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吸毒的艾滋病毒携带者生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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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5日
核心提示
4月下旬，一名自称艾滋病患者的人致电本报，希望在弥留之际能与记者谈话。记者与他断断续续接触了近一个月。记者看到了一个身患绝症者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发现人性中的种种劣根在肆无忌惮地表演：撒谎、乞讨、偷着继续吸毒……不少专家称，这些特征在很多艾滋病人群尤其是吸毒感染的人群中大量存在。我们不是要去谴责谁，因为，一个被死亡随时威胁的人保持着精神的高贵，固然令人钦佩，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似乎有些苛刻。不过，我们似乎有必要思考：对待艾滋人群，怎样的关怀才是有效的？
就在4月下旬，本报接到一名读者电话，称他被查出来因吸毒感染上艾滋病毒已经四年时间，最近感到身体很差，可能要死了，希望记者能去了解他的生活，并将其讲述给公众，以警戒世人。于是记者寻访了这名绝症患者。电话，记者只能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寻访。在一个闷热的夜晚，沿着七拐八拐的小路，记者来到荔湾区一片狭窄局促的老居民区。记者要找的地址就在小巷尽头的一幢大楼内。整个大楼黑乎乎的，老式的铁架楼梯，昏暗沉寂的楼道。找到对方提供的房号，但是里面没有反应。试着敲开一户亮灯的房门，对方警惕而又厌恶地说：“那个艾滋病？不知道!”嘭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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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里出来，不远处另外一条小巷内，一座高架桥桥脚下聚集着十数个衣冠不整的男子，或围坐打牌，或躺在地上昏昏欲睡。一名背着黑包的年轻男子正掏钱递给一名正在打牌的中年男子，对方则从身边的蛇皮袋中摸出一个针管和一支注射液。记者向不远处一个士多老板询问，对方冷冷地说：“还能干什么？吸毒呗。”
5月初，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在那座旧大楼4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一名中年男子正蹲在地上发呆。见到记者，他非常兴奋地站起来，说他就是记者要寻访的艾滋病感染者阿中(化名)。
房间非常宽敞，除了一个“厅”外，还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但是非常破旧，房间里也只有一张床，两把破藤椅，以及脸盆等简单的用具。阿中说，这里原来是某厂的厂房，父亲是该厂职工。后来厂房改做员工宿舍，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有钱的人都陆续搬走了，只有几户人继续留守。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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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每天都不出门，也不再和以前的朋友来往，每天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只是最近肺部痛得厉害，吃不下饭
阿中向记者出示的身份证显示，他今年36岁，家就住在荔湾区。“回想这些年，我真的很后悔，”阿中说。他一直没结婚，小时候只读了三四年书，就每天在街上混。1986年，被父亲安排进印刷厂跟着师傅学做工，但是只干了几个月，就因抢劫而获罪坐牢，直到1991年才出狱。出狱不久，在不良朋友的带动下，他开始接触到毒品，从此不可自拔。从1998年到2000年，“几乎进遍了广州的戒毒所”。2000年10月，阿中被查出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他出示的这份盖着广东省艾滋病监测检验中心印章的表格上，清楚地显示着阿中的姓名、年龄，送交单位是“广州市戒毒劳教所”，送检人群是“吸毒”，检测结果是“阳性”。阿中说，“父亲得知检验结果后丢下我掉头就走，我则站在那里，整个人完全木了”。
阿中说，回家后，父亲不让他在家住，他只好睡在楼道里。直到一年后，他向居委会提出申请，才在这个旧厂房内找了一处空房子，就住在父母楼下。每天母亲会下来给他送饭。由于没钱，一直没有住院治疗，平时只吃一些消炎止痛类的药。除此之外，人人见到他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邻居常常向我捂着鼻子吐口水，哥哥姐姐也不再来了”。阿中的父母就住在楼上。已经70多岁的父亲把阿中的现状归结为“自己当年没时间教育”。母亲则只在一旁苦着脸摇头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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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上去，阿中并不像重病的样子。但是，说话久了，就会面色潮红，双眼无神，身上不停出汗。阿中说，他现在每天都不出门，也不再和以前的朋友来往，每天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就是因为想做个好人”，“只是最近肺部痛得厉害，吃不下饭”。
就在几天前，阿中接到街道转来的一封信，要他去做检查。记者看到，阿中出示的是《致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的一封信》，落款是广州市疾控中心。信中提到为了落实国家出台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请艾滋病人群近期主动到疾控中心做检查。阿中说，他上午刚刚去过疾控中心，反复比划着“抽了三大针管血”，并抱怨说对方连坐车的钱都不给他。
临走时，阿中盯着记者说：“能不能给我点钱？去买药。”记者问他是否还在吸毒，他坚决地说“不吸了”，为了让记者相信，他又解释说：“毒品那么贵，我哪里买得起？瘾上来了挺一挺就过去了。”记者给了他100元，他抓到手中说：“150好不好？”记者犹豫了一下，他的目光马上变得近乎哀求，终于又拿到50元后，才显得很轻松地向记者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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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记者再次回访阿中。他的邻居却偷偷告诉记者，阿中一直都在吸毒。而且，“成天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过来，针管丢得满地都是，我们真怕被小孩捡到”，一位男街坊这样抱怨说。最后，阿中自己承认是在吸毒，“把钱交给街边的‘小姐’，他们会给我送过来(毒品)”。但同时辩称是在身体痛得受不了的情况下才吸的。
记者询问上次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阿中答复说一直没有消息。临走时，阿中再次向记者索要了几十元钱，说最近身体实在太差，要买些营养品。
撒谎
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和几位街坊都告诉记者，阿中不仅一直在吸毒，而且还常偷东西，任何人和他一接触，就要向对方索要钱财
5月25日，记者再次探望阿中。他声称自己最近过得越来越辛苦，肺部痛得厉害，几乎每天都吃不下饭，要求记者陪他到第八人民医院去看病。到了第八人民医院，阿中径直走进治疗艾滋病的病房，说要看病。护士解释说，看病应该到门诊挂号。阿中只是说没钱。磨了很久后，一名医生安排护士拿了一些消炎药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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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手时，阿中再次向记者要钱。记者拿出钱包称带的钱确实不多，阿中说“50”，眼睛死死盯着钱包向记者靠近，几乎做出了要抢的架势。在记者付钱后才满意离去。
为了解阿中的病情，记者采访了荔湾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医生告诉记者，阿中在接到疾控中心的信后的确曾经来做过检查。但是在抽完血后，就开始要钱。有人给了他两元钱让他坐车回去，他不满意，就把刚抽出来的血全倒掉了。所以，至今也无法知道他的具体病情。
张医生称，阿中以前也来他们这里做过多次检查，但是每次都要在这里吵闹，为了要钱而赖着不走，“但是我们这里只能为他们提供免费检查，并没有另外的经费”。由于他不合作，一直不清楚他的病情发展到何种程度了。但从他肺一直疼的症状看，应该已经发展到并发症，因为艾滋病感染者非常容易感染肺结核。
在记者再次见到阿中时，他承认自己上次把抽出的血倒掉了，原因是“他们可能只是拿我做实验，又不给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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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阿中所在居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和几位街坊都告诉记者，阿中不仅一直在吸毒，而且还常偷东西，任何人和他一接触，就要向对方索要钱财。“得了艾滋病应该同情，但像他这样谁敢去同情？”
如何关怀
蔡卫平说，导致艾滋病人出现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关怀“有时做得不够，有时又做得太过了”
目前，广东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数量已经列全国第五。根据省卫生厅提供的资料，截至3月底，广东这一人群数量已达5182人，但也有专家估计事实上已超过3万人。其中，通过静脉吸毒感染的占91%。广东将于6月召开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成立广东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广东禁毒基金会也将于6月12日成立。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政府和社会都正在行动起来。但是，如何通过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关心帮助这个群体，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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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一区主任蔡卫平在接受采访时称，阿中这种心态和行为在艾滋病人群中很常见，尤其是吸毒感染者更加明显。
因为帮助河南艾滋孤儿而出名的民间“防艾”志愿者李丹先生也称，最初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的时候，他往往会捐给他们很多钱，但是那些艾滋病人的反应却“像你本来就欠他的钱一样”。而且，事后调查往往发现，给出的钱往往被他们用去搓麻、嫖妓了。李丹说，所以他们现在就转向重点扶持艾滋孤儿了，虽然这些孩子中也普遍存在着撒谎、自私等特征，但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总会比成人更容易转变。
蔡卫平说，导致艾滋病人出现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关怀“有时做得不够，有时又做得太过了”。首先，很多艾滋病人认为自己已经被社会遗弃，而且没有生活出路，就很容易产生报复和堕落心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社会的信任度也会降低，比如，为他免费抽血检查，他可能认为是利用他做实验。而且，在我国目前的艾滋病防治体系上仍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最近出台了“四免一关怀”，这是好事。但是，很多艾滋人群在检查后事实上仍没有得到任何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因为资金来源以及住院安排等具体措施都没有到位。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又纵容了部分艾滋人群的不正常心态和举动。蔡主任说，对于艾滋人群，各项法律法规应该同样适用并得到严格执行。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关怀。
■新闻链接
“四免一关怀”政策
国家今年出台的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对艾滋病实施免费自愿咨询和血液检测；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为，配合治疗。, http://www.100md.com
4月下旬，一名自称艾滋病患者的人致电本报，希望在弥留之际能与记者谈话。记者与他断断续续接触了近一个月。记者看到了一个身患绝症者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发现人性中的种种劣根在肆无忌惮地表演：撒谎、乞讨、偷着继续吸毒……不少专家称，这些特征在很多艾滋病人群尤其是吸毒感染的人群中大量存在。我们不是要去谴责谁，因为，一个被死亡随时威胁的人保持着精神的高贵，固然令人钦佩，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似乎有些苛刻。不过，我们似乎有必要思考：对待艾滋人群，怎样的关怀才是有效的？
就在4月下旬，本报接到一名读者电话，称他被查出来因吸毒感染上艾滋病毒已经四年时间，最近感到身体很差，可能要死了，希望记者能去了解他的生活，并将其讲述给公众，以警戒世人。于是记者寻访了这名绝症患者。电话，记者只能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寻访。在一个闷热的夜晚，沿着七拐八拐的小路，记者来到荔湾区一片狭窄局促的老居民区。记者要找的地址就在小巷尽头的一幢大楼内。整个大楼黑乎乎的，老式的铁架楼梯，昏暗沉寂的楼道。找到对方提供的房号，但是里面没有反应。试着敲开一户亮灯的房门，对方警惕而又厌恶地说：“那个艾滋病？不知道!”嘭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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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里出来，不远处另外一条小巷内，一座高架桥桥脚下聚集着十数个衣冠不整的男子，或围坐打牌，或躺在地上昏昏欲睡。一名背着黑包的年轻男子正掏钱递给一名正在打牌的中年男子，对方则从身边的蛇皮袋中摸出一个针管和一支注射液。记者向不远处一个士多老板询问，对方冷冷地说：“还能干什么？吸毒呗。”
5月初，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在那座旧大楼4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一名中年男子正蹲在地上发呆。见到记者，他非常兴奋地站起来，说他就是记者要寻访的艾滋病感染者阿中(化名)。
房间非常宽敞，除了一个“厅”外，还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但是非常破旧，房间里也只有一张床，两把破藤椅，以及脸盆等简单的用具。阿中说，这里原来是某厂的厂房，父亲是该厂职工。后来厂房改做员工宿舍，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有钱的人都陆续搬走了，只有几户人继续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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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每天都不出门，也不再和以前的朋友来往，每天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只是最近肺部痛得厉害，吃不下饭
阿中向记者出示的身份证显示，他今年36岁，家就住在荔湾区。“回想这些年，我真的很后悔，”阿中说。他一直没结婚，小时候只读了三四年书，就每天在街上混。1986年，被父亲安排进印刷厂跟着师傅学做工，但是只干了几个月，就因抢劫而获罪坐牢，直到1991年才出狱。出狱不久，在不良朋友的带动下，他开始接触到毒品，从此不可自拔。从1998年到2000年，“几乎进遍了广州的戒毒所”。2000年10月，阿中被查出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他出示的这份盖着广东省艾滋病监测检验中心印章的表格上，清楚地显示着阿中的姓名、年龄，送交单位是“广州市戒毒劳教所”，送检人群是“吸毒”，检测结果是“阳性”。阿中说，“父亲得知检验结果后丢下我掉头就走，我则站在那里，整个人完全木了”。
阿中说，回家后，父亲不让他在家住，他只好睡在楼道里。直到一年后，他向居委会提出申请，才在这个旧厂房内找了一处空房子，就住在父母楼下。每天母亲会下来给他送饭。由于没钱，一直没有住院治疗，平时只吃一些消炎止痛类的药。除此之外，人人见到他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邻居常常向我捂着鼻子吐口水，哥哥姐姐也不再来了”。阿中的父母就住在楼上。已经70多岁的父亲把阿中的现状归结为“自己当年没时间教育”。母亲则只在一旁苦着脸摇头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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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阿中盯着记者说：“能不能给我点钱？去买药。”记者问他是否还在吸毒，他坚决地说“不吸了”，为了让记者相信，他又解释说：“毒品那么贵，我哪里买得起？瘾上来了挺一挺就过去了。”记者给了他100元，他抓到手中说：“150好不好？”记者犹豫了一下，他的目光马上变得近乎哀求，终于又拿到50元后，才显得很轻松地向记者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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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记者再次回访阿中。他的邻居却偷偷告诉记者，阿中一直都在吸毒。而且，“成天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过来，针管丢得满地都是，我们真怕被小孩捡到”，一位男街坊这样抱怨说。最后，阿中自己承认是在吸毒，“把钱交给街边的‘小姐’，他们会给我送过来(毒品)”。但同时辩称是在身体痛得受不了的情况下才吸的。
记者询问上次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阿中答复说一直没有消息。临走时，阿中再次向记者索要了几十元钱，说最近身体实在太差，要买些营养品。
撒谎
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和几位街坊都告诉记者，阿中不仅一直在吸毒，而且还常偷东西，任何人和他一接触，就要向对方索要钱财
5月25日，记者再次探望阿中。他声称自己最近过得越来越辛苦，肺部痛得厉害，几乎每天都吃不下饭，要求记者陪他到第八人民医院去看病。到了第八人民医院，阿中径直走进治疗艾滋病的病房，说要看病。护士解释说，看病应该到门诊挂号。阿中只是说没钱。磨了很久后，一名医生安排护士拿了一些消炎药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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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阿中的病情，记者采访了荔湾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医生告诉记者，阿中在接到疾控中心的信后的确曾经来做过检查。但是在抽完血后，就开始要钱。有人给了他两元钱让他坐车回去，他不满意，就把刚抽出来的血全倒掉了。所以，至今也无法知道他的具体病情。
张医生称，阿中以前也来他们这里做过多次检查，但是每次都要在这里吵闹，为了要钱而赖着不走，“但是我们这里只能为他们提供免费检查，并没有另外的经费”。由于他不合作，一直不清楚他的病情发展到何种程度了。但从他肺一直疼的症状看，应该已经发展到并发症，因为艾滋病感染者非常容易感染肺结核。
在记者再次见到阿中时，他承认自己上次把抽出的血倒掉了，原因是“他们可能只是拿我做实验，又不给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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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关怀
蔡卫平说，导致艾滋病人出现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关怀“有时做得不够，有时又做得太过了”
目前，广东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数量已经列全国第五。根据省卫生厅提供的资料，截至3月底，广东这一人群数量已达5182人，但也有专家估计事实上已超过3万人。其中，通过静脉吸毒感染的占91%。广东将于6月召开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成立广东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广东禁毒基金会也将于6月12日成立。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政府和社会都正在行动起来。但是，如何通过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关心帮助这个群体，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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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帮助河南艾滋孤儿而出名的民间“防艾”志愿者李丹先生也称，最初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的时候，他往往会捐给他们很多钱，但是那些艾滋病人的反应却“像你本来就欠他的钱一样”。而且，事后调查往往发现，给出的钱往往被他们用去搓麻、嫖妓了。李丹说，所以他们现在就转向重点扶持艾滋孤儿了，虽然这些孩子中也普遍存在着撒谎、自私等特征，但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总会比成人更容易转变。
蔡卫平说，导致艾滋病人出现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关怀“有时做得不够，有时又做得太过了”。首先，很多艾滋病人认为自己已经被社会遗弃，而且没有生活出路，就很容易产生报复和堕落心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社会的信任度也会降低，比如，为他免费抽血检查，他可能认为是利用他做实验。而且，在我国目前的艾滋病防治体系上仍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最近出台了“四免一关怀”，这是好事。但是，很多艾滋人群在检查后事实上仍没有得到任何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因为资金来源以及住院安排等具体措施都没有到位。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又纵容了部分艾滋人群的不正常心态和举动。蔡主任说，对于艾滋人群，各项法律法规应该同样适用并得到严格执行。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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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今年出台的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对艾滋病实施免费自愿咨询和血液检测；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为，配合治疗。,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