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沙士”的反思及其啓示
李致重
今年春季突如其來、悄然而逝的“沙士”，在西醫(即西醫、西藥學)來說是新課題，在中醫(即中醫藥學)來說卻是老問題。西醫在流行病、傳染病方面有顯而易見的“外因決定論”傾向，對病毒性疾病也必然是“以病毒爲本”。而引發“沙士”的變異冠狀病毒過去未曾見過，也便因其新、無所知、無所措而驚恐有加。中醫則認爲，所有的外感病都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既強調“天人相應”，更強調“以人爲本”。在這些思想下形成的中醫外感病辨證論治體系，已經成功地經受了近兩千年的實踐檢驗。
香港在“沙士”防治過程中的主要問題，是醫學界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太深。這也是世界範圍內在“沙士”的防治上，存在失誤的一個共同原因。
“近代科學主義”，即以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爲衡量一切科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或唯一標準。在這一問題上，西方社會對其提出質疑和批評，已經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了。
西醫在近代的迅速發展，得濟於近代物理學、化學等方面的成果。然而西方人都知道：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最後才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並把萬物交給人來管理。所以人的地位高於萬物，也比萬物更趨於完善。西方人也知道：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爲“理性動物”。這種具有“理性”思維的，因自身新陳代謝能力而活著“動”著的“物”，遠比生物界、非生物界的其他任何物都要複雜得多。爲“近代科學主義”所陶醉的人應該知道：人可以用物理學、化學的方法對自然界之物剖析後再組裝，分解後再化合，製造出包括機器人在內的非生物界五彩繽紛的新産品。而人類在生物(包括醫學)領域遇到了難題——人可以拆開細胞、拆開基因，卻創造不出一個活的基因、組合不出一個活的細胞。中國人當然更應該知道：人是萬物之靈，人與天、地，並列爲“三才”。如果物理學、化學不能解釋天、地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那就肯定不可能解釋和駕馭與人生命相關聯的更複雜的一切。正因爲如此，也便爲中醫學、乃至世界上其他傳統醫學的存在，自然而然地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空間。
其實，不需要再做論證而已足以說明，在整個人類醫學科學裏，中醫和西醫都只是、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一個分枝——誰也不要自命爲人類醫學科學的全部或者代表。所以，用近代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爲衡量中醫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或唯一標準，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裏所要指出的“近代科學主義”的問題。
儘管中醫在自己的本土上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干擾爲時已久，但國際間與中醫的交流不深、時間不長，中醫的苦衷國際間未必能夠真正理解。值得指出的是，國際上至今習慣地認爲，西醫是世界上的主流醫學。而對西醫自身的“近代科學主義”，國際上卻至今爲“習慣”所迷惑，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自警。直到全世界共同面對“沙士”的今天，才讓世人開始感覺到，人類醫學領域的“近代科學主義”不但困擾著中醫，同樣困擾著西醫，而且己經成爲影響國際間中、西醫交流、合作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醫和西醫是兩個概念、範疇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站在中醫角度上來講，我們主張臨床上“中西醫配合”，爲提高療效而共同努力。但我們反對“近代科學主義”，反對“重西輕中”，反對“以西代中”以及一切排斥、歧視中醫科學價值的態度和做法。
香港在防治“沙士”中的“近代科學主義”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實施、指引“沙士”預防中，把“近代科學主義”擴大化、國際化了。
中國的《憲法》中明確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中國的衛生工作方針也相應規定，要“中西醫並重”；在中國，中醫與西醫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並列的兩種主流醫學，共同承擔著國民的防病治病任務。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來到一個主權國家辦事，上述情況，不容忽視。
今年5月在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上通過的《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中指出：支持使用傳統醫學，“並根據本國情況將其納入國家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的中醫學在世界傳統醫學中，其理論體系最完整，歷史最悠久，治療方法最豐富，實踐效果最好。所以在中國，把中、西醫並列爲主流醫學是理所當然的。
按照上述《戰略》的精神，中國的中醫應當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鼓勵，應當受到尊重；中國的醫療模式也應當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應當受到稱讚和維護。而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中國實施和指引防治“沙士”的過程中，違背了《戰略》的精神，陷入了“近代科學主義”。當事者完全以西醫對待病毒性疾病的理念爲出發點，對中國現行的醫療模式和中國的中醫，其尊重遠遠不夠。因此，對中國“沙士”的防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給中醫理所當然地進入防治“沙士”第一線，人爲的增加了不應有的困難。在這一問題上，香港更深受其誤。
二、“疫苗研製熱”，脫離臨床，脫離現實。科學表明，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之後，針對其病源病毒而研製特異性預防疫苗的周期，最快也需要一、二年時間。在“沙士”爆發期間，應首先研究該病毒生存的自然環境及其條件，再以此爲基礎，進一步研製出有效的滅毒方法和滅毒藥物。這對於有效遏制疾病的蔓延來說，是當其時最爲迫切的研究課題。而世界各地知名的病毒學家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競爭於病毒基因排序、研發疫苗的前沿陣地，未免有先後顛倒、緩急不分之誤。其實在察明變異冠狀病毒及其基因排序之後，接下去研製針對健康人群及其公共環境的滅毒方法和藥物，只不過最一般的技術性問題而已。但在這一難度不高、費力不大、周期不會長、現實最需要的重要問題上，作出系統性研究，並取得針對性較強而又經濟實用的系列性滅毒方法和藥物者，似乎還很少看到。尤其在內地已有強調通風、透光、紫外線滅毒等經驗之後，香港醫學界對醫院內部的滅毒方法仍然缺少多方位的反應與關注。這是形成醫護人員感染居高不下，醫院內部發病延續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超越臨床病情，甚至超越理性原則而大劑量、長時間使用利巴韋林、類固醇，是“近代科學主義”在“沙士”治療上的頑固表現。人所共知，與治療細菌性疾病不同，西醫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療上，至今沒有找到殺滅進入人體細胞內的病毒微生物的特異性藥物。有限的幾種包括利巴韋林在內的具有抑制病毒作用的藥物，從整體上看，尚處於經驗積累或者探索性的階段。所以，不論抗病毒藥物還是包括“沙士”在內的各種病毒性疾病的治療，還面臨許許多多更嚴峻的問題需要進行研究。在這些基本前提下，“大劑量、長時間”使用利巴韋林、類固醇二藥治療“沙士”，本來就隱含著幾分無可奈何，幾分孤注一擲。然而，在國內外對上述二藥提出廣泛質疑，在中醫藥治療效果被普遍證實，在香港已發現許多嚴重副作用病例的情況下，4月下旬，香港醫學界仍然堅持說：“既然沒有更好的選擇……本港仍以利巴韋林和類固醇爲一線藥物”。這一態度，不正是“近代科學主義”逼出來的嘛!
四、管理上“重西輕中”，是香港醫學界又一失誤。對中醫的科學原理缺少真正的認識，影響管理的水平；對西醫治療“沙士”的局限性缺乏應有的自知之明和理性反思，影響決策的科學與公正。香港中醫界學術水平參差，是過去的歷史造成的；中醫隊伍水平參差與中醫學自身的科學價值，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而真正的出路在優化組合既有的人才資源，即足以發揮在港中醫防治“沙士”的特長。在國內中醫藥一再取得滿意療效的事實面前，猶豫不決、延誤治療，其代價與教訓，更令中醫界倍感沉痛。
基於以上說明，有理由認爲：
一、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預防“沙士”過程中“近代科學主義”的一些做法，與本組織56屆大會上通過的《傳統醫學戰略》精神相違背。爲此，應當就此問題向全世界醫學界做出檢討，並特別向中國、尤其是中國的中醫界做出道歉。
二、香港的醫療條件、設施居世界一流水平；其他“沙士”病流行的國家、地區，其醫療環境幾乎皆比廣東省好得多。而香港“沙士”病死亡率爲17%，廣東省僅爲3.8%。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60例病人，患者無一例死亡，醫護人員無一例被感染。香港醫學界應就此痛下決心，爲中醫在香港的發展儘快採取積極、有效的行動。
三、中醫主張人應當順應天地大道，來穩定人的生命之道——因爲天地之道大於人的生命之道。中醫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因爲人的生命之道大於病邪的生命之道。西醫主張外因決定論，眼睛裏只有病毒和被病毒損傷的肺，作爲醫學中心地位和終極目的的人，反而被醫學邊緣化、甚至被奴役了——好象病毒比人大，人只能聽從病毒的擺佈。病毒從何而來、因何而去，至今茫然不知，卻要說“人定勝天”——好象這個時代的人比天大，可以無視天地之道。然而我相信，“沙士”對人類醫學別有啓示：當今是一個“近代科學主義”影響下的技術瘋狂時代。因此西醫需要反思，以防止技術瘋狂時代對醫學科學的污染；中醫需要反思，以坦然面對技術瘋狂時代而振作精神，走向復興。
四、“沙士”的肆瘧清楚表明，中國是《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強有力的推動者，更是世界各國當之無愧的表率。“沙士”的肆瘧對人類醫學還別有啓示：“中西醫並重”將會成爲人類醫學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人類若能克服狂妄，擺脫愚昧，這一啓示將會通過今後的行動，逐步變爲現實。, 百拇医药
今年春季突如其來、悄然而逝的“沙士”，在西醫(即西醫、西藥學)來說是新課題，在中醫(即中醫藥學)來說卻是老問題。西醫在流行病、傳染病方面有顯而易見的“外因決定論”傾向，對病毒性疾病也必然是“以病毒爲本”。而引發“沙士”的變異冠狀病毒過去未曾見過，也便因其新、無所知、無所措而驚恐有加。中醫則認爲，所有的外感病都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既強調“天人相應”，更強調“以人爲本”。在這些思想下形成的中醫外感病辨證論治體系，已經成功地經受了近兩千年的實踐檢驗。
香港在“沙士”防治過程中的主要問題，是醫學界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太深。這也是世界範圍內在“沙士”的防治上，存在失誤的一個共同原因。
“近代科學主義”，即以近代物理學、化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爲衡量一切科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或唯一標準。在這一問題上，西方社會對其提出質疑和批評，已經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了。
西醫在近代的迅速發展，得濟於近代物理學、化學等方面的成果。然而西方人都知道：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最後才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並把萬物交給人來管理。所以人的地位高於萬物，也比萬物更趨於完善。西方人也知道：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爲“理性動物”。這種具有“理性”思維的，因自身新陳代謝能力而活著“動”著的“物”，遠比生物界、非生物界的其他任何物都要複雜得多。爲“近代科學主義”所陶醉的人應該知道：人可以用物理學、化學的方法對自然界之物剖析後再組裝，分解後再化合，製造出包括機器人在內的非生物界五彩繽紛的新産品。而人類在生物(包括醫學)領域遇到了難題——人可以拆開細胞、拆開基因，卻創造不出一個活的基因、組合不出一個活的細胞。中國人當然更應該知道：人是萬物之靈，人與天、地，並列爲“三才”。如果物理學、化學不能解釋天、地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那就肯定不可能解釋和駕馭與人生命相關聯的更複雜的一切。正因爲如此，也便爲中醫學、乃至世界上其他傳統醫學的存在，自然而然地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空間。
其實，不需要再做論證而已足以說明，在整個人類醫學科學裏，中醫和西醫都只是、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一個分枝——誰也不要自命爲人類醫學科學的全部或者代表。所以，用近代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爲衡量中醫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或唯一標準，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裏所要指出的“近代科學主義”的問題。
儘管中醫在自己的本土上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干擾爲時已久，但國際間與中醫的交流不深、時間不長，中醫的苦衷國際間未必能夠真正理解。值得指出的是，國際上至今習慣地認爲，西醫是世界上的主流醫學。而對西醫自身的“近代科學主義”，國際上卻至今爲“習慣”所迷惑，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自警。直到全世界共同面對“沙士”的今天，才讓世人開始感覺到，人類醫學領域的“近代科學主義”不但困擾著中醫，同樣困擾著西醫，而且己經成爲影響國際間中、西醫交流、合作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醫和西醫是兩個概念、範疇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站在中醫角度上來講，我們主張臨床上“中西醫配合”，爲提高療效而共同努力。但我們反對“近代科學主義”，反對“重西輕中”，反對“以西代中”以及一切排斥、歧視中醫科學價值的態度和做法。
香港在防治“沙士”中的“近代科學主義”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實施、指引“沙士”預防中，把“近代科學主義”擴大化、國際化了。
中國的《憲法》中明確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中國的衛生工作方針也相應規定，要“中西醫並重”；在中國，中醫與西醫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並列的兩種主流醫學，共同承擔著國民的防病治病任務。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來到一個主權國家辦事，上述情況，不容忽視。
今年5月在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上通過的《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中指出：支持使用傳統醫學，“並根據本國情況將其納入國家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的中醫學在世界傳統醫學中，其理論體系最完整，歷史最悠久，治療方法最豐富，實踐效果最好。所以在中國，把中、西醫並列爲主流醫學是理所當然的。
按照上述《戰略》的精神，中國的中醫應當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鼓勵，應當受到尊重；中國的醫療模式也應當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應當受到稱讚和維護。而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中國實施和指引防治“沙士”的過程中，違背了《戰略》的精神，陷入了“近代科學主義”。當事者完全以西醫對待病毒性疾病的理念爲出發點，對中國現行的醫療模式和中國的中醫，其尊重遠遠不夠。因此，對中國“沙士”的防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給中醫理所當然地進入防治“沙士”第一線，人爲的增加了不應有的困難。在這一問題上，香港更深受其誤。
二、“疫苗研製熱”，脫離臨床，脫離現實。科學表明，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之後，針對其病源病毒而研製特異性預防疫苗的周期，最快也需要一、二年時間。在“沙士”爆發期間，應首先研究該病毒生存的自然環境及其條件，再以此爲基礎，進一步研製出有效的滅毒方法和滅毒藥物。這對於有效遏制疾病的蔓延來說，是當其時最爲迫切的研究課題。而世界各地知名的病毒學家受“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競爭於病毒基因排序、研發疫苗的前沿陣地，未免有先後顛倒、緩急不分之誤。其實在察明變異冠狀病毒及其基因排序之後，接下去研製針對健康人群及其公共環境的滅毒方法和藥物，只不過最一般的技術性問題而已。但在這一難度不高、費力不大、周期不會長、現實最需要的重要問題上，作出系統性研究，並取得針對性較強而又經濟實用的系列性滅毒方法和藥物者，似乎還很少看到。尤其在內地已有強調通風、透光、紫外線滅毒等經驗之後，香港醫學界對醫院內部的滅毒方法仍然缺少多方位的反應與關注。這是形成醫護人員感染居高不下，醫院內部發病延續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超越臨床病情，甚至超越理性原則而大劑量、長時間使用利巴韋林、類固醇，是“近代科學主義”在“沙士”治療上的頑固表現。人所共知，與治療細菌性疾病不同，西醫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療上，至今沒有找到殺滅進入人體細胞內的病毒微生物的特異性藥物。有限的幾種包括利巴韋林在內的具有抑制病毒作用的藥物，從整體上看，尚處於經驗積累或者探索性的階段。所以，不論抗病毒藥物還是包括“沙士”在內的各種病毒性疾病的治療，還面臨許許多多更嚴峻的問題需要進行研究。在這些基本前提下，“大劑量、長時間”使用利巴韋林、類固醇二藥治療“沙士”，本來就隱含著幾分無可奈何，幾分孤注一擲。然而，在國內外對上述二藥提出廣泛質疑，在中醫藥治療效果被普遍證實，在香港已發現許多嚴重副作用病例的情況下，4月下旬，香港醫學界仍然堅持說：“既然沒有更好的選擇……本港仍以利巴韋林和類固醇爲一線藥物”。這一態度，不正是“近代科學主義”逼出來的嘛!
四、管理上“重西輕中”，是香港醫學界又一失誤。對中醫的科學原理缺少真正的認識，影響管理的水平；對西醫治療“沙士”的局限性缺乏應有的自知之明和理性反思，影響決策的科學與公正。香港中醫界學術水平參差，是過去的歷史造成的；中醫隊伍水平參差與中醫學自身的科學價值，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而真正的出路在優化組合既有的人才資源，即足以發揮在港中醫防治“沙士”的特長。在國內中醫藥一再取得滿意療效的事實面前，猶豫不決、延誤治療，其代價與教訓，更令中醫界倍感沉痛。
基於以上說明，有理由認爲：
一、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在預防“沙士”過程中“近代科學主義”的一些做法，與本組織56屆大會上通過的《傳統醫學戰略》精神相違背。爲此，應當就此問題向全世界醫學界做出檢討，並特別向中國、尤其是中國的中醫界做出道歉。
二、香港的醫療條件、設施居世界一流水平；其他“沙士”病流行的國家、地區，其醫療環境幾乎皆比廣東省好得多。而香港“沙士”病死亡率爲17%，廣東省僅爲3.8%。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60例病人，患者無一例死亡，醫護人員無一例被感染。香港醫學界應就此痛下決心，爲中醫在香港的發展儘快採取積極、有效的行動。
三、中醫主張人應當順應天地大道，來穩定人的生命之道——因爲天地之道大於人的生命之道。中醫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因爲人的生命之道大於病邪的生命之道。西醫主張外因決定論，眼睛裏只有病毒和被病毒損傷的肺，作爲醫學中心地位和終極目的的人，反而被醫學邊緣化、甚至被奴役了——好象病毒比人大，人只能聽從病毒的擺佈。病毒從何而來、因何而去，至今茫然不知，卻要說“人定勝天”——好象這個時代的人比天大，可以無視天地之道。然而我相信，“沙士”對人類醫學別有啓示：當今是一個“近代科學主義”影響下的技術瘋狂時代。因此西醫需要反思，以防止技術瘋狂時代對醫學科學的污染；中醫需要反思，以坦然面對技術瘋狂時代而振作精神，走向復興。
四、“沙士”的肆瘧清楚表明，中國是《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戰略》強有力的推動者，更是世界各國當之無愧的表率。“沙士”的肆瘧對人類醫學還別有啓示：“中西醫並重”將會成爲人類醫學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人類若能克服狂妄，擺脫愚昧，這一啓示將會通過今後的行動，逐步變爲現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