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生生是为易——张介宾《医易义》要旨
明末大医家张介宾曾写下一首诗：
“一气先天名太极，太极生生是为易。
易中造化分阴阳，分出阴阳运不息。”
此诗题为《保天吟》。这里所谓“保天”即从根本上维护人的生命机能，以保障人身安全地度尽天年过程。此诗比较集中体现了张氏医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即具有浓厚的易学(哲学)色彩。作为医家，他往往立足于哲学思想的高度，审视、理解和阐发养生愈疾问题，即把医学理论哲学化，或把哲学理论医学化。在此方面，张氏的论著、言论不少。尤其是名著《类经附翼》中的《医易义》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医学与哲学的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值得今人借鉴。
此篇为古代罕见的长篇论说文，洋洋七千余言。其中对医、易关系的论述，既集前人有关思想之大成，又有开拓和深化；既条分缕析，又综合概括；既表现了医家的求实精神，又显示出哲人的广博睿智；既有科学的合理内容，也有谬误的失实成分。全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气势磅礴，犹如滔滔巨浪，排山倒海，压倒异议，不容置辩。其具体内容甚为丰富，涉及张氏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并影响深远。概言之，其主要内容和积极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 百拇医药
首先，张氏在理论上比较有力地论证并强调了易学对医学的指导作用。此前虽有提及，但均为一言半语的论断和感受，从无系统论证。张氏不但斩钉截铁地肯定这种指导作用，而且揭示了医学与易学的内在联系，论证这种指导作用的客观必然性，不可取代性。他指出：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这一说法很机智，颇有说服力。张氏从易与医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内容入手，从而论定二者“相通”、“同源”。从表面上看，易是体现“天地之道”的，医是阐明“人生之理”的，似乎相去甚远。但就理论实质而言，“天地之道”即“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之道，“人生之理”亦即“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之理。易“具阴阳动静之妙”，医亦“合阴阳消长之机”。所以医、易“理无二致”，同就同在阴阳变化。差异仅在于
, 百拇医药
“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周易》对阴阳变化的揭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胜过医之《内经》。就是说，易学所揭示的“天地之道”是世界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无疑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贯穿于一切领域，包括医学所研究的人身生理、病理这一特殊领域。在此方面，包括医之《内经》等其他著作，“莫大乎《周易》”。“是以《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皆寓尊生之心鉴”。“虽不言医，而义尽其中矣。”张氏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十分明白地阐述了易理对医理、普遍规律对特殊规律的“指南”作用。故认为医者不可“不知易”，而应“谨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这一推理过程的逻辑比较严密，令人信服。因此，“可以医而不知易乎？”为医者不可不知易。张氏这一结论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次，认为医学能够体现和发挥易理的作用。医学所反映的“人生之理”，虽然仅仅适用于人身生理、病理这一特定领域，但其中亦含有阴阳变化这一易理。这表明张氏已经认识到特殊规律包含和体现普遍规律；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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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地之易诚难，未敢曰斡旋造化；易身心之易还易，岂不可变理阴阳？故以易之变化参乎医，则有象莫非医，医尽回天之造化；以医之运用赞乎易，则一身都是易，易真系我之安危。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
此段共有十一个“易”字，其含义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三两个“易”字，义为改变；第二、六、七、八、九、十、十一共七个“易”字，乃指易理即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第四个“易”字则指人的身心变化规律；第五个“易”字则是容易之义。此段前二句的意思是说，人们难以改变天地自然规律，但却可以干预人身的阴阳变化。接下几句，张氏深刻揭示了医学与易学的互补作用：以易学的变化之道审视医学，《易》中的所有爻象、卦象、形象、意象都蕴涵着医学需要的道理，能够指导医学，使人身的自然变化有利于生命过程；如果以医学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变化之道审视易学，则人的一身充分体现了易理。即是说，易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能够指导医学，无此指导，医学就不能“尽回天之造化”，因为特殊不可脱离一般而存在和发挥作用；反之，医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包括、体现了易理，因为一般性的易理如果不落实于特定领域，它是无法运用的，只有把它运用于特殊领域，诸如人身生理、病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创造化育的巨大作用。张氏此说是以现实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为根据的：在当时，人们尚无能力干预天地自然变化；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人身的阴阳变化。可见，通过医理的运用能够丰富易理，人的一身无处无时不表现易理。由此看来，易中确实有医，关系到人之安危；医中确实有易，尽回天地造化之功。易与医相互关联、相互为用。
, 百拇医药
再次，论定医与易必须互学互用。张氏指出：
“学医不学易，必谓医学无难，为斯而已也，抑孰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
学医不学易和知易不知医，均为片面的。因为不知易的医者，往往受到见闻所限，目光短浅，思路狭窄，满足于一己之得，即常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知易不知医的人，往往陷于玄学空谈，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于事无补。这里强调知医对知易的作用，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人身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微、系统性最强的事物，最能体现唯物辩证法。如此说，并非否认了解、把握其他事物的规律，也有助于认识易理。作为医家，张氏强调医对易的重要性，是很正常的。所以他进而指出医与易应该“兼而有之”，即相互结合：
“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故可以易危为安，易乱为治，易亡为存，易祸为福。致心于玄境，致身于寿域，气数(指一个人所享有的自然寿限)可以挽回，天地可以反复，固无往而非医，亦无往而非易。易之与医，宁有二哉？”
这些论述，可谓句句锦绣，字字珠玑，发前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作者在此综合前面的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易与医必须结合，只有结合才能互补，从而克服各自的不足，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论述，虽对《周易》的理论内容、社会功能有所夸张和拔高，但在总体上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易》理与医理即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比较接近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见于张氏之前辈，是其思想贡献之一。它对当时及后世的哲学与医学的结合，促进医家学习哲学，无疑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百拇医药(薛公忱)
“一气先天名太极，太极生生是为易。
易中造化分阴阳，分出阴阳运不息。”
此诗题为《保天吟》。这里所谓“保天”即从根本上维护人的生命机能，以保障人身安全地度尽天年过程。此诗比较集中体现了张氏医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即具有浓厚的易学(哲学)色彩。作为医家，他往往立足于哲学思想的高度，审视、理解和阐发养生愈疾问题，即把医学理论哲学化，或把哲学理论医学化。在此方面，张氏的论著、言论不少。尤其是名著《类经附翼》中的《医易义》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医学与哲学的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值得今人借鉴。
此篇为古代罕见的长篇论说文，洋洋七千余言。其中对医、易关系的论述，既集前人有关思想之大成，又有开拓和深化；既条分缕析，又综合概括；既表现了医家的求实精神，又显示出哲人的广博睿智；既有科学的合理内容，也有谬误的失实成分。全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气势磅礴，犹如滔滔巨浪，排山倒海，压倒异议，不容置辩。其具体内容甚为丰富，涉及张氏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并影响深远。概言之，其主要内容和积极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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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氏在理论上比较有力地论证并强调了易学对医学的指导作用。此前虽有提及，但均为一言半语的论断和感受，从无系统论证。张氏不但斩钉截铁地肯定这种指导作用，而且揭示了医学与易学的内在联系，论证这种指导作用的客观必然性，不可取代性。他指出：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这一说法很机智，颇有说服力。张氏从易与医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内容入手，从而论定二者“相通”、“同源”。从表面上看，易是体现“天地之道”的，医是阐明“人生之理”的，似乎相去甚远。但就理论实质而言，“天地之道”即“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之道，“人生之理”亦即“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之理。易“具阴阳动静之妙”，医亦“合阴阳消长之机”。所以医、易“理无二致”，同就同在阴阳变化。差异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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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周易》对阴阳变化的揭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胜过医之《内经》。就是说，易学所揭示的“天地之道”是世界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无疑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贯穿于一切领域，包括医学所研究的人身生理、病理这一特殊领域。在此方面，包括医之《内经》等其他著作，“莫大乎《周易》”。“是以《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皆寓尊生之心鉴”。“虽不言医，而义尽其中矣。”张氏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十分明白地阐述了易理对医理、普遍规律对特殊规律的“指南”作用。故认为医者不可“不知易”，而应“谨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这一推理过程的逻辑比较严密，令人信服。因此，“可以医而不知易乎？”为医者不可不知易。张氏这一结论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次，认为医学能够体现和发挥易理的作用。医学所反映的“人生之理”，虽然仅仅适用于人身生理、病理这一特定领域，但其中亦含有阴阳变化这一易理。这表明张氏已经认识到特殊规律包含和体现普遍规律；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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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地之易诚难，未敢曰斡旋造化；易身心之易还易，岂不可变理阴阳？故以易之变化参乎医，则有象莫非医，医尽回天之造化；以医之运用赞乎易，则一身都是易，易真系我之安危。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
此段共有十一个“易”字，其含义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三两个“易”字，义为改变；第二、六、七、八、九、十、十一共七个“易”字，乃指易理即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第四个“易”字则指人的身心变化规律；第五个“易”字则是容易之义。此段前二句的意思是说，人们难以改变天地自然规律，但却可以干预人身的阴阳变化。接下几句，张氏深刻揭示了医学与易学的互补作用：以易学的变化之道审视医学，《易》中的所有爻象、卦象、形象、意象都蕴涵着医学需要的道理，能够指导医学，使人身的自然变化有利于生命过程；如果以医学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变化之道审视易学，则人的一身充分体现了易理。即是说，易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能够指导医学，无此指导，医学就不能“尽回天之造化”，因为特殊不可脱离一般而存在和发挥作用；反之，医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包括、体现了易理，因为一般性的易理如果不落实于特定领域，它是无法运用的，只有把它运用于特殊领域，诸如人身生理、病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创造化育的巨大作用。张氏此说是以现实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为根据的：在当时，人们尚无能力干预天地自然变化；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人身的阴阳变化。可见，通过医理的运用能够丰富易理，人的一身无处无时不表现易理。由此看来，易中确实有医，关系到人之安危；医中确实有易，尽回天地造化之功。易与医相互关联、相互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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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论定医与易必须互学互用。张氏指出：
“学医不学易，必谓医学无难，为斯而已也，抑孰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
学医不学易和知易不知医，均为片面的。因为不知易的医者，往往受到见闻所限，目光短浅，思路狭窄，满足于一己之得，即常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知易不知医的人，往往陷于玄学空谈，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于事无补。这里强调知医对知易的作用，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人身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微、系统性最强的事物，最能体现唯物辩证法。如此说，并非否认了解、把握其他事物的规律，也有助于认识易理。作为医家，张氏强调医对易的重要性，是很正常的。所以他进而指出医与易应该“兼而有之”，即相互结合：
“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故可以易危为安，易乱为治，易亡为存，易祸为福。致心于玄境，致身于寿域，气数(指一个人所享有的自然寿限)可以挽回，天地可以反复，固无往而非医，亦无往而非易。易之与医，宁有二哉？”
这些论述，可谓句句锦绣，字字珠玑，发前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作者在此综合前面的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易与医必须结合，只有结合才能互补，从而克服各自的不足，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论述，虽对《周易》的理论内容、社会功能有所夸张和拔高，但在总体上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易》理与医理即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比较接近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见于张氏之前辈，是其思想贡献之一。它对当时及后世的哲学与医学的结合，促进医家学习哲学，无疑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百拇医药(薛公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