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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00md.com 2004年5月21日 新闻晨报
     “请恕我直言,您患的是淋巴癌!”面对癌症患者,当几乎国内所有医院的肿瘤科医生还在沿袭传统“隐瞒疗法”时,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医生突然一语道破。

    自今年4月开始,该科的8名大夫对前来就医的所有肿瘤病人说实话,将所患何种肿瘤、需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用什么药、有何副作用等真实情况一一告知患者,并在配套的化疗方案知情书上,第一次让患者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称之为“告知疗法”。 “知情权,他们(患者)被剥夺了太久!”日前,晨报特派记者专赴位于武昌的湖北省人民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张一桥直言感慨。

    一次2个小时的“告知”

    5月13日下午5时45分,吴山仍然没有离开康复楼二楼肿瘤科办公室,作为肿瘤科的白班医师,此刻离正常下班时间已过去了45分钟。

    他仍然无法下班,一个神情恍惚的中年男子与他一桌之隔。就在一个小时前,这名中年男子从吴山口中得知自己身患淋巴癌,脸上的表情便发生了从似哭非哭到神情恍惚的变化。

    这一个小时里,中年男子只说过3句话:“我早就猜到了,果然是这样!”;“我家里人知道了吗?”;“我还能活多久?”

    这3句话,吴山也早料到了。

    昨天,吴山耗费了一个小时,用来说服该男子的妻子接受医院对其丈夫采用“告知疗法”。吴山的说服理由大体有三:一、不直接告诉他,你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吗?二、抗肿瘤治疗方法通常对身体都有摧残影响,如果不告诉他,他不接受治疗,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病人的知情权。

    这3条是他们科室的医生集体设计出来的。自从有了这3条,说服家属的工作就没有失手过。

    前一天晚上,吴山在家设计了“告知方案”,后来中年男子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中。

    按计划,吴山一气抛出了5名淋巴肿瘤患者经他手治愈的病例。6时15分,中年男子紧皱的眉头松开了。

    最后的半个小时,中年男子主动就病情的治疗方案向吴山咨询了很多问题。6时45分,中年男子平静地离开了肿瘤科办公室。这次“告知”,耗时2个小时。吴山对记者说:“自从推行‘告知疗法’,我们这里所有的医生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增加2个小时。谁说医生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12年前留下的终身痛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两年前刚作为优秀人才被从其他医院挖来的戈伟,在同事和病人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一来因为其众多响当当的头衔:中国医学生物工程学会癌症治疗委员会委员、《世界肿瘤杂志》编委等,二来,对肿瘤病人推行“告知疗法”,他有着近10年的经验,他是肿瘤科医生中唯一一个对所有病人都做到实话实说的人。

    “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终身难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以12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作为开始。

    “1992年11月,我爱人的同学为她舅舅的病找到了我。这位49岁的病人,是武汉卷烟厂的优秀职工,家庭条件不错。诊断结果是肺癌两期到三期之间(中晚期),爱人同学和卷烟厂的领导都让我别将实情告诉他,大家都认为,对这么个好同志来说,说实情太残酷,但治疗一定要尽力,花再多的钱也不是问题。但周围的人在内包括我都没有告诉他实情。住院5-6天后,他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只11天,就死了。这个病人绝对不是死于肿瘤,而是精神崩溃。最后的3-5天,他24小时不睡觉,不停地问:‘我是不是得了癌,是不是马上要死亡了,你们是否没有办法了?’这个病人给我的触动是很大,一个不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人,因为对癌症的恐惧而被摧毁了。如果能够告诉他实情,再正确地引导他,他可能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得这么早。”

    戈伟告诉记者,自那年以后,他就开始决定对肿瘤病人实话实说,在借鉴了大量国外医生的经验,加上自己花了3年慢慢摸索,从1995年开始,他便再也没有“欺骗”过病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就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对肿瘤病人的‘告知疗法’,而我国还在沿用以前的做法,甚至病人躺在助推床上经过肿瘤科时,医生和护士还有意识地把肿瘤科几个字遮住,包括病房病床夹上的诊断也写假的,像什么肺部感染,胃肠炎。1996年开始,国内在肿瘤领域里出现了对‘告知疗法’的大讨论,有些肿瘤医院也开始了尝试,但成规模、成系统地推行似乎还没有。不过,这肯定是趋势!”戈伟分析道。

    “告知”不只是临床医生的事

    “其实,患者知情权的问题,早就被编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肿瘤科主任张一桥递给记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内页中写着“2002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1号令公布”,记者注意到,该条例的第十一条这样写道: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就是因为这最后一点,所以我们没有马上就实行,毕竟肿瘤病人不同于一般病人。”张一桥说,“目前‘告知疗法”也只是处于摸索期。即便“告知”,也不是莽撞的告知,这需要很高的技巧。”戈伟也持相同观点,但同时他认为,“告知”绝对不应该只是肿瘤科临床医生的事儿,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救助、辅导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至少得包括心理医生和临床医生,毕竟这些涉及到揣摩患者心理和情绪的工作,心理医生远比肿瘤科临床医生要在行。“国外的‘告知治疗’是个通力合作的过程。现在英国已经得出了‘用告知疗法,几乎不会给病人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结论。” (童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