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

    20世纪，是西方近代文化、科学技术滚滚传入中国的一百年。在推动中国社会取得划时代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来，与任何文化、科学的发展一样——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既是时代性的，也是传统性的，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才是其历史性的整体。但在绵长的一百年里，主张取缔、废止者有之，认为其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者有之，坚持用西医药学(以下简称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其验证和改造，欲使“中医西医化”者亦有之。诚可谓百年困惑，危机时起。

    读《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20期记者朱彤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一文，感触良多。正如记者所谈，陈先生的许多观点，代表了“西化中医”者的看法。为此本文谨就其中的两个学术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正于同道。

    一、 关于“欧美文化中心论”和“西医一元观”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东方文化”即人们习惯所指的我国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先哲以及同时期印度一些思想家所奠基的文化与科学；“西方文化” 习惯上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与技术。一般认为，东方的思想家、科学家多以综合、演绎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宏观入手，以“物质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由一般到具体、由系统到要素地认识事物；而西方的近代科学家则多以分析、归纳的思维方式，以“运动着的物质”为研究对象，从局部、微观入手，由具体到一般、由结构到整体地认识事物。

    其实，用“东方”和“西方”来界定文化与科学的特点是不太恰当的。古代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古希腊医学之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养生观以及人体与自然相通的观点，与《黄帝内经》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所以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未拘泥于“东方”和“西方”的界定，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表述的观点认为，“东方文化”是人类“农业革命阶段”的产物，“西方文化”是人类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产物，而当代人类正进入“第三次浪潮文明阶段”，即“新技术革命阶段”。按照他的观点，习惯所讲的东、西方文化与科学不是简单的区域上的差别，而是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环境条件下，其自然观、方法论上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一者着重于整体、综合，多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一者着重于局部、分析，多运用还原性研究方法。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各类文化、科学间的关系，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对于“农业革命阶段”的文化与科学来说，就好象“在昔日的记忆中加上了一条彗星尾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