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迷茫看医派(下)
●中医学派的兴起，得力于宋代理学，但是近世以来，医学流派的这个“流”却停滞不前，这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给理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框住了。运气之说，寒也罢，热也罢，温也罢，凉也罢，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推明阴阳五行之理，证出一个医学上的“命于天而性于人”而已。
●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叶天士与薛生白在医理的分歧尚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
宋元之际，所谓医学四大家，是指那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学术影响也最大的四个医学宗派。创派人物，除刘河间(守真)、朱丹溪(震亨)，中间还有张子和与李东垣二人。考四人生平，不难知道四人都有受到理学训练的经历，其知识背景正来源于“道德性命”，尤其是李东垣与朱丹溪，直以“理学弟子”自视。朱丹溪明确说道：“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医学上能够开宗立派，确实是有些来历的。四人中，刘河间与张子和是北方人，李东垣虽北方人，但出身豪富，交游贵介，别有一种生活见识。朱丹溪则是南方人，他们所主张的医学观点，与此亦有关联：“北方人饮食厚浊，夏则吞冰。冬则围火，当时非以寒凉或攻下不能治愈疾病，所以河间偏重寒凉而成为寒凉派，子和偏重攻下而成为攻下派”。李东垣因深知富人嗜欲逸乐的生活性情，“发明补脾升阳的办法。且考东垣行医的时候，适值元兵南下，京师戒严之后，当时的人大半起居不时，饮食不调，以致胃弱气乏，所以东垣用补中益气的方法，一治一效。这是东垣偏重于补土的原因”。朱丹溪“研求刘、张、李三家学说，推衍其义，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主重滋阴。因为当时是承平的时候，丹溪是南方人。他看见南方一般的人，身体柔弱好食者多，所以用清滋之品，颇能见效，这是丹溪偏重养阴的原因”。上说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尽管对于四大家的医学理论形成的分析略嫌简单，然而指出各派特点，还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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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后，明、清两代的医学，对前代各有所宗，各有承继，名医辈出，人数上远远超过宋、元，但在创建新的医学流派上，总起来看却成绩寥寥。有所谓温补派，为山阴张景岳所发明，他的见解是：“人之生气，以补阳为主。”喜欢用熟地黄入药，当时医坛戏称他张熟地。这一派的人不少，可以说统治了明代后期的医学，一直到清代的叶天士那里，才稍异“温补”之说，而代之“温热”之说。叶天士后，吴中徐灵胎为一时大家，但似乎于门户上反而淡漠了。中医学派的兴起，得力于宋代理学，但是近世以来，医学流派的这个“流”却停滞不前，分析其中原因，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给理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框住了。运气之说，寒也罢，热也罢，温也罢，凉也罢，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推明阴阳五行之理，证出一个医学上的“命于天而性于人”而已。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中国医学有了宗派，自然也少不了各派之间的论争。在中国医学的经验主义时期，宗派之争似乎很难达到学理的层次。先秦时代的地方医学派别，大概只能在医术的高下上彼此竞技，结果却出现了扁鹊在秦国为秦医有势力者所暗杀的残暴事件。从那以后，身处民间的医人们的竞技，事实上成了他们医术的互相保密，秘相授受，自生自灭。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出，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人那里，藏于秘囊之中，占为私有，大家彼此防范，论争是难以发生了。宗派的论争，出于学理不同，见解相异，亦从宋元之际的四大家开始。其中以刘河间与李东垣之间最突出。刘河间笃信古方，用寒凉药，他的理论是：六气都从火化，所以要降心火、益肾水，而李东垣师承张洁古的古今异轨思想，不用古方，坚持认为土为万物之母，治病在于补土，益气升阳。信古还是异古，不单单在是否坚持医药传统，而在于对传统医理的理解，亦即怎样认知“气”与“五行”间的相互转换关系。由此看来，刘河间不过重在降火而理气，从而求得水、火在人体内的平衡，李东垣却要加固根本之土，进而达到养气的目的，“气”养足了，阴阳自然调和。谁对谁错，是不好作出判断的，而且他们彼此也绝无打败谁、取代谁的可能，所以只有各行其是。当然论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带动了医学思路的扩张，也带来了医术的丰富多样，至少古方与今方，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映发，所以才有了后来朱丹溪参合古今，以滋阴为主的综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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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宋、元四家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朱丹溪，明中叶以前承传他的人还真不少，据《中国医学史》所列举，如戴思恭、原礼、虞搏、王纶、徐用诚、刘纯等人，都是认真遵从朱丹溪的理论的。直到山阴人张景岳发明“温补说”，才又有新的医派出现，这时候整个中国医学的重镇已经由北方移到江南。由张景岳的“温补”，再扩展到赵献可、薛立斋的“养火”，这一派大概也能代表江南医学的面目了。此时的医学理论之争，显然就是南派与北派之争，所以张景岳一出来就既反对刘河间又反对李东垣，兼带着连朱丹溪都攻击到了--因为朱丹溪的那一套也是从刘河间演变而来的。南派医学内部发生争执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的叶天士与薛生白，他们都同时是吴中负有盛名的医人，都以“温病”立论而修改了张景岳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两人攻讧得非常厉害。医理的分歧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不过根据《吴中名医录·薛生白传》中记，叶、薛同名于时，常互相抨击，但薛氏每见到叶氏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称叹。他们在医学观点上倒似乎相当宽容，反过来也见得两人的争论十有八九是互相较艺不服气的意思。由此观之，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余下的医学争论，在近世以来转向医学的国粹派与西学派之间的对峙，但以阴阳五行为主要特点的中医玄学，怎么能斗得了西方的实证科学?在西医科学理论的僭越下，失去了自身理论基础和思想特长的中医，其在中国的结局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谈中国传统医派及其论争，谈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现在有人还要提振兴中医、发展中医学派的话头，还真叫人一片迷茫，不知从何说起了。, http://www.100md.com(费振钟)
●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叶天士与薛生白在医理的分歧尚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
宋元之际，所谓医学四大家，是指那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学术影响也最大的四个医学宗派。创派人物，除刘河间(守真)、朱丹溪(震亨)，中间还有张子和与李东垣二人。考四人生平，不难知道四人都有受到理学训练的经历，其知识背景正来源于“道德性命”，尤其是李东垣与朱丹溪，直以“理学弟子”自视。朱丹溪明确说道：“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医学上能够开宗立派，确实是有些来历的。四人中，刘河间与张子和是北方人，李东垣虽北方人，但出身豪富，交游贵介，别有一种生活见识。朱丹溪则是南方人，他们所主张的医学观点，与此亦有关联：“北方人饮食厚浊，夏则吞冰。冬则围火，当时非以寒凉或攻下不能治愈疾病，所以河间偏重寒凉而成为寒凉派，子和偏重攻下而成为攻下派”。李东垣因深知富人嗜欲逸乐的生活性情，“发明补脾升阳的办法。且考东垣行医的时候，适值元兵南下，京师戒严之后，当时的人大半起居不时，饮食不调，以致胃弱气乏，所以东垣用补中益气的方法，一治一效。这是东垣偏重于补土的原因”。朱丹溪“研求刘、张、李三家学说，推衍其义，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主重滋阴。因为当时是承平的时候，丹溪是南方人。他看见南方一般的人，身体柔弱好食者多，所以用清滋之品，颇能见效，这是丹溪偏重养阴的原因”。上说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尽管对于四大家的医学理论形成的分析略嫌简单，然而指出各派特点，还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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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后，明、清两代的医学，对前代各有所宗，各有承继，名医辈出，人数上远远超过宋、元，但在创建新的医学流派上，总起来看却成绩寥寥。有所谓温补派，为山阴张景岳所发明，他的见解是：“人之生气，以补阳为主。”喜欢用熟地黄入药，当时医坛戏称他张熟地。这一派的人不少，可以说统治了明代后期的医学，一直到清代的叶天士那里，才稍异“温补”之说，而代之“温热”之说。叶天士后，吴中徐灵胎为一时大家，但似乎于门户上反而淡漠了。中医学派的兴起，得力于宋代理学，但是近世以来，医学流派的这个“流”却停滞不前，分析其中原因，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给理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框住了。运气之说，寒也罢，热也罢，温也罢，凉也罢，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推明阴阳五行之理，证出一个医学上的“命于天而性于人”而已。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中国医学有了宗派，自然也少不了各派之间的论争。在中国医学的经验主义时期，宗派之争似乎很难达到学理的层次。先秦时代的地方医学派别，大概只能在医术的高下上彼此竞技，结果却出现了扁鹊在秦国为秦医有势力者所暗杀的残暴事件。从那以后，身处民间的医人们的竞技，事实上成了他们医术的互相保密，秘相授受，自生自灭。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出，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人那里，藏于秘囊之中，占为私有，大家彼此防范，论争是难以发生了。宗派的论争，出于学理不同，见解相异，亦从宋元之际的四大家开始。其中以刘河间与李东垣之间最突出。刘河间笃信古方，用寒凉药，他的理论是：六气都从火化，所以要降心火、益肾水，而李东垣师承张洁古的古今异轨思想，不用古方，坚持认为土为万物之母，治病在于补土，益气升阳。信古还是异古，不单单在是否坚持医药传统，而在于对传统医理的理解，亦即怎样认知“气”与“五行”间的相互转换关系。由此看来，刘河间不过重在降火而理气，从而求得水、火在人体内的平衡，李东垣却要加固根本之土，进而达到养气的目的，“气”养足了，阴阳自然调和。谁对谁错，是不好作出判断的，而且他们彼此也绝无打败谁、取代谁的可能，所以只有各行其是。当然论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带动了医学思路的扩张，也带来了医术的丰富多样，至少古方与今方，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映发，所以才有了后来朱丹溪参合古今，以滋阴为主的综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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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宋、元四家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朱丹溪，明中叶以前承传他的人还真不少，据《中国医学史》所列举，如戴思恭、原礼、虞搏、王纶、徐用诚、刘纯等人，都是认真遵从朱丹溪的理论的。直到山阴人张景岳发明“温补说”，才又有新的医派出现，这时候整个中国医学的重镇已经由北方移到江南。由张景岳的“温补”，再扩展到赵献可、薛立斋的“养火”，这一派大概也能代表江南医学的面目了。此时的医学理论之争，显然就是南派与北派之争，所以张景岳一出来就既反对刘河间又反对李东垣，兼带着连朱丹溪都攻击到了--因为朱丹溪的那一套也是从刘河间演变而来的。南派医学内部发生争执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的叶天士与薛生白，他们都同时是吴中负有盛名的医人，都以“温病”立论而修改了张景岳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两人攻讧得非常厉害。医理的分歧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不过根据《吴中名医录·薛生白传》中记，叶、薛同名于时，常互相抨击，但薛氏每见到叶氏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称叹。他们在医学观点上倒似乎相当宽容，反过来也见得两人的争论十有八九是互相较艺不服气的意思。由此观之，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余下的医学争论，在近世以来转向医学的国粹派与西学派之间的对峙，但以阴阳五行为主要特点的中医玄学，怎么能斗得了西方的实证科学?在西医科学理论的僭越下，失去了自身理论基础和思想特长的中医，其在中国的结局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谈中国传统医派及其论争，谈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现在有人还要提振兴中医、发展中医学派的话头，还真叫人一片迷茫，不知从何说起了。, http://www.100md.com(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