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荔枝
作者：陈四益
北京今年荔枝上市早。刚过五一，市面上便已见到，皮色虽然青中见红，味道却不坏，还有一个妩媚的名称，叫做“妃子笑”。这名称的来历，当然是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因为这来历，在听到这个妩媚的名称时，反倒惹得有些厌恶，有些不快。
荔枝见于文字记载，不会晚于汉朝，主产于岭南。后来的记载，福建的荔枝也颇多佳品。前些年去广东，车行路上，两旁荔枝林葱葱郁郁，正开着青绿色的花冠。我过去没有见过荔枝的花，这回见到，才知道《艺文类聚》所引《广志》所谓“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肪，甘而多汁。”实在是观察得很细致的。
据说，汉武帝破南粤，曾于上林苑中起扶荔宫，移植荔枝百余株，可没有一株成活。于是，要吃荔枝只好靠南方进贡。荔枝这东西，极易变味，也极易腐败。白居易《荔枝图序》中说它“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大概不是夸张之词。荔枝成熟于夏日高温季节，在保鲜技术与交通条件都很差的古代，要吃到新鲜的荔枝，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专制时代有专制时代的办法。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尚未全部开挖的始皇陵，只要不惜死人，不怕旷日持久，都会有办法的。至于这些今天视为奇迹的东西，究竟耗尽了多少万人的生命，当时不会有记载，今天也很少人去查考了。所以每当站在长城之上，总不禁要想到，这是用奴隶们的血肉堆积成的。这想法虽然有点煞风景，但却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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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荔枝与修长城相比，当然是小事一桩，但为了帝王和达官贵人一点口腹之欲，究竟又耗费了多少人的生命，恐怕也是难于计算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是唐代故事，因为杨贵妃爱吃，每年“飞骑驰进，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其实，这样进贡荔枝的方法早在汉代就已如此。《东观汉记》记载，东汉永元年间，岭南献生荔枝，就是靠“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昼夜传送”的。为此，一位叫唐羌的先生还专门向皇帝上书说，“窃见交趾七郡献生荔枝龙眼等，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道，至于触犯死亡之患。”他说，吃了这两样东西未必延年益寿，因此希望皇帝下诏，不要再让下面进贡这些劳什子了。据说这份意见书起过作用，怕也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后来的记载，他们仍旧有荔枝吃，而且越吃花样越多。所以直到宋代的苏轼，还在写这样的诗句：“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为了满足帝王和大官老爷吃几个新鲜荔枝的欲望，封建统治者是不惜劳民伤财的。近些年有很多高论，比如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封建社会，五四以来，批判封建主义和封建帝王都错了，要为他们歌功颂德才算热爱我们伟大的民族。那么，这些关于吃荔枝的旧事，也是不该说的了。可惜，这都是无法随意抹去的记录，瞒是瞒不过去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或与西欧的有所不同，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必一定要袭用与欧洲的这个名称，但专制主义总是事实吧。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制造的所有种种罪恶，是否都说不得了？其实，这些年来，为专制君主所唱的赞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打开电视一看，满台的龙子龙孙，好像没有过辛亥革命，没有过民国，没有过五四，更没有过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如果不清理专制主义的地基，恐怕是建立不起来的。说荔枝扯到了专制主义，离题太远，还是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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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的味道确是很好的，我以为。但有人说它是果中之王，我却不以为然。什么东西都要排座次，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这也是专制主义的特征。王逸(就是汉代那个为《离骚》作注的校书郎)的“《荔枝赋》还只是说它“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虽然说得有些绝对，毕竟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清代的李渔就以“王”相称了。他把杨梅封为公，葡萄尊为伯，而推荔枝为王——至尊无上。在水果世界里，也玩起了封官许愿的把戏。
其实，人各有长，不能以职位的高低论才干，以为官位一高，本事也就跟着大起来。下属的服从，只是权力使然，并不见得就是人格或学识令人尊敬。不见衮衮公侯，一朝失势，连乞丐也当不好，哪里还有昔日颐指气使的威风!各类果品，也各有风味，相互并不能替代，何况人各有好，怎能以一榜排名定高下呢？
不记得是不是何其芳的文章了，说是毛泽东在谈到艺术欣赏时曾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由此得出不同阶级的人对于艺术是可以有共同爱好的。以此反对简单化的所谓阶级分析，当然不错。但是，即便同一阶级的人，对艺术的欣赏也可以相去隔云山的。得奖不卖座，卖座不得奖，口之于味，未必定有同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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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管锥编》有一节讲到对荔枝滋味的品评。魏文帝曹丕有诏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将吏，之则知味薄矣。”石蜜就是甘蔗榨汁熬炼的糖浆。钱先生在引用了这份诏书及其他一些文献后，谨慎地提问道：“岂口之于味，初无同嗜耶？抑南北遥阻，又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也？”是因为人的口味本来就有不同，还是因为曹丕吃的是变味了的荔枝呢？钱先生毕竟谨慎，他把结论留给了读者，给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
周振甫君在给《管锥编》作编辑的时候，替钱先生补充了不少材料。他举出了魏源的例子：魏源把荔枝斥为“果品之最下”，而且说自己曾亲到南海吃过荔枝，所以不肯相信道听途说的种种传闻。亲自吃，而且是在产地吃，总不能说他吃的是没有熟的或变了味的罢。所以周君以为“口味信无同嗜矣。”不过，也还可以商量，同是荔枝，品种各有不同。蔡君谟作《荔枝谱》，得三十二品，《容斋随笔》又补了二十四品，当然都是好品种。魏源先生或许吃的是不良品种呢？天晓得!不过，我们大概也很难否定口之于味，是未必一定有同嗜的。
承认不同口味的存在，强求千篇一律就毫无必要了。爱吃荔枝的尽管去吃，不必封王封霸；不爱吃的也自由他，不必大肆挞伐。几十年间，我们为了“一律”——舆论一律，服饰一律，好恶一律，生活一律，甚至说话表态都要一律——浪费了太多的精力与时间。世界是多样的，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是多样的，为什么要枉抛心力作英雄，硬把多彩的世界变得一片灰色呢？, 百拇医药
北京今年荔枝上市早。刚过五一，市面上便已见到，皮色虽然青中见红，味道却不坏，还有一个妩媚的名称，叫做“妃子笑”。这名称的来历，当然是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因为这来历，在听到这个妩媚的名称时，反倒惹得有些厌恶，有些不快。
荔枝见于文字记载，不会晚于汉朝，主产于岭南。后来的记载，福建的荔枝也颇多佳品。前些年去广东，车行路上，两旁荔枝林葱葱郁郁，正开着青绿色的花冠。我过去没有见过荔枝的花，这回见到，才知道《艺文类聚》所引《广志》所谓“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肪，甘而多汁。”实在是观察得很细致的。
据说，汉武帝破南粤，曾于上林苑中起扶荔宫，移植荔枝百余株，可没有一株成活。于是，要吃荔枝只好靠南方进贡。荔枝这东西，极易变味，也极易腐败。白居易《荔枝图序》中说它“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大概不是夸张之词。荔枝成熟于夏日高温季节，在保鲜技术与交通条件都很差的古代，要吃到新鲜的荔枝，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专制时代有专制时代的办法。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尚未全部开挖的始皇陵，只要不惜死人，不怕旷日持久，都会有办法的。至于这些今天视为奇迹的东西，究竟耗尽了多少万人的生命，当时不会有记载，今天也很少人去查考了。所以每当站在长城之上，总不禁要想到，这是用奴隶们的血肉堆积成的。这想法虽然有点煞风景，但却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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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荔枝与修长城相比，当然是小事一桩，但为了帝王和达官贵人一点口腹之欲，究竟又耗费了多少人的生命，恐怕也是难于计算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是唐代故事，因为杨贵妃爱吃，每年“飞骑驰进，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其实，这样进贡荔枝的方法早在汉代就已如此。《东观汉记》记载，东汉永元年间，岭南献生荔枝，就是靠“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昼夜传送”的。为此，一位叫唐羌的先生还专门向皇帝上书说，“窃见交趾七郡献生荔枝龙眼等，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道，至于触犯死亡之患。”他说，吃了这两样东西未必延年益寿，因此希望皇帝下诏，不要再让下面进贡这些劳什子了。据说这份意见书起过作用，怕也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后来的记载，他们仍旧有荔枝吃，而且越吃花样越多。所以直到宋代的苏轼，还在写这样的诗句：“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为了满足帝王和大官老爷吃几个新鲜荔枝的欲望，封建统治者是不惜劳民伤财的。近些年有很多高论，比如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封建社会，五四以来，批判封建主义和封建帝王都错了，要为他们歌功颂德才算热爱我们伟大的民族。那么，这些关于吃荔枝的旧事，也是不该说的了。可惜，这都是无法随意抹去的记录，瞒是瞒不过去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或与西欧的有所不同，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必一定要袭用与欧洲的这个名称，但专制主义总是事实吧。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制造的所有种种罪恶，是否都说不得了？其实，这些年来，为专制君主所唱的赞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打开电视一看，满台的龙子龙孙，好像没有过辛亥革命，没有过民国，没有过五四，更没有过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如果不清理专制主义的地基，恐怕是建立不起来的。说荔枝扯到了专制主义，离题太远，还是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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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的味道确是很好的，我以为。但有人说它是果中之王，我却不以为然。什么东西都要排座次，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这也是专制主义的特征。王逸(就是汉代那个为《离骚》作注的校书郎)的“《荔枝赋》还只是说它“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虽然说得有些绝对，毕竟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清代的李渔就以“王”相称了。他把杨梅封为公，葡萄尊为伯，而推荔枝为王——至尊无上。在水果世界里，也玩起了封官许愿的把戏。
其实，人各有长，不能以职位的高低论才干，以为官位一高，本事也就跟着大起来。下属的服从，只是权力使然，并不见得就是人格或学识令人尊敬。不见衮衮公侯，一朝失势，连乞丐也当不好，哪里还有昔日颐指气使的威风!各类果品，也各有风味，相互并不能替代，何况人各有好，怎能以一榜排名定高下呢？
不记得是不是何其芳的文章了，说是毛泽东在谈到艺术欣赏时曾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由此得出不同阶级的人对于艺术是可以有共同爱好的。以此反对简单化的所谓阶级分析，当然不错。但是，即便同一阶级的人，对艺术的欣赏也可以相去隔云山的。得奖不卖座，卖座不得奖，口之于味，未必定有同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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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管锥编》有一节讲到对荔枝滋味的品评。魏文帝曹丕有诏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将吏，之则知味薄矣。”石蜜就是甘蔗榨汁熬炼的糖浆。钱先生在引用了这份诏书及其他一些文献后，谨慎地提问道：“岂口之于味，初无同嗜耶？抑南北遥阻，又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也？”是因为人的口味本来就有不同，还是因为曹丕吃的是变味了的荔枝呢？钱先生毕竟谨慎，他把结论留给了读者，给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
周振甫君在给《管锥编》作编辑的时候，替钱先生补充了不少材料。他举出了魏源的例子：魏源把荔枝斥为“果品之最下”，而且说自己曾亲到南海吃过荔枝，所以不肯相信道听途说的种种传闻。亲自吃，而且是在产地吃，总不能说他吃的是没有熟的或变了味的罢。所以周君以为“口味信无同嗜矣。”不过，也还可以商量，同是荔枝，品种各有不同。蔡君谟作《荔枝谱》，得三十二品，《容斋随笔》又补了二十四品，当然都是好品种。魏源先生或许吃的是不良品种呢？天晓得!不过，我们大概也很难否定口之于味，是未必一定有同嗜的。
承认不同口味的存在，强求千篇一律就毫无必要了。爱吃荔枝的尽管去吃，不必封王封霸；不爱吃的也自由他，不必大肆挞伐。几十年间，我们为了“一律”——舆论一律，服饰一律，好恶一律，生活一律，甚至说话表态都要一律——浪费了太多的精力与时间。世界是多样的，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是多样的，为什么要枉抛心力作英雄，硬把多彩的世界变得一片灰色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