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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民生 关注民意——代表委员谈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http://www.100md.com 2006年3月7日 《中国医药报》 2006.03.07
     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表明,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的群众应住院而不住院。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相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还远未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难”、“看病贵”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普通百姓的心,更是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看病难”、“看病贵”原因复杂

    “确切地说,‘看病难’并不是指老百姓没有地方去看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到好的医院、找好的医生看病比较难。因为现在到大医院看病需要排很长的队,专家号几乎挂不上。另一层意思是,由于到医院看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太高,老百姓看不起病。这种‘看病难’,与看病贵、药价高密不可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周宜开对记者说。

    针对前一种“看病难”,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医研究院院长张大宁表示,这与国家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直接相关。他说,尽管全国所有的医院都对老百姓敞开大门,但是由于城市三甲医院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质卫生资源,大量患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涌向三甲医院,形成了基层医院门可罗雀,而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怪现象。“一名医生、一家医院,每天接诊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优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就导致了百姓看病难。”他指出,其实,一些小病基层医院完全有能力治疗,老百姓没有必要非去三甲医院不可,非找专家看不可。这种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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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管晓虹指出,由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有关部门已经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但国家整体医疗费用并没有减少。“这就说明,‘看病贵’是一个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板子打在医院和药厂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给记者拿出了一份长达9页的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议案。议案详细分析了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他表示,“看病贵”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高,而“药价高”则是由于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药价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补偿功能。“目前,我国有将近10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个人负担,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个人也要承担相当比重的费用。国际经验显示,医药费用不断增长是正常的,但疾病风险是个人无法抗拒和完全承担的,因此,各国政府或者通过财政或者通过健全保险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我国,医药费用大部分是个人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药品价格降到合理水平,即使医药费用不增长,群众也会感觉到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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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老百姓反映强烈的“药价贵”问题,一些代表委员表示,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虚高定价、以药养医的补贴政策都是导致“药价高”、“看病贵”的直接原因。

    ■解决痼疾需多管齐下

    “单纯降低药价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营业员樊水玉这样对记者表示。“由于企业生产无利润甚至是亏损,一些经典廉价药已经退出市场。而市场上替代产品的价格往往是前者10倍、20倍乃至上百倍。‘一刀切’式的降价方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百姓看病负担。”

    比如说糜蛋白酶注射剂,三十多年它一直是临床必需的基础一线广谱用药,目前国家限制零售价是0.87元/瓶。但由于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冻干粉针必须改包装,由安锫瓶改为西林瓶,现在光一只西林瓶的空瓶就需要0.60元,再加上原材料涨价等一系列原因,企业纷纷停止生产,目前仅上海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仅凭社会责任在维持生产。“现在已经有十几个经典常用药采购不到了。”在药店当了近30年店员,每天都与顾客打交道的樊水玉对此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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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孙学明表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药品的具体价格需要区别对待,单纯降价基本上是无效的。“有些药品的价格一定要降,有些药品的价格,该上调的还是应该上调。否则,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多管齐下,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共识。到底有哪些解决途径呢?张大宁此次提交的提案是呼吁广泛建立平民医院。在他看来,想一蹴而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可以将平民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建设相结合,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执行总裁刘存周则认为,关键是实现“医药分业”,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联系,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药品价格管理。

    “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但本质上还是体制、机制不合理的问题。不改变这种制度设计,不理顺医药卫生领域各种收入的分配关系,即使再加大监管力度,付出更多的行政监管成本,也难以在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对此,蔡东晨提出了五点建议:国家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入在卫生费用中的比重;加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通过多种形式的制度,将大部分人群纳入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少数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集中财力办好公立医院,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满足不同人群多层次医疗需求;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下决心推进医药分家改革,为合理用药和合理施治创造条件;健全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采访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向记者表示,加大对医务人员医风医德的建设,普及、加大对民众的健康教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

    文/本报记者 胡芳,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