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法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让他的看守者与审判者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极度恐慌”：因为“担心押运途中出事”，于是就将看守所的提审室临时改造成法庭；为了“防止意外引起感染”，于是就用上了手套、口罩之类的“全副武装”；还由于有一点“心理障碍”，以致于“嫌犯用过的钢笔没人敢动”。
我突发奇想，假如法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那这位法官主审的庭审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这个假设不太恰当，可能性也不大――法官得了这病早就该回家休息治疗去了，但我仍然坚持作一点想象，想看看这与审理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庭审会有什么不同。
假如主审的法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样的庭审或许会有点紧张的气氛，但我想绝不会达到恐慌的地步；必要的防护还是会有的，但绝不会达到“全副武装”的程度；人们也不会担心这位法官可能“想不开”自残自虐或者做出恶意传染病毒的行为。对这位不幸的法官，人们还会给予同情与关照，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去帮助他履行好自己的审判职责。此外，人们还会充分考虑这位法官作为传染病患者所特有的敏感与自尊，避免伤害，避免误解，尽可能使他能够感受到家人、同事与社会的温暖，鼓励他正视现实，全力帮助他战胜病魔。
这样的假设是有根据的，前不久，就有位叫杜连义的警察被艾滋病患者咬了一口，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他后来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检查和防治措施”，我想，假如法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他开庭审理案件，一定不会被当成纯粹而且可能怀有恶意的“病源体”而被人处处时时提防着。
但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在审理他的法庭上，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与关照，他只能默默接受别人的异常目光与各种放肆而且毫无科学根据的防范措施，没有人会顾及他的感受与心情，他只是一个接受审判、听人摆布的嫌疑人，因为艾滋病，他还得承受额外的偏见与歧视。这一点，很多人却不愿承认，并且认为那些措施都是必要的。
对此，我的质疑有两点：一是犯了罪的艾滋病患者未必一定会有那报复他人与社会的阴暗心理，这种极少数个案推导出的结果根本就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准确性；二是这样的措施极大地伤害到艾滋病患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他们脆弱并且特别害怕被歧视的自尊心。
艾滋病病毒面前，没有什么法官、警察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区别，我们需要认真地防止病毒的传染，而且我们更需要善待所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给予他们基本的尊重与关怀。, 百拇医药
我突发奇想，假如法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那这位法官主审的庭审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这个假设不太恰当，可能性也不大――法官得了这病早就该回家休息治疗去了，但我仍然坚持作一点想象，想看看这与审理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庭审会有什么不同。
假如主审的法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样的庭审或许会有点紧张的气氛，但我想绝不会达到恐慌的地步；必要的防护还是会有的，但绝不会达到“全副武装”的程度；人们也不会担心这位法官可能“想不开”自残自虐或者做出恶意传染病毒的行为。对这位不幸的法官，人们还会给予同情与关照，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去帮助他履行好自己的审判职责。此外，人们还会充分考虑这位法官作为传染病患者所特有的敏感与自尊，避免伤害，避免误解，尽可能使他能够感受到家人、同事与社会的温暖，鼓励他正视现实，全力帮助他战胜病魔。
这样的假设是有根据的，前不久，就有位叫杜连义的警察被艾滋病患者咬了一口，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他后来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检查和防治措施”，我想，假如法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他开庭审理案件，一定不会被当成纯粹而且可能怀有恶意的“病源体”而被人处处时时提防着。
但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在审理他的法庭上，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与关照，他只能默默接受别人的异常目光与各种放肆而且毫无科学根据的防范措施，没有人会顾及他的感受与心情，他只是一个接受审判、听人摆布的嫌疑人，因为艾滋病，他还得承受额外的偏见与歧视。这一点，很多人却不愿承认，并且认为那些措施都是必要的。
对此，我的质疑有两点：一是犯了罪的艾滋病患者未必一定会有那报复他人与社会的阴暗心理，这种极少数个案推导出的结果根本就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准确性；二是这样的措施极大地伤害到艾滋病患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他们脆弱并且特别害怕被歧视的自尊心。
艾滋病病毒面前，没有什么法官、警察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区别，我们需要认真地防止病毒的传染，而且我们更需要善待所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给予他们基本的尊重与关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