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曾几乎废弃在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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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4日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 百拇医药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年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四、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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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http://www.100md.com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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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年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四、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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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