者，它们在批发业务利润大幅缩水的压力下，重组收购当地的国有药店，改头换面成为连锁药店。
紧随其后的是一些大型制药企业，它们去年以令媒体喝彩的宏大投资计划，声势浩大地挤进了连锁药店行业。与其步履相随的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各行各业的资本，以及没有搭上“早班车”的医药批发企业。就在此前不久，国家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业内外资金介入药品零售、药店连锁，提倡采用连锁经营模式。壁垒森严的药品经营市场的大门缓缓启开，大门之后是丰厚的利润————药品零售的毛利至少在20%—40%之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时还要加上的是，随着医药体制改革的深化，药品零售将会成为中国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这是一个令所有投资人都垂涎的市场，对于来自制药企业的新进入者来说，进入这一市场还是一着备战入世的战略棋子——先机抢占销售终端控制权，为制药业务几无竞争力的自己谋求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生存空间。原因在于，由于缺乏新药的研发能力，它们在处方药市场已经难有大的作为，但至少可以退守专利保护限制较少的OTC(非处方药)市场，在这个市场，零售终端控制权是竞争力链条上极重要的一环，拥有销售终端，即使再退一步，还可以作为与外资合作谈判的一大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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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先到者还是后来者，它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开分店。在深圳，仅今年上半年，连锁经营的医药公司由6家变为15家，新开门店则有两三百家；在广州，同期新开门店更是高达四五百家；在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上海等各大城市，药店之多甚至已经超过米铺了。比如说重庆，目前药店总数高达12000家，其中有8000多家集中于市区，折算起来平均每1000个市民就有1家药店，远远高于医药零售业8000—10000人1家药店的行业标准。很显然，如此拥挤的市场必须完成清场，而清场的基本工具，就是价格战。价格战就这样打起来了。不过，虽然一般认为，打起价格战来大企业的胜算更多，但在很多地方的药品零售市场却呈现一种怪异的现象：价格战开打后，小药店生生死死不见减少，大型的连锁药店反而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在价格战打得很凶的重庆，两家规模最大的连锁药店——和平药房和桐君阁——坚持以品牌大旗应对价格战，由此销售额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受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品牌。在舆论看来，药价虚高源于药品流通的环节，因此，药店之间打价格战理所当然。
哈尔滨的情形更甚于重庆，当地的最大连锁药店同泰医药连锁店，因顶不住价格战，今年上半年被迫关闭了十多间分店。为此，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碧霞忧心忡忡地说：“连锁药店业可能会成为彩电业的再版。”这令人奇怪，以可知的数据，医药零售业的毛利在20%—40%之间，大有降价的空间，而且，作为连锁药店还有规模成本优势。何忧之有？海王星辰的老板朱丹持有和姜碧霞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零售药店目前没有打价格战的真正本钱，过早爆发的价格战并没有起到市场清理的作用，反而促成一种恶性循环。理由很简单：目前要建成真正具有连锁管理的连锁药店的成本高昂，比如说建一个中等规模的配送中心少说也要投入千万元以上，另外还要建信息系统，加强各个分店的统一模式也需要投入不少的资金，而这些投资在三年内是无法通过盈利来收回的。朱丹以自己的公司为例，他说，海王星辰至去年的利润是700万，六年来才首次实现投入与产出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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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令人忧虑的是，药品零售业的价格战已经呈现出向无序状态发展的趋势：大量持投机心理的入市者，并不会为求长远发展而投入这些资金，在没有品牌优势的情况下，用降价来招揽顾客，而获取利润的来源则靠钻市场监管力度不够的空子，以偷税漏税、进货渠道不正等方式来降低成本。
即使有些连锁药店，也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交纳几千到一万元加盟费、每月交几百元管理费的方式，大肆收编一些个体小药店，而连锁管理根本不加投入。
朱丹说：“这种假连锁方式对其长期发展绝对不利，但短期的成本优势甚为明显，他们降价搞垮了自己不可怕，但对于我们的危害却相当严重，等到大家都没有信心讲究长远发展了，中国的连锁药店也就与彩电业同样命运了。”以朱氏的观点，过低的进入门槛和管理层监管力度薄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割裂的市场
, 百拇医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药品零售行业同样没能逃脱这一厄运。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药品零售业的价格战呈现很强的地域性，因为他们很难走出本地，向外发展。去年8月，国家有关部门曾召开过“药品经营跨省市连锁试点工作会”，在会上首次取消了对跨省市开办连锁店的限制，随后于去年8月和今年年初，先后有两批50家连锁药店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被中央许可和鼓励实行跨省扩张。 但一些企业满怀欣喜才跨出半步，就铩羽而归，原因是无法跨越地方保护的障碍。上海某连锁药店的总经理在谈及此事时情绪非常激动：“在同省的其他城市，甚至在市内的其他区开店都难，更不用说跨省经营了。虽然中央表示鼓励全国范围扩张，但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各种方式制造障碍。”一家连锁药店的负责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南方某地开设分店受阻的故事：在资金、人员、店址都到位3个月了，却接到当地药监部门不予批准的通知，理由是不符合当地药店合理分布————在已选店址500米内已有一家药店。更没想到的是，不到半个月后，一家新药店在其原选店址里顺利开张了。 据了解，迄今为止，这50家企业大部分没有走出本地，即使是已跨省扩张的寥寥几家，其负责人在私下也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地扩张的关键是与当地主管部门关系甚洽。为此接到企业频频投诉的国家药监局领导，以亲自出马的方式进行了干涉，但收效甚微，各地发证部门会有很多理由进行搪塞。而实际上，这种从上往下的方式也无法行得通，原因在于，药品监督管理系统目前实行的并不是垂直式管理，行政任免权和收益来源是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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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认为连锁药店扩张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保护主义，那显然失之偏颇。重庆桐君阁是50家被核准跨省扩张企业之一，总经理雷励一语道出个中问题：“一般至少要有10余家分店才能自建配送中心————配送中心建设成本动辄上千万，但眼下异地开店只能是一家两家的'探路’阶段，药品不得不在当地批发，这样就很难体现连锁经营的成本优势，形不成良性循环。”这正是不少企业没有进行或者收缩跨省扩张举措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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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策是建造一个为药品零售业提供高效率服务的公共物流配送机构。美国提供了这样的先例，前五大批发商的经营额之和占到了全国经营总额的95%，他们为药品零售商提供公共的物流配送。但是，在我国，各家医药批发企业规模都很小，前10名的销售额不足全国的10%，根本不具备提供高效率的公共物流配送的能力。
此路看来行不通，一样为之发愁的上海复星想到了与商业企业合作。很快，上海复星与联华超市一拍即合————双方合资组建了上海联华复星药店连锁药店，目前联华复星药店已在上海开张了14家，计划3年内把这个数字扩大到1000家。
从理论上说，零售药店和普通商业企业合作具有明显的优势：普通商业企业有很发达的物流系统，在药店商品流量不大时，搭乘它的配送网络的便车，既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又可以实行扩张。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具备配送能力的商业企业还是少数。因此，复星和联华的模式能否被广泛复制，的确还需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也许，对于中国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说，加速培育自己的实力仍然是个必由之途。, 百拇医药(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