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薛京
近段时期，“知心姐姐”卢勤成为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上的焦点人物，她撰写的各种教育类图书、收录了她演讲或报告的VCD，都在销量上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写给年轻妈妈》一书，3年间印刷了46次，发行量达到213万册。这位长期主持《中国少年报》拳头栏目，如今已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辑的“知心姐姐”，究竟是怎样成为孩子们的知心人的？请看本报记者的报道——
“知心姐姐”是《中国少年报》上著名的栏目，创办于1960年，主要是以发表通信的方式，为小读者们解答生活、学习上遇到的各种困惑。40多年来，“知心姐姐”作为一个文化品牌，虽然主持人几次变更，但一直经久不衰，保持着青春活力。1986年，卢勤开始担任“知心姐姐”的栏目主持人，向全国各地的孩子及家长提供心理咨询，与他们交流，成为众多“知心姐姐”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位。
“姐姐”两个字对卢勤而言，更多的不是称谓，而是一生的梦想。从11岁开始对知心姐姐的向往，到38岁当上知心姐姐，今天，58岁的卢勤感觉她全部的生命，就是向“知心姐姐”的出发，到达，直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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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梦想才能有作为，有激情才能有创造。”卢勤认真地说。从她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四月的北京正被裹挟在不期而至的沙尘中，采访也时常被倏忽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敲门声打断，卢勤从容地应对着眼前的一切，脸上永远凝着“知心姐姐”的笑容。
小学四年级：
学“姐姐”留起了辫子
卢勤坦承，她小的时候不爱笑，只是为了仿效知心姐姐，才学会了微笑。
“做知心姐姐是我从小的梦想，从1960年就开始了。”卢勤说。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她特别爱看《中国少年报》，尤其喜欢上面的“知心姐姐”栏目。看到很多小朋友给知心姐姐写信，卢勤也写了一封，询问如何才能把自己班级搞的活动刊登在报纸上。“后来我收到了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说，如果报上登过类似的活动就不能再登了，如果开展的活动有新意，以前没登过，那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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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的回信让小卢勤兴奋不已，有很大的成就感，也让班上的同学羡慕佩服。后来学校的活动因为有新意，真的上了《中国少年报》，这次成功，让她对知心姐姐产生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而且，她的年龄比同班同学大几个月。从此，做同学们的“知心姐姐”就成了卢勤的梦想，她开始从外表上模拟知心姐姐，“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
“当时报上知心姐姐的栏头是梳小辫的，而我是短发，为了仿效知心姐姐我就开始留小辫了。当头发快齐肩时，我妈问我，怎么不剪发啊，我也不吭气。后来终于留成了小辫，就特意跑到照相馆去照了张标准像。”照片取出后，卢勤一看，根本不像知心姐姐，因为头发比较少，倒像一个光秃秃的小和尚。“我当时挺不满意的，就问照相馆的人，怎么照得这么难看。照相馆的人说了句话，把我弄得哭笑不得：‘长什么样照什么样’。”
此外，卢勤还看到报上的知心姐姐是微笑的，“而我不太会笑，比较严肃。”卢勤开始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微笑。“开始是假笑，后来变成了真笑，因为微笑表达了对周围事物的喜好。后来《北京日报》记者司马小萌到学校来采访我，写了篇报道《全面发展的卢勤》，第一句话就是‘卢勤总是笑眯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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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后，卢勤发现自己的年龄依然比同班的同学大几个月，那种姐姐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她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帮她们出主意，解决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那种知心的感觉特别好”。
到了初三时，卢勤就把小时候的梦想进一步具体化，她说她当时就决心将来考大学时要报考人民大学的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知青时代：
当青年们的“爱情参谋”
然而，梦想还没来得及展开翅膀，卢勤上高一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三毕业时，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卢勤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地区镇赉县东屏公社乌木大队巨丰山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当地最穷的地方，但农民对我们都特别好。”
生产队的年轻人爱找知青们玩，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卢勤发现在那里她仍然是姐姐。“我那时19岁，那段时间对农民有了很深的认识，觉得要为他们做些事情，这是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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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勤很快当上了妇女队长，组织了一个由本村青年组成的剧团，逢年过节就到各个村演戏，为此两年没有回北京的家。到了第三年，卢勤才因为参加了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回了一趟北京。“当时很有成就感，我们传播了文化，大家都需要我们。”
插队四年后，卢勤被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走时老百姓都追着喊，你走了谁还给我们演戏啊，当时心里特别感动。”
卢勤在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了6年，办《知青通讯》杂志，这让她有机会了解农村青年的心理需求，成了他们的知心姐姐。不少人找对象的时候特别需要别人参谋，就来找卢勤，征求她的意见。“我看了几对，发现找对象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这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有好处。”卢勤说，当时的研究经验告诉她，恋爱中的男孩追求的是什么，女孩追求的是什么。“只有在接触过程中才能明白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不反对男孩女孩之间的交往，只有在交往中，才会明白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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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一封信圆了20年的梦
1978年12月的一天，已经30岁的卢勤正在家里做饭，听到广播里传出消息：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复刊了!“当时兴奋不已，连夜给《中国少年报》写信，把我童年的梦想告诉他们。”继11岁时给知心姐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时隔近20年，卢勤又给报社写了第二封信。“我也不知能不能成功，没想到《中国少年报》的人很在意，通过中组部把我调了过去。”
当时卢勤的爱人已调回长春市，她自己带着还只有1岁多的儿子，“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调到长春的省知青办，一种是到少年报。后来我决定到少年报，我爱人很支持我，他说砸锅卖铁也去，这让我很感动。”卢勤义无反顾地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1979年6月，正式到《中国少年报》报到。
卢勤刚到报社的时候是从一个普通编辑做起的，而她当时在白城已经是一位副县级的干部了，这种落差是否会给她带来不适呢？她说：“我喜欢干适合我的事，我愿意干的事，至于职务什么的从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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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报社的最初5年，卢勤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群工部替知心姐姐给读者写回信，并到学生中间做调查，就在那个时候，她对孩子有了初步的全面的了解，当时写的论文《从小读者来信看儿童心理》还获得了全国优秀论文奖。“这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的经历变成了报社的一种先例，后来每当来新人的时候，都安排他们到群工部去干上一段时间，从中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1986年报社内部调整，我做了编辑部主任，主持了知心姐姐栏目。”
就这样，卢勤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知心姐姐，而且一当就是20年。
20年来：
温暖无数孩子的心灵
20年来，卢勤和孩子们交流的手段从最初的信件方式，到今天的电话、电视、电子邮件，甚至网上交流等多元化沟通形式。但是，卢勤至今仍然钟爱着写信这一古老的方式——她认为孩子们一笔一划写给她的每个字，是一个个凝结在纸上的心情，或苦恼，或悲伤，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并不比见面时少；而她认认真真写给孩子们的回信，她也相信孩子们能从中读懂她的每一个表达，每一份心意。(下转20版), 百拇医药
“知心姐姐”是《中国少年报》上著名的栏目，创办于1960年，主要是以发表通信的方式，为小读者们解答生活、学习上遇到的各种困惑。40多年来，“知心姐姐”作为一个文化品牌，虽然主持人几次变更，但一直经久不衰，保持着青春活力。1986年，卢勤开始担任“知心姐姐”的栏目主持人，向全国各地的孩子及家长提供心理咨询，与他们交流，成为众多“知心姐姐”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位。
“姐姐”两个字对卢勤而言，更多的不是称谓，而是一生的梦想。从11岁开始对知心姐姐的向往，到38岁当上知心姐姐，今天，58岁的卢勤感觉她全部的生命，就是向“知心姐姐”的出发，到达，直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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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梦想才能有作为，有激情才能有创造。”卢勤认真地说。从她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四月的北京正被裹挟在不期而至的沙尘中，采访也时常被倏忽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敲门声打断，卢勤从容地应对着眼前的一切，脸上永远凝着“知心姐姐”的笑容。
小学四年级：
学“姐姐”留起了辫子
卢勤坦承，她小的时候不爱笑，只是为了仿效知心姐姐，才学会了微笑。
“做知心姐姐是我从小的梦想，从1960年就开始了。”卢勤说。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她特别爱看《中国少年报》，尤其喜欢上面的“知心姐姐”栏目。看到很多小朋友给知心姐姐写信，卢勤也写了一封，询问如何才能把自己班级搞的活动刊登在报纸上。“后来我收到了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说，如果报上登过类似的活动就不能再登了，如果开展的活动有新意，以前没登过，那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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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的回信让小卢勤兴奋不已，有很大的成就感，也让班上的同学羡慕佩服。后来学校的活动因为有新意，真的上了《中国少年报》，这次成功，让她对知心姐姐产生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而且，她的年龄比同班同学大几个月。从此，做同学们的“知心姐姐”就成了卢勤的梦想，她开始从外表上模拟知心姐姐，“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
“当时报上知心姐姐的栏头是梳小辫的，而我是短发，为了仿效知心姐姐我就开始留小辫了。当头发快齐肩时，我妈问我，怎么不剪发啊，我也不吭气。后来终于留成了小辫，就特意跑到照相馆去照了张标准像。”照片取出后，卢勤一看，根本不像知心姐姐，因为头发比较少，倒像一个光秃秃的小和尚。“我当时挺不满意的，就问照相馆的人，怎么照得这么难看。照相馆的人说了句话，把我弄得哭笑不得：‘长什么样照什么样’。”
此外，卢勤还看到报上的知心姐姐是微笑的，“而我不太会笑，比较严肃。”卢勤开始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微笑。“开始是假笑，后来变成了真笑，因为微笑表达了对周围事物的喜好。后来《北京日报》记者司马小萌到学校来采访我，写了篇报道《全面发展的卢勤》，第一句话就是‘卢勤总是笑眯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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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后，卢勤发现自己的年龄依然比同班的同学大几个月，那种姐姐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她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帮她们出主意，解决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那种知心的感觉特别好”。
到了初三时，卢勤就把小时候的梦想进一步具体化，她说她当时就决心将来考大学时要报考人民大学的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知青时代：
当青年们的“爱情参谋”
然而，梦想还没来得及展开翅膀，卢勤上高一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三毕业时，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卢勤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地区镇赉县东屏公社乌木大队巨丰山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当地最穷的地方，但农民对我们都特别好。”
生产队的年轻人爱找知青们玩，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卢勤发现在那里她仍然是姐姐。“我那时19岁，那段时间对农民有了很深的认识，觉得要为他们做些事情，这是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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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勤很快当上了妇女队长，组织了一个由本村青年组成的剧团，逢年过节就到各个村演戏，为此两年没有回北京的家。到了第三年，卢勤才因为参加了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回了一趟北京。“当时很有成就感，我们传播了文化，大家都需要我们。”
插队四年后，卢勤被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走时老百姓都追着喊，你走了谁还给我们演戏啊，当时心里特别感动。”
卢勤在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了6年，办《知青通讯》杂志，这让她有机会了解农村青年的心理需求，成了他们的知心姐姐。不少人找对象的时候特别需要别人参谋，就来找卢勤，征求她的意见。“我看了几对，发现找对象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这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有好处。”卢勤说，当时的研究经验告诉她，恋爱中的男孩追求的是什么，女孩追求的是什么。“只有在接触过程中才能明白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不反对男孩女孩之间的交往，只有在交往中，才会明白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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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圆了20年的梦
1978年12月的一天，已经30岁的卢勤正在家里做饭，听到广播里传出消息：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复刊了!“当时兴奋不已，连夜给《中国少年报》写信，把我童年的梦想告诉他们。”继11岁时给知心姐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时隔近20年，卢勤又给报社写了第二封信。“我也不知能不能成功，没想到《中国少年报》的人很在意，通过中组部把我调了过去。”
当时卢勤的爱人已调回长春市，她自己带着还只有1岁多的儿子，“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调到长春的省知青办，一种是到少年报。后来我决定到少年报，我爱人很支持我，他说砸锅卖铁也去，这让我很感动。”卢勤义无反顾地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1979年6月，正式到《中国少年报》报到。
卢勤刚到报社的时候是从一个普通编辑做起的，而她当时在白城已经是一位副县级的干部了，这种落差是否会给她带来不适呢？她说：“我喜欢干适合我的事，我愿意干的事，至于职务什么的从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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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报社的最初5年，卢勤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群工部替知心姐姐给读者写回信，并到学生中间做调查，就在那个时候，她对孩子有了初步的全面的了解，当时写的论文《从小读者来信看儿童心理》还获得了全国优秀论文奖。“这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的经历变成了报社的一种先例，后来每当来新人的时候，都安排他们到群工部去干上一段时间，从中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1986年报社内部调整，我做了编辑部主任，主持了知心姐姐栏目。”
就这样，卢勤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知心姐姐，而且一当就是20年。
20年来：
温暖无数孩子的心灵
20年来，卢勤和孩子们交流的手段从最初的信件方式，到今天的电话、电视、电子邮件，甚至网上交流等多元化沟通形式。但是，卢勤至今仍然钟爱着写信这一古老的方式——她认为孩子们一笔一划写给她的每个字，是一个个凝结在纸上的心情，或苦恼，或悲伤，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并不比见面时少；而她认认真真写给孩子们的回信，她也相信孩子们能从中读懂她的每一个表达，每一份心意。(下转20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