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斌
那时候，我刚刚走出校门，在一家基层医疗机构做康复医生。这是广州周边的一家社区康复医院，虽然地处偏远，但医院经营得相当有特色，尤其是根据医学原理设计的温泉治疗，对外伤后的功能恢复相当有效，吸引了许多患者前来求医。
故事的主角叫阿斌，是江门一家电业局的职工，从事户外高空作业。那年，阿斌25岁，一场意外事故将他摁在了病床上，从此，阿斌开始了康复路上的长征。
第一次看见阿彬时，我惊呆了，他直挺挺地躺在南方医院烧伤科的病床上，只露着没有神情的眼睛、空洞的鼻子和一张没有嘴唇的嘴，几个人联手才将他抬上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因为抬他的难度相当大，稍微用力不均匀，他就会从没有嘴唇的嘴巴里发出痛苦地呻吟，浑身就会像触电般地抽搐。我能对他进行康复治疗吗？面对这样的病人，我曾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毕竟，他是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第一个病情如此严重的病人。
烧伤后并发症主要是瘙痒与疼痛，但是要想在功能上得到明显的恢复就要克服这些困难，这对于阿斌来说难度相当大。因为我们不是烧伤病人，永远无法体会这种痛苦，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痛苦对阿斌来说就像附骨之蛆，如影随形。为了他的康复，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挖空心思地融会书本内外的知识，这一点，我想阿斌是知道的，因为阿斌自己也看到了他身体一天天的变化。阿斌刚来到社区康复医院的时候，情绪相当低落，他不相信我们的技术会比南方医院的医生高明，也许是大面积的烧伤是对他人生的一次粉碎性打击，为了帮助他树立康复的信心，我和几个治疗师在他的床头进行功能的评定，制订详尽的康复计划，以争取他的信任与理解。在他住院的半年多时间里，惊喜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连我们这些当医生的都没有想到他的功能恢复有如此理想的效果。
, 百拇医药
事实上，烧伤病人的功能恢复并不难，只要克服瘙痒、疼痛以及瘢痕粘连带来的痛苦，每天都能严格按照康复计划进行的话，功能的进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星期，他可以半躺在床上了，小伙子的眼神里有了点信任；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做起来，虽然姿势有点怪异，但对他来说已经是质的飞跃，阿斌的话语中也少了一些无奈多了一点期许；一个月以后，他可以下床活动了，虽然总是诉说足跟着地的时候有钻心般的疼痛，但这点痛苦还是被站起来的喜悦所抵消；两个月以后，他身上的创面愈合，再也不需要缠着纱布。
阿斌肢体功能的每点进步我都记得相当清楚，因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次成功的康复治疗是对我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检阅。半年以后，在我的鼓励下，阿斌还学会了骑自行车。那天下午，阿斌骑自行车带着我在医院的空地上一圈一圈的转，高兴的时候还来个大撒把，我和几个医生找来一台摄像机把这个场景悄悄地录下来做成VCD，他生日那天，拿到他房间里播放，小伙子高兴坏了，立即拷贝一份寄给了远在美国的姐姐。
由于年龄相仿，我又是他的主管医生，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忘记了我是他的医生。比如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比如对他一句善意的调侃。他有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难免像对哥们儿那样和我“神侃”一通。当然，并不是我接管的所有病人在功能恢复上都有如此明显的改善，但是，那种全身心为病人着想的感觉始终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0期, 百拇医药(刘金)
故事的主角叫阿斌，是江门一家电业局的职工，从事户外高空作业。那年，阿斌25岁，一场意外事故将他摁在了病床上，从此，阿斌开始了康复路上的长征。
第一次看见阿彬时，我惊呆了，他直挺挺地躺在南方医院烧伤科的病床上，只露着没有神情的眼睛、空洞的鼻子和一张没有嘴唇的嘴，几个人联手才将他抬上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因为抬他的难度相当大，稍微用力不均匀，他就会从没有嘴唇的嘴巴里发出痛苦地呻吟，浑身就会像触电般地抽搐。我能对他进行康复治疗吗？面对这样的病人，我曾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毕竟，他是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第一个病情如此严重的病人。
烧伤后并发症主要是瘙痒与疼痛，但是要想在功能上得到明显的恢复就要克服这些困难，这对于阿斌来说难度相当大。因为我们不是烧伤病人，永远无法体会这种痛苦，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痛苦对阿斌来说就像附骨之蛆，如影随形。为了他的康复，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挖空心思地融会书本内外的知识，这一点，我想阿斌是知道的，因为阿斌自己也看到了他身体一天天的变化。阿斌刚来到社区康复医院的时候，情绪相当低落，他不相信我们的技术会比南方医院的医生高明，也许是大面积的烧伤是对他人生的一次粉碎性打击，为了帮助他树立康复的信心，我和几个治疗师在他的床头进行功能的评定，制订详尽的康复计划，以争取他的信任与理解。在他住院的半年多时间里，惊喜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连我们这些当医生的都没有想到他的功能恢复有如此理想的效果。
, 百拇医药
事实上，烧伤病人的功能恢复并不难，只要克服瘙痒、疼痛以及瘢痕粘连带来的痛苦，每天都能严格按照康复计划进行的话，功能的进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星期，他可以半躺在床上了，小伙子的眼神里有了点信任；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做起来，虽然姿势有点怪异，但对他来说已经是质的飞跃，阿斌的话语中也少了一些无奈多了一点期许；一个月以后，他可以下床活动了，虽然总是诉说足跟着地的时候有钻心般的疼痛，但这点痛苦还是被站起来的喜悦所抵消；两个月以后，他身上的创面愈合，再也不需要缠着纱布。
阿斌肢体功能的每点进步我都记得相当清楚，因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次成功的康复治疗是对我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检阅。半年以后，在我的鼓励下，阿斌还学会了骑自行车。那天下午，阿斌骑自行车带着我在医院的空地上一圈一圈的转，高兴的时候还来个大撒把，我和几个医生找来一台摄像机把这个场景悄悄地录下来做成VCD，他生日那天，拿到他房间里播放，小伙子高兴坏了，立即拷贝一份寄给了远在美国的姐姐。
由于年龄相仿，我又是他的主管医生，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忘记了我是他的医生。比如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比如对他一句善意的调侃。他有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难免像对哥们儿那样和我“神侃”一通。当然，并不是我接管的所有病人在功能恢复上都有如此明显的改善，但是，那种全身心为病人着想的感觉始终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0期, 百拇医药(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