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

    1994年冬，友人樊正伦以他与潘桂娟博士合着的《日本汉方医学》(以下简称《汉方》)一书相赠。全书用84万余言，介绍了一千多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衰史。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可谓国内关于日本汉方医学变迁的第一本专著。汉方医学，即日本的中医药学。本人从事中医软科学研究多年，留意此类资料久矣。一册在手，如获至宝，研读数遍之后，终于透过字里行间发现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现依读书笔记，整理成此文，以为覆年之鉴。

    一、 重实用轻基础环境中的艰难发展

    东方文化的辉煌，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其次还有印度。中医药学即是在那个时期跳出经验医学的窠臼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要枝干，方药和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不断吸收着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营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根深叶茂，不断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邦。自隋代起，日本就有不少学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753年唐代僧人鉴真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叶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缓慢。尽管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已经“确定中医药学为其正统医学”(语出《汉方》，以下引文同)，尽管9世纪藤原佐世奉命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显示有167种 (1309卷)中医药著作传入日本，然而，束书不观，等于无书。这一时期日本的汉方医学始终处于重实用、重方药，轻基础理论的经验性吸收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中医药学的枝和叶，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根和本。

    比如，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写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医心方》(30卷)中“没有专论脏腑、经络、脉诊、治则的篇章，而是立足于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编纂的”。书中汇集的先秦到隋唐时期的166种中医药文献中，除7部医经类著作外，下余的则是本草、医方、针灸、养生、服食、房中等方面的著作。同期编纂的较有影响的方药类书籍还有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等人的《大同类聚方》，菅原岑嗣等人的《金兰方》，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等。然而出云广贞的《难经开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这两部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却未能传世即自行亡佚。

    再如，宋代的中医药学，尤其是《和剂局方》“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即木尾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