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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表扬我
http://www.100md.com 2007年9月24日 《医药经济报》 2007.09.24
     人都是需要鼓励的。鼓励是对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失败的鞭策。有些鼓励让人不断前进,有些鼓励则令人感怀。

    丰厚的奖品

    ■山竹

    几年前的一天上午,一位中年妇女走进诊所问我:“你这里有人参精卖吗?”我回答说有,她又问一瓶多少钱,我说4元。她立即“啧啧啧”地说:“小青年,做生意,心不要太狠!要想做得长久,就一定要薄利多销。人参精不是你这里才有得卖,前段时间我在别处买过,一瓶才2元,你卖4元,是不是太离谱了?”怎么会离谱呢?我的人参精,一瓶进价都3.8元了,人家卫生院都卖4.5元。我一瓶的毛利才2毛钱,本来就是为着薄利多销啊。

    可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那个年月,药品进货渠道单一,不如现在这样方便。记得我们全县只有县医药公司一家从事药品批发经营。可那时医药公司的药价偏高,工作人员也仗着自己端的是“铁饭碗”,态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小诊所的经营者都到药贩子那里进药。药贩子的药价便宜不少,服务非常周到,但药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不少明显就是伪劣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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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我坚决不向药贩子进药。为了取得价格优势,我宁愿舍近求远到市医药采购站去进药。市医药采购站的药价确实比县医药公司便宜一些,但和药贩子比,还是要贵不少。我想,药品质量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贵就贵些吧!

    这位妇女所说的2元钱一瓶的人参精,也有药贩子向我推销过的,进价才1.2元一瓶,我也仔细看过,确实是伪劣商品。我便如实告诉这位妇女,那种人参精是伪劣商品。不料她说:“不会呀,我都吃了好几瓶,效果还不错啊。”有些造假者的确很精明,他们的产品并非全假,多少还是有一些有效成分,这样,患者吃下去后还是会有些效果。

    后来,妇女嫌我的药价太贵,转而走向之前她买药的诊所。我摇摇头,不知道该如何说服她。卖真药的反而做不过卖伪劣商品的,我心中平添不少感慨。

    那天,我们市的日报正好刊登了一则关于“真假药品”的征文启事。我便把我的遭遇和感慨写了下来,寄到报社去。很快,文章就发表了,前面还加了“编者按”。征文活动结束后,我的文章还被评为二等奖。接到通知,我好不高兴,立即前去报社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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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为媒体写文章好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获奖,心中真是得意。在路上,别人问我去哪儿,我高兴地回答:“我有篇文章获奖了,现在去报社领奖。”那人又问:“奖金多少?”我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奖品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这份荣誉,因为里面倾注了基层医生们的心声啊!但既然是二等奖,应该不会太差吧。

    我走进报社,编辑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是不是顺路来领奖,我不好意思说是专程来的,只好回答:“是,是……”

    后来,奖品拿到了,虽然不如我想象的丰厚,是一套纪念品,但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我把它放在我的玻璃柜里,让它时时提醒我:不要卖假药、劣药,不要贪图一时之利,这样人活着才踏实。至于钱,少赚点就少赚点吧。

    珍贵的奖状

    ■大宝

    在我卧室的床底下有个箱子,里面装着我的重要资料和证件,比如学历证、从业资格证等,其中有一张奖状,是我最珍贵的物件之一。那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以后,我们县在“表彰全县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集体和个人大会”上颁发给我的。看到它,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在这张奖状背后,有那么多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每次拿起它,我就想起我行医生涯中第一次遭到病人殴打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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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2003年3月15日,我所工作的医院突然接到通知,准备隔离区,用来隔离自北京返乡的务工人员。但由于人数众多,医院的病房根本不够用。镇政府便临时征用了一所废弃的小学,作为临时隔离院,每天都有十来号人被安置在这里。

    医院的人手本来就不够,由于要忙着隔离和消毒工作,就显得更紧张了。58岁的老院长忙得憔悴不堪。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现在返乡的民工有300多人,医院只能留几十个,以后人数还会增多。医院这边再也没有人手支援了,只能靠你。你到小学去,就你一个人,需要观察、隔离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基本是从北京、山西等疫区回来的。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医院现在制作了几个20层的口罩,你拿两个;隔离衣只有3套,病房用了。现在物资奇缺,连胸腺肽都涨到130元一支了,药房还剩几支,一会儿你打上一支吧。”我知道老院长也为难,但医院确实没有其他人手支援了,便郑重地点点头。

    “你去吧……以后我们只能电话联系了。一会我就进病区,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只能等上级通知。”我按照老院长的吩咐,马上去药房打了一针胸腺肽,然后赶到旁边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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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用喷雾器把各教室消毒一遍,然后核对了一次人数,把发热的病人安排到单独的教室。之后,我天天关注收音机里关于“非典”的消息。返乡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半夜也会有人来。人一到,我就马上给他检查。接连好几个夜晚,我都没有睡好觉。这样过了半个月,我觉得自己的精神都要垮了。

    隔离人员的情绪也开始骚动。他们睡的是冰凉的砖砌地面,有些地面有碎玻璃,晚上起夜时,不注意就会扎伤脚;有的人患上了腹泻,不断地往厕所跑;就连吃饭,也是家属把饭送到校门口,然后我再叫各人去校门口拿。有人开始抱怨这里像“坐牢”。

    在这些人里,有五六个人有精神病病史,其中有两人已经有发作倾向,而且是狂燥型的,有攻击性。

    因为长时间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少人认为是政府不管他们了,但又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每天能见到的只有我,自然而然,就有人把气撒到我身上。

    一个病人腹泻好几天了,我给他拿了些止泻药,但是效果不明显。也难怪,天天睡凉地面,怎么会好呢?而且这些药是我个人在医院记账拿来的,还没有给医院钱呢。这天,我给他测完体温,就问他药费的事。他当时就很恼怒,对我说:“你还敢要钱??不是说‘非典’病人免费看病吗?”.我解释说:“你不是‘非典’病人,只是隔离观察,是不能免费的。”他马上抓狂了,叫道:“你再说一遍?!要不要钱?”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起身给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我马上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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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挨打,而且是被我的患者。我百感交集,一时语塞。我也知道他不开心,便说:“你打吧,要是你打我能好受点的话。”他果然又是一记耳光扇到我脸上,接着是一拳落在我的胸口,和他同村的几个年轻人也向我动手了……

    我记不清到底挨了多少下。最后,还是别的村子几个年纪大的老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用身子挡住了他们,并把我推到大门口。这时,一个精神病病人也拿着砖头向我冲过来。事后我得知,是打我的那个人教唆的。

    我从学校逃了出来,没有回医院,也没有回家。我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虽然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心里的委屈确实需要一场痛快淋漓的发泄。

    2个小时后,院长打电话让我回学校,我回去一看,警车来了。院长、派出所的民警、打我的人和他们村的村支书、之前劝架的几位老人等一堆人围着问我的情况,劝慰我。

    我又回到学校工作了。第二天例行检查时,轮到打我的那几个人,他们的表情很不自然。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打不死我,我还是会做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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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他们开始主动配合我。将心比心,也许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吧。

    几天后,隔离终于解除了。全市上下一片欢腾。回到医院的第一天,就有一个让我意外的访客上门:打我的那人,回家之后拿了欠我的医药费,主动还上来了。虽然只有4元钱,但我明显读懂了他的悔意和对我的尊重。

    “疫情”结束后,我由于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所以作为卫生系统的先进个人受到表彰,这张珍贵的奖状就是那时颁发给我的。

    事隔数年,每当想起这张奖状,我仍然感慨万千,老实说,至今还有一丝隐痛。在疫情面前,不仅是被隔离者,包括我在内的医务人员,也都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而这张小小的奖状,就是一张合格的生命答卷。,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