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手术疗效好 12年中16例 心脏移植为何“热”不起来？
在不久前召开的某国际心血管病研讨会上，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的北京安贞医院的一条资料引起了本报记者极大的关注。该资料说：“心脏移植在本院早已成为一种常规手术，从1992年至今，这一手术已开展16例。”这话很让人费解：心脏移植既然在该院是“常规手术”，何以12年中才做了区区16例？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博士生导师、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孟旭主任医师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万峰教授。
“常规手术”不常做
“心脏移植手术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开展至今，已发展成为终末期心脏病人的常规治疗方法。说它是常规手术，是指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已成为常规的手术技术。应该说，受过良好训练的心外科医生都能做这一手术。目前在国内的许多大医院都有条件开展。”提及心脏移植手术技术，万峰主任如是说。而术后用药也不存在问题，“所用的免疫抑制剂已过关，和肾移植后的用药是完全一样的。”孟旭主任说。至于术后的效果，万峰主任认为也是相当不错的：“目前心脏移植后，病人一年的存活率可达到85%-90%以上，5年的存活率可达到70%-80%，10年的存活率可达到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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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常规开展，效果又不错的晚期心脏病人的救命方法，目前却迟迟开展不起来。孟旭主任说：“心脏移植与肾脏移植开展的时间同是20世纪60年代，但肾移植目前在全国已经比较普遍，心脏移植开展得却很少。与心脏移植和肾移植相比，肝移植开展得最晚，却发展很快。”据万峰主任介绍，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病人需要接受心脏移植，实际做的人却很少。目前，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在我国每年都可达到1000例，而心脏移植可能还达不到50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截止到目前才做了2例。即使是在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的北京安贞医院，从1992年至今也才做了16例。“心脏移植后，有一半的人可以多活10年，单从花费上来说也是值得的。但现在悲哀的是：我们有能力给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包括人工心脏、心脏移植，但由于观念、知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使许多终末期的心脏病人因错过这一救治机会而失去了生命。”万峰主任说。
孟旭主任向记者讲诉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30多岁的男性心衰患者，曾于两年前就诊于北京安贞医院。医生提出心脏移植的建议，但并未被患者接受。当时医生的告诫是，如果再等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在此后的两年中，这位患者反复住院，多方用药，总想再等等看，对心脏移植总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一次的住院抢救治疗，终于使家属彻底想通，决定第二天送病人到北京安贞医院接受心脏移植。然而，几乎已失去意识的患者就在被送上急救车10分钟后便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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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让心脏移植“稀有”？
相关名词
心脏移植：指整体心脏移植(原位心脏移植)，血型相合是主要指标。
人工心脏：一种临时代替心脏功能的装置，可挂在体外，也可埋于体内。它是病人维持生命、等待供体以接受心脏移植的桥梁。
既然是常规手术，为什么接受者寥寥？既然技术成熟疗效好，为什么迟迟开展不起来？既然被多次告知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又为什么对救命的手术一拖再拖？两位专家告诉记者，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观念：不是我的“心”
孟旭主任说，许多人可以接受肝移植、肾移植，但对于“不是我的心”的事实则不易接受。“心”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自我”的一种象征，而非仅仅一个供血器官。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科普知识也造成患者当断不断。心脏疾病的反复性大，进程长，药物治疗下病情好转的“表象”常常麻痹病人及家属，使他们总寄希望于这种保守治疗。而且，这时面对医生介绍的诸如安装起搏器、部分心脏切除甚至骨髓干细胞移植等方法时，患者也会犹豫，总是寄希望于其它手段。因此，当面临治疗的选择时，孟旭主任认为患者最好到大型医院或是专科医院与医生做面对面的交流后，再做决定。万峰主任则补充认为，肝肾移植前的病人看上去都还算是“健康人”，但心脏终末期的病人看上去多已经“不行了”，很多人对于再扔十几万元多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此，他告诉人们，对心脏终末期的病人如果积极救治，也完全有可能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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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抓不准“时机”
患者面对心脏移植时的犹豫，除了缺乏相应的知识外，还与心脏移植前心脏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据万峰主任介绍，其一，肝脏病、肾脏病晚期都有一个病情逐渐加重的过程，但晚期的心脏疾病在时间上却没有这一过程，要么病情缓解，要么发生猝死，一下子就致命。心脏疾病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等待供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般根据病人的预期寿命来决定病人是否接受心脏移植。“在国外，病人的预期寿命为1年至2年时便可以考虑接受心脏移植。目前在国内，人们能够接受心脏移植的预期寿命相对要短一些，这使医生更难把握，病人也更容易失去机会。”万峰主任说。但如何预测病人的预期寿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标准，与医生各自的经验相关。“病人好的时候不知能活多久，而病人在这个时候对心脏移植也不大容易接受，等到药物抢救无效、需要做移植时，往往就晚了，又无合适的供体。”其二，终末期的肾脏病可以通过透析、使用人工肾等方式来缓解病情，这些方式在疾病和移植之间起着一种过渡期的“桥梁”作用。虽然目前临床上推荐病人使用人工心脏来临时缓解病情，使病人有时间等待合适的供体，但这一技术目前在国内并未得到很好的开展，这也是目前心脏移植开展的障碍之一。“装一个人工心脏几十万元，心脏移植又要十几万元，这样的负担很少有人能够承受。”万峰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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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病人“移”不起
提及手术的费用，孟旭主任认为现行医保对器官移植的准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心脏移植的开展。“心脏移植后的用药和肾移植是完全一样的———任何器官移植后所进行的治疗都是控制免疫排斥反应，所用的药物也基本相同。但目前肾移植的手术费和药费可以部分报销，心脏移植的费用却没有纳入医保。”他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同样的一种药物，如果用于肾脏移植，患者可以从保险那里报销80%的费用，而如果这种药物用于心脏移植后，就变为全部自费了。”他说，目前心脏移植的平均费用约为15万元左右，即使目前医院只收成本费用，即将住院费、手术费全都免去后将费用控制在10万元左右，即使病人可以负担移植的全部费用，但病人后续治疗可能仍然跟不上。因为术后每年的治疗费用仍需2万元左右，这对百姓仍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医保可以解决的话，那么百姓每年只需负担20%的费用，即4000元，还是可以接受的。据介绍，医保对心脏移植的这一规定目前在全国各地总体上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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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资源非常少
“供体来源太少是目前制约心脏移植开展的重要因素。”万峰主任这样认为。他告诉记者，与肝、肾移植相比，心脏移植对供体的要求更高。心脏停跳后的肝、肾都可以用于移植，但这时的心脏就不能用作移植了。国外获取用于移植的心脏通常是在医院进行，但我国目前获取心脏却很难，往往是获得10个肝脏、肾脏也取不到一个可以用于移植的心脏。国外在脑死亡立法的情况下，心脏供体尚且不足，我国未出台脑死亡法，供体来源就更少了。
孟旭主任告诉记者，我国心脏移植从1979年在上海出现第一例至今也才开展了200例左右，而国外到20世纪末心脏移植的数量已经有大约6万例左右，每年约有4000-5000例，其中有一半集中在美国。这与美国脑死亡立法以及具有良好的机制有关。据介绍，美国有专门负责供体的中心，并实行全国联网，随时掌握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车祸、脑死亡等情况，从而保证了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供体。而各大医院则与上述中心联络，提供所需供体的信息，然后依照信息提供的时间先后“排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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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在目前供体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对本来就不多的供体资源也未见得能够充分利用。”万峰主任说。这即是说，虽说我国的资源很少，但依然存在着浪费的情况。如果能够把这现有的资源利用好，我国心脏移植的例数也不应该是目前的每年30-50例，而应是每年300-500例。
医院：赔钱赚吆喝
“在通常顺利的情况下，心脏移植手术的总花费可控制在10万元左右，和肝肾移植、心脏搭桥相比并不是很贵。然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通常是赔钱做的。”万峰主任介绍，医院为了开创某一治疗项目，往往会重点保护这一项目，而不会考虑经济上的问题，这时往往会超出预算。此外，术中的意外也常常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告诉病人有10万元就可以考虑做心脏移植的话，那么医院为了更加保险而使用一些超常的保护措施及术中出现意外使费用超出10万元时，超出的部分自然就要由医院来承担。只有医院做得多了、顺了，费用才能跟着降为常规的标准，甚至8-10万元就可以了———而这一手术在医院越是开展得好，对病人也就越是有利，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但目前由于这一手术开展不起来，因而对多数医院来说，只是赔钱赚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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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主任想告诉患者的是：终末期的心脏病人在药物治疗无效时并非没有了办法，阻挡死神还有心脏移植这条最后的防线，心脏移植和所有的手术一样是安全、有效的。孟旭主任则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心脏移植的准入制度，以保证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能够在开展例数多、手术经验丰富的医院进行。这样既可以减轻医院和病人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使手术的质量得到保证。
受访专家简介
万峰：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门诊时间：特需门诊预约。
孟旭：博士生导师、北京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常务委员、北京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http://www.100md.com(本报记者 杨锐)
“常规手术”不常做
“心脏移植手术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开展至今，已发展成为终末期心脏病人的常规治疗方法。说它是常规手术，是指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已成为常规的手术技术。应该说，受过良好训练的心外科医生都能做这一手术。目前在国内的许多大医院都有条件开展。”提及心脏移植手术技术，万峰主任如是说。而术后用药也不存在问题，“所用的免疫抑制剂已过关，和肾移植后的用药是完全一样的。”孟旭主任说。至于术后的效果，万峰主任认为也是相当不错的：“目前心脏移植后，病人一年的存活率可达到85%-90%以上，5年的存活率可达到70%-80%，10年的存活率可达到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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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常规开展，效果又不错的晚期心脏病人的救命方法，目前却迟迟开展不起来。孟旭主任说：“心脏移植与肾脏移植开展的时间同是20世纪60年代，但肾移植目前在全国已经比较普遍，心脏移植开展得却很少。与心脏移植和肾移植相比，肝移植开展得最晚，却发展很快。”据万峰主任介绍，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病人需要接受心脏移植，实际做的人却很少。目前，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在我国每年都可达到1000例，而心脏移植可能还达不到50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截止到目前才做了2例。即使是在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的北京安贞医院，从1992年至今也才做了16例。“心脏移植后，有一半的人可以多活10年，单从花费上来说也是值得的。但现在悲哀的是：我们有能力给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包括人工心脏、心脏移植，但由于观念、知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使许多终末期的心脏病人因错过这一救治机会而失去了生命。”万峰主任说。
孟旭主任向记者讲诉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30多岁的男性心衰患者，曾于两年前就诊于北京安贞医院。医生提出心脏移植的建议，但并未被患者接受。当时医生的告诫是，如果再等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在此后的两年中，这位患者反复住院，多方用药，总想再等等看，对心脏移植总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一次的住院抢救治疗，终于使家属彻底想通，决定第二天送病人到北京安贞医院接受心脏移植。然而，几乎已失去意识的患者就在被送上急救车10分钟后便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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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让心脏移植“稀有”？
相关名词
心脏移植：指整体心脏移植(原位心脏移植)，血型相合是主要指标。
人工心脏：一种临时代替心脏功能的装置，可挂在体外，也可埋于体内。它是病人维持生命、等待供体以接受心脏移植的桥梁。
既然是常规手术，为什么接受者寥寥？既然技术成熟疗效好，为什么迟迟开展不起来？既然被多次告知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又为什么对救命的手术一拖再拖？两位专家告诉记者，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观念：不是我的“心”
孟旭主任说，许多人可以接受肝移植、肾移植，但对于“不是我的心”的事实则不易接受。“心”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自我”的一种象征，而非仅仅一个供血器官。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科普知识也造成患者当断不断。心脏疾病的反复性大，进程长，药物治疗下病情好转的“表象”常常麻痹病人及家属，使他们总寄希望于这种保守治疗。而且，这时面对医生介绍的诸如安装起搏器、部分心脏切除甚至骨髓干细胞移植等方法时，患者也会犹豫，总是寄希望于其它手段。因此，当面临治疗的选择时，孟旭主任认为患者最好到大型医院或是专科医院与医生做面对面的交流后，再做决定。万峰主任则补充认为，肝肾移植前的病人看上去都还算是“健康人”，但心脏终末期的病人看上去多已经“不行了”，很多人对于再扔十几万元多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此，他告诉人们，对心脏终末期的病人如果积极救治，也完全有可能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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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抓不准“时机”
患者面对心脏移植时的犹豫，除了缺乏相应的知识外，还与心脏移植前心脏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据万峰主任介绍，其一，肝脏病、肾脏病晚期都有一个病情逐渐加重的过程，但晚期的心脏疾病在时间上却没有这一过程，要么病情缓解，要么发生猝死，一下子就致命。心脏疾病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等待供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般根据病人的预期寿命来决定病人是否接受心脏移植。“在国外，病人的预期寿命为1年至2年时便可以考虑接受心脏移植。目前在国内，人们能够接受心脏移植的预期寿命相对要短一些，这使医生更难把握，病人也更容易失去机会。”万峰主任说。但如何预测病人的预期寿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标准，与医生各自的经验相关。“病人好的时候不知能活多久，而病人在这个时候对心脏移植也不大容易接受，等到药物抢救无效、需要做移植时，往往就晚了，又无合适的供体。”其二，终末期的肾脏病可以通过透析、使用人工肾等方式来缓解病情，这些方式在疾病和移植之间起着一种过渡期的“桥梁”作用。虽然目前临床上推荐病人使用人工心脏来临时缓解病情，使病人有时间等待合适的供体，但这一技术目前在国内并未得到很好的开展，这也是目前心脏移植开展的障碍之一。“装一个人工心脏几十万元，心脏移植又要十几万元，这样的负担很少有人能够承受。”万峰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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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病人“移”不起
提及手术的费用，孟旭主任认为现行医保对器官移植的准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心脏移植的开展。“心脏移植后的用药和肾移植是完全一样的———任何器官移植后所进行的治疗都是控制免疫排斥反应，所用的药物也基本相同。但目前肾移植的手术费和药费可以部分报销，心脏移植的费用却没有纳入医保。”他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同样的一种药物，如果用于肾脏移植，患者可以从保险那里报销80%的费用，而如果这种药物用于心脏移植后，就变为全部自费了。”他说，目前心脏移植的平均费用约为15万元左右，即使目前医院只收成本费用，即将住院费、手术费全都免去后将费用控制在10万元左右，即使病人可以负担移植的全部费用，但病人后续治疗可能仍然跟不上。因为术后每年的治疗费用仍需2万元左右，这对百姓仍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医保可以解决的话，那么百姓每年只需负担20%的费用，即4000元，还是可以接受的。据介绍，医保对心脏移植的这一规定目前在全国各地总体上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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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资源非常少
“供体来源太少是目前制约心脏移植开展的重要因素。”万峰主任这样认为。他告诉记者，与肝、肾移植相比，心脏移植对供体的要求更高。心脏停跳后的肝、肾都可以用于移植，但这时的心脏就不能用作移植了。国外获取用于移植的心脏通常是在医院进行，但我国目前获取心脏却很难，往往是获得10个肝脏、肾脏也取不到一个可以用于移植的心脏。国外在脑死亡立法的情况下，心脏供体尚且不足，我国未出台脑死亡法，供体来源就更少了。
孟旭主任告诉记者，我国心脏移植从1979年在上海出现第一例至今也才开展了200例左右，而国外到20世纪末心脏移植的数量已经有大约6万例左右，每年约有4000-5000例，其中有一半集中在美国。这与美国脑死亡立法以及具有良好的机制有关。据介绍，美国有专门负责供体的中心，并实行全国联网，随时掌握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车祸、脑死亡等情况，从而保证了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供体。而各大医院则与上述中心联络，提供所需供体的信息，然后依照信息提供的时间先后“排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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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在目前供体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对本来就不多的供体资源也未见得能够充分利用。”万峰主任说。这即是说，虽说我国的资源很少，但依然存在着浪费的情况。如果能够把这现有的资源利用好，我国心脏移植的例数也不应该是目前的每年30-50例，而应是每年300-500例。
医院：赔钱赚吆喝
“在通常顺利的情况下，心脏移植手术的总花费可控制在10万元左右，和肝肾移植、心脏搭桥相比并不是很贵。然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通常是赔钱做的。”万峰主任介绍，医院为了开创某一治疗项目，往往会重点保护这一项目，而不会考虑经济上的问题，这时往往会超出预算。此外，术中的意外也常常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告诉病人有10万元就可以考虑做心脏移植的话，那么医院为了更加保险而使用一些超常的保护措施及术中出现意外使费用超出10万元时，超出的部分自然就要由医院来承担。只有医院做得多了、顺了，费用才能跟着降为常规的标准，甚至8-10万元就可以了———而这一手术在医院越是开展得好，对病人也就越是有利，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但目前由于这一手术开展不起来，因而对多数医院来说，只是赔钱赚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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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主任想告诉患者的是：终末期的心脏病人在药物治疗无效时并非没有了办法，阻挡死神还有心脏移植这条最后的防线，心脏移植和所有的手术一样是安全、有效的。孟旭主任则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心脏移植的准入制度，以保证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能够在开展例数多、手术经验丰富的医院进行。这样既可以减轻医院和病人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使手术的质量得到保证。
受访专家简介
万峰：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门诊时间：特需门诊预约。
孟旭：博士生导师、北京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常务委员、北京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http://www.100md.com(本报记者 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