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明：移植学领域的快手剑客
【记者印象】
投身器官移植领域仅仅十几年，谭建明就从一个移植学的研究生，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学科领导者，他凭借数项突破性成果带领国内的肾移植水平跃入世界前列，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天赋与幸运相济的结果。
面对记者，谭建明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略微思考了一下，平静地自我总结道：这是在临床需要的动力驱使下，海量阅读、脑力激荡和反复试验的一段段焦灼的过程。也许，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陪伴他最多的就是这缕缕轻烟。
在采访过程中，谭建明始终是平静的，除了两次站起来为记者拿一些移植学资料外，他始终坐在办公桌前，没有频繁、多余的手势来解释他要说明的问题，没有夸张、起伏的表情透露他的内心。不过，平静的外表不代表他没有一颗火热的内心和一股执着的勇气。恰恰相反，与其淡然的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性思维和临床实践上大胆前卫的行动。
, 百拇医药 【人物名片】
谭建明：
国内知名的器官移植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1994年，由其创建的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他成功开展亚洲第一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2005年，成功开展亚洲首例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
谭建明，在Googke的搜索引擎中，这个名字给出的相关搜索结果为“谭建明器官移植”，在许许多多撰写他事迹的文章中也将他定位为“国内知名的器官移植专家”。谭建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但是，“其实我是学泌尿外科出身的”，谭建明这样告诉记者。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南京军医学院军医系毕业后，他一直从事泌尿外科工作，直到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器官移植方面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 百拇医药
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外科领域的三大进展之一，体现出医院的综合科技实力。其难度并不完全体现在手术技术本身，器官移植供受者的免疫学与非免疫学匹配问题就给其设立了一个高门槛，尤其肾脏移植更是如此；另外，围手术期的处理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技巧需要移植免疫学的深厚功底，一部分幸运的患者即使能够顺利地走出手术室却也并不意味着雨过天晴，因为术后的排异与感染等问题可能将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谭建明投身器官移植领域之初，就“盯”住了移植术前的“高门槛”。
组织配型“革命”成功移植大门敞开
哥哥去了，但弟弟的新技术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器官移植患者看到了希望……
谭建明在移植学领域的第一项引起世人关注的成果是1994年创建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提出氨基酸残基配型新标准。这一技术解决了困扰移植临床20多年的配型难、寻找相配供体难的问题，把器官移植术前的高门槛狠狠地压低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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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师从移植学专家谢桐教授刚刚一年，但对于谭建明来说还是有点迟了。1992年，谭建明的哥哥患病需要进行移植手术，家中其他四兄妹是移植供体最佳人选。但是当时国内还是使用血清学方法来完成组织配型，而且只能在血站而非一般医院完成。谭建明五兄妹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谭建明致电哥哥当时的主治医师，询问是否可以让各兄妹在当地取血样快递到血站进行组织配型，但是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测试板需要在-80℃的温度下保存，而且对活细胞的量要求较多，而这些活细胞只能保存6个小时。同时，他还了解到标准血清是依据外国人的标本来完成的，对于中国人的误差在20%～30%左右，而且受配型操作人员技能的影响会很大。最后，患病的兄长认为要让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完成一项误差如此大的检测，代价和风险很大，而且也不能保证手术的最后成功，因此最终放弃了手术。
谭建明在从事泌尿外科时已经不乏肾移植患者的案例，发生在兄长身上的状况让他进一步意识到组织配型技术改进的重要性。他开始查阅海内外的文献，国外将PCR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不是可以将PCR技术也用于临床的组织配型工作呢？”1993年在与上海医科大学谢桐教授的接触中，谭建明谈起了自己希望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这个想法令谢教授也倍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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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有点海底捞针的感觉，完全没有方向，不知如何下手。即使有了这个想法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谭建明惟一清楚的方向就是寻找新的组织配型技术。也许是敢于改变现状的全新思路打动了谢桐教授，在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学四选一的博士研究生面试中，谭建明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校和医院的研究经费及仪器都有限，对新技术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限制。PCR实验需要一台价值13万元的进口仪器，一时解决不了，谭建明就买来钢锅以手工操作替代。“几个钢锅中的温度各不相同，把样本放置到每个钢锅中的时间从十几秒到一分钟不等，循环往复几十圈，的确是件麻烦的事情，当时的实验耗费了不少时间。”
作为博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在学校上课，一方面要参与临床工作，为了加快研究进程，谭建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几个寒暑假都回到医院上班，节假日和晚上大多都泡在实验室。经过刻苦攻关，他终于攻破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1994年10月，以PCR技术为基础的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成功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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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血清学方法比较，新技术可谓是革命性的进步，尤其是这种新技术更加符合亚洲人种的特点。以往血清学方法对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进行组织配型需要24小时完成；等配型结果出来了，捐献的器官因等待时间太长可能就自动“报废”了。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仅仅是原来的1/6，即4小时，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移植手术对脏器保存时间的要求。
同时，血清学方法需-80℃保存的要求、昂贵的测试板和对技术人员经验的高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在新技术面前一下子矮了一截，一般医院的人员在接受培训后就能掌握这项技术。临床应用显示：供、受体的相配几率由原来的1.2%提高到39.9%，标志着千万个患者可以受益于这种新技术并可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该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可惜的是，谭建明的哥哥在1993年春节辞世了，未能用上弟弟的新技术，然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器官移植患者在后来以及未来的日子里都受惠于这一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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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官移植供受体组织配型的路上，1994年，谭建明就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目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也成为了组织配型的主流技术，但是谭建明大步向前的脚步并没有停留。上世纪90年代末，基因芯片在新药筛选领域的运用又让谭建明的脑中亮起了一盏明灯，将DNA芯片技术用于组织配型中是否可以进一步减少误差、提高效率呢？相比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基因芯片一次性可以完成的配型数量更大，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可以完成更多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组织配型工作。历时5年的研究后，2005年3月HLA基因分型芯片技术用于移植器官组织配型通过上海市科委专家组鉴定，被一致认为是该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基因芯片配型技术只需2.5小时就能出结果的高效能，再一次让器官移植患者在与时间的赛跑中跑得更快。
胰岛细胞移植世界注目中国
度过让人心焦而无奈的日子，亚洲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成功!
上世纪90年代，在谭建明跨越移植术前“门槛”，进一步深入移植学研究领域、开始研究胰岛细胞移植的时候，传来了暂停胚胎胰岛细胞移植的消息。是否可以用成人的胰岛细胞移植方法来继续开展胰岛细胞移植手术呢？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但在国际上也只是探索性的方法。2000年谭建明加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始了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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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这项研究是有深厚基础的。因为多年来，医院完成了很多胚胎胰岛细胞移植的手术，在胰岛细胞的分离与纯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谭建明带领的研究小组从小白鼠的动物实验开始，通过糖尿病小鼠模型进行的胰岛细胞移植进展非常顺利。整整两年，研究小组已掌握了相当娴熟的动物胰岛细胞分离与纯化技术。可同样的技术在人体胰腺上完全没用，分离纯化出来的成人胰岛细胞数量很少，有时甚至为“零”。
此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世界上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成功的消息。2002年无疑是让人心焦而无奈的一年：一方面是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已被动物实验证明是成功的；一方面却是难以逾越的关口。谭建明及其研究小组有些犹豫了，但是院方和上海市卫生局都对此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且提供了总计400万元的经费支持。拿到经费了，却使谭建明心中更加不安，但是院领导开明地表示让他大胆干，“没有无风险的科研项目”，这让谭建明放下心来。同期，谭建明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结识了著名的胰岛细胞移植专家Ricordi教授。Ricordi教授得知谭建明的研究进程后又惊又喜，主动提出与其签订免费技术合作协议并派来两位技术顾问专程到上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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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002年底研究小组连续两个多月的日夜攻关，终于在亚洲率先掌握了成人胰岛细胞分离纯化这一技术难度极高的本领。2003年初，谭建明及攻关小组成功为一位13岁孩子做了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成为亚洲第一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目前这个孩子各项指标正常，不再为每天3次注射胰岛素而痛苦了。
首例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延续了一宗泪水与欢笑交织的感人爱情。
如果说首例单纯成人胰岛细胞移植尚有国外专家的指导，那么2005年开展的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则是谭建明及其攻关小组当之无愧的自主研发产品。如同在组织配型研究中穿插着伤感的兄弟情长，在联合移植手术中，谭建明成就了一段泪水与欢笑交织的爱情佳话。
2005年3月，谭建明收到一封特殊的求助信——信的最后3页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签字的人都是医生。他们希望谭教授能够帮助他们昔日的大学同学，一位叫任远航的牡丹江重症糖尿病伴肾功能衰竭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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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女士与丈夫都是学医的，丈夫年幼时因为车祸失去了一条腿，但是夫妇俩在婚后成为同学们眼中的幸福夫妻。任女士与丈夫相濡以沫，过着简单而快乐的日子，她没想到病魔正在悄悄地靠近自己。任女士婚后被发现患上糖尿病，之后受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并于2002年出现肾功能衰竭，依靠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艰难地渡过每一天。心地善良的任女士不愿拖累丈夫，多次提出离婚但都被丈夫拒绝。丈夫从各种各样的医学杂志和与同学的讨论中了解到谭建明实施亚洲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成功经历，他冒出的想法是：能否为妻子同时实施肾-胰岛细胞联合移植，于是他提笔写信给谭建明。
而此时谭建明潜心研究的正是肾-胰岛细胞联合移植!这个研究课题从2002年就列入他的议事日程。
就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本身而言，已经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技术；而要同时实施肾脏移植，两者的主要治疗措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矛盾。目前用于肾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对胰岛细胞存在明显的毒性损害，有可能使胰岛细胞移植功败垂成；而采用胰岛细胞移植的治疗方案，则存在着使肾移植失败的危险。这对矛盾长期以来严重阻碍着肾脏与胰岛细胞联合移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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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明率先进行了“免疫抑制药物对成人胰岛细胞毒性作用及其防治”研究，历经两年，筛选出两种对胰岛细胞影响较小的免疫抑制药物，并找到了临床中进一步降低其毒性的方法。可以说除了手术实践外，所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都是积极的。谭建明给任女士夫妇拨去了电话，夫妇俩没有想到仅仅发出信件三四天就接到谭教授的回复，他们非常高兴，但另一方面，近30万元的医药费和尚无手术案例的现实难题也摆在了他们面前。
谭建明请示医院领导同意动用科研经费以圆任女士重返正常人生活之梦，而另一头任女士已经与丈夫商量愿意将自己作为首个试验手术对象，并表示如果试验失败愿意将角膜捐献给其他眼疾患者……
2005年6月13日，谭建明及其攻关小组为任女士实施的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获得成功，这一天，恰好是任女士夫妇俩结婚5周年纪念日。
记者在病房看到了还处于恢复观察期的任女士，谭教授与她的对话依旧是平静的，但是他告诉记者，他对任女士夫妇的牵挂已经超越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寄托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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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疾病是恶魔，那么进入器官移植领域仅十几年的谭建明就像一名冷静而又充满激情的快手剑客，总能被患者的健康需要所激励，不断地磨砺出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刺向恶魔的心脏。现在他正潜心研究基因转染技术，希望能够控制器官移植受体胰岛细胞的分泌量。前不久，此项技术的动物实验完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将增添一把屠魔斩妖的利剑!
“作为临床医生，我所进行的科研更需要与临床紧密结合。创新的来源并不遥远，就在临床的实际需要中。哪怕只是解决临床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都会给许许多多的患者带去福音。全国有6000多万糖尿病患者依靠注射胰岛素维持生活，全球糖尿病患者更是超过2亿，而现在1年能做上50例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的医院就可以跨入世界前列了。所以除了创新，还需要扎实地工作和艰难地攀登，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说这番话时，谭建明很像一位踌躇满志的“剑客”。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8期, 百拇医药(驻沪 张莉)
投身器官移植领域仅仅十几年，谭建明就从一个移植学的研究生，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学科领导者，他凭借数项突破性成果带领国内的肾移植水平跃入世界前列，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天赋与幸运相济的结果。
面对记者，谭建明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略微思考了一下，平静地自我总结道：这是在临床需要的动力驱使下，海量阅读、脑力激荡和反复试验的一段段焦灼的过程。也许，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陪伴他最多的就是这缕缕轻烟。
在采访过程中，谭建明始终是平静的，除了两次站起来为记者拿一些移植学资料外，他始终坐在办公桌前，没有频繁、多余的手势来解释他要说明的问题，没有夸张、起伏的表情透露他的内心。不过，平静的外表不代表他没有一颗火热的内心和一股执着的勇气。恰恰相反，与其淡然的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性思维和临床实践上大胆前卫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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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明：
国内知名的器官移植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1994年，由其创建的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他成功开展亚洲第一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2005年，成功开展亚洲首例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
谭建明，在Googke的搜索引擎中，这个名字给出的相关搜索结果为“谭建明器官移植”，在许许多多撰写他事迹的文章中也将他定位为“国内知名的器官移植专家”。谭建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但是，“其实我是学泌尿外科出身的”，谭建明这样告诉记者。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南京军医学院军医系毕业后，他一直从事泌尿外科工作，直到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器官移植方面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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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外科领域的三大进展之一，体现出医院的综合科技实力。其难度并不完全体现在手术技术本身，器官移植供受者的免疫学与非免疫学匹配问题就给其设立了一个高门槛，尤其肾脏移植更是如此；另外，围手术期的处理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技巧需要移植免疫学的深厚功底，一部分幸运的患者即使能够顺利地走出手术室却也并不意味着雨过天晴，因为术后的排异与感染等问题可能将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谭建明投身器官移植领域之初，就“盯”住了移植术前的“高门槛”。
组织配型“革命”成功移植大门敞开
哥哥去了，但弟弟的新技术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器官移植患者看到了希望……
谭建明在移植学领域的第一项引起世人关注的成果是1994年创建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提出氨基酸残基配型新标准。这一技术解决了困扰移植临床20多年的配型难、寻找相配供体难的问题，把器官移植术前的高门槛狠狠地压低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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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师从移植学专家谢桐教授刚刚一年，但对于谭建明来说还是有点迟了。1992年，谭建明的哥哥患病需要进行移植手术，家中其他四兄妹是移植供体最佳人选。但是当时国内还是使用血清学方法来完成组织配型，而且只能在血站而非一般医院完成。谭建明五兄妹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谭建明致电哥哥当时的主治医师，询问是否可以让各兄妹在当地取血样快递到血站进行组织配型，但是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测试板需要在-80℃的温度下保存，而且对活细胞的量要求较多，而这些活细胞只能保存6个小时。同时，他还了解到标准血清是依据外国人的标本来完成的，对于中国人的误差在20%～30%左右，而且受配型操作人员技能的影响会很大。最后，患病的兄长认为要让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完成一项误差如此大的检测，代价和风险很大，而且也不能保证手术的最后成功，因此最终放弃了手术。
谭建明在从事泌尿外科时已经不乏肾移植患者的案例，发生在兄长身上的状况让他进一步意识到组织配型技术改进的重要性。他开始查阅海内外的文献，国外将PCR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不是可以将PCR技术也用于临床的组织配型工作呢？”1993年在与上海医科大学谢桐教授的接触中，谭建明谈起了自己希望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这个想法令谢教授也倍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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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有点海底捞针的感觉，完全没有方向，不知如何下手。即使有了这个想法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谭建明惟一清楚的方向就是寻找新的组织配型技术。也许是敢于改变现状的全新思路打动了谢桐教授，在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学四选一的博士研究生面试中，谭建明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校和医院的研究经费及仪器都有限，对新技术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限制。PCR实验需要一台价值13万元的进口仪器，一时解决不了，谭建明就买来钢锅以手工操作替代。“几个钢锅中的温度各不相同，把样本放置到每个钢锅中的时间从十几秒到一分钟不等，循环往复几十圈，的确是件麻烦的事情，当时的实验耗费了不少时间。”
作为博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在学校上课，一方面要参与临床工作，为了加快研究进程，谭建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几个寒暑假都回到医院上班，节假日和晚上大多都泡在实验室。经过刻苦攻关，他终于攻破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1994年10月，以PCR技术为基础的器官移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成功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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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血清学方法比较，新技术可谓是革命性的进步，尤其是这种新技术更加符合亚洲人种的特点。以往血清学方法对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进行组织配型需要24小时完成；等配型结果出来了，捐献的器官因等待时间太长可能就自动“报废”了。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仅仅是原来的1/6，即4小时，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移植手术对脏器保存时间的要求。
同时，血清学方法需-80℃保存的要求、昂贵的测试板和对技术人员经验的高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在新技术面前一下子矮了一截，一般医院的人员在接受培训后就能掌握这项技术。临床应用显示：供、受体的相配几率由原来的1.2%提高到39.9%，标志着千万个患者可以受益于这种新技术并可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该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可惜的是，谭建明的哥哥在1993年春节辞世了，未能用上弟弟的新技术，然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器官移植患者在后来以及未来的日子里都受惠于这一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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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官移植供受体组织配型的路上，1994年，谭建明就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目前快速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抗体筛选技术也成为了组织配型的主流技术，但是谭建明大步向前的脚步并没有停留。上世纪90年代末，基因芯片在新药筛选领域的运用又让谭建明的脑中亮起了一盏明灯，将DNA芯片技术用于组织配型中是否可以进一步减少误差、提高效率呢？相比HLA全套基因配型技术，基因芯片一次性可以完成的配型数量更大，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可以完成更多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组织配型工作。历时5年的研究后，2005年3月HLA基因分型芯片技术用于移植器官组织配型通过上海市科委专家组鉴定，被一致认为是该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基因芯片配型技术只需2.5小时就能出结果的高效能，再一次让器官移植患者在与时间的赛跑中跑得更快。
胰岛细胞移植世界注目中国
度过让人心焦而无奈的日子，亚洲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成功!
上世纪90年代，在谭建明跨越移植术前“门槛”，进一步深入移植学研究领域、开始研究胰岛细胞移植的时候，传来了暂停胚胎胰岛细胞移植的消息。是否可以用成人的胰岛细胞移植方法来继续开展胰岛细胞移植手术呢？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但在国际上也只是探索性的方法。2000年谭建明加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始了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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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这项研究是有深厚基础的。因为多年来，医院完成了很多胚胎胰岛细胞移植的手术，在胰岛细胞的分离与纯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谭建明带领的研究小组从小白鼠的动物实验开始，通过糖尿病小鼠模型进行的胰岛细胞移植进展非常顺利。整整两年，研究小组已掌握了相当娴熟的动物胰岛细胞分离与纯化技术。可同样的技术在人体胰腺上完全没用，分离纯化出来的成人胰岛细胞数量很少，有时甚至为“零”。
此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世界上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成功的消息。2002年无疑是让人心焦而无奈的一年：一方面是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已被动物实验证明是成功的；一方面却是难以逾越的关口。谭建明及其研究小组有些犹豫了，但是院方和上海市卫生局都对此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且提供了总计400万元的经费支持。拿到经费了，却使谭建明心中更加不安，但是院领导开明地表示让他大胆干，“没有无风险的科研项目”，这让谭建明放下心来。同期，谭建明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结识了著名的胰岛细胞移植专家Ricordi教授。Ricordi教授得知谭建明的研究进程后又惊又喜，主动提出与其签订免费技术合作协议并派来两位技术顾问专程到上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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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延续了一宗泪水与欢笑交织的感人爱情。
如果说首例单纯成人胰岛细胞移植尚有国外专家的指导，那么2005年开展的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则是谭建明及其攻关小组当之无愧的自主研发产品。如同在组织配型研究中穿插着伤感的兄弟情长，在联合移植手术中，谭建明成就了一段泪水与欢笑交织的爱情佳话。
2005年3月，谭建明收到一封特殊的求助信——信的最后3页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签字的人都是医生。他们希望谭教授能够帮助他们昔日的大学同学，一位叫任远航的牡丹江重症糖尿病伴肾功能衰竭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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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女士与丈夫都是学医的，丈夫年幼时因为车祸失去了一条腿，但是夫妇俩在婚后成为同学们眼中的幸福夫妻。任女士与丈夫相濡以沫，过着简单而快乐的日子，她没想到病魔正在悄悄地靠近自己。任女士婚后被发现患上糖尿病，之后受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并于2002年出现肾功能衰竭，依靠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艰难地渡过每一天。心地善良的任女士不愿拖累丈夫，多次提出离婚但都被丈夫拒绝。丈夫从各种各样的医学杂志和与同学的讨论中了解到谭建明实施亚洲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成功经历，他冒出的想法是：能否为妻子同时实施肾-胰岛细胞联合移植，于是他提笔写信给谭建明。
而此时谭建明潜心研究的正是肾-胰岛细胞联合移植!这个研究课题从2002年就列入他的议事日程。
就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本身而言，已经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技术；而要同时实施肾脏移植，两者的主要治疗措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矛盾。目前用于肾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对胰岛细胞存在明显的毒性损害，有可能使胰岛细胞移植功败垂成；而采用胰岛细胞移植的治疗方案，则存在着使肾移植失败的危险。这对矛盾长期以来严重阻碍着肾脏与胰岛细胞联合移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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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明率先进行了“免疫抑制药物对成人胰岛细胞毒性作用及其防治”研究，历经两年，筛选出两种对胰岛细胞影响较小的免疫抑制药物，并找到了临床中进一步降低其毒性的方法。可以说除了手术实践外，所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都是积极的。谭建明给任女士夫妇拨去了电话，夫妇俩没有想到仅仅发出信件三四天就接到谭教授的回复，他们非常高兴，但另一方面，近30万元的医药费和尚无手术案例的现实难题也摆在了他们面前。
谭建明请示医院领导同意动用科研经费以圆任女士重返正常人生活之梦，而另一头任女士已经与丈夫商量愿意将自己作为首个试验手术对象，并表示如果试验失败愿意将角膜捐献给其他眼疾患者……
2005年6月13日，谭建明及其攻关小组为任女士实施的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获得成功，这一天，恰好是任女士夫妇俩结婚5周年纪念日。
记者在病房看到了还处于恢复观察期的任女士，谭教授与她的对话依旧是平静的，但是他告诉记者，他对任女士夫妇的牵挂已经超越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寄托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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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疾病是恶魔，那么进入器官移植领域仅十几年的谭建明就像一名冷静而又充满激情的快手剑客，总能被患者的健康需要所激励，不断地磨砺出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刺向恶魔的心脏。现在他正潜心研究基因转染技术，希望能够控制器官移植受体胰岛细胞的分泌量。前不久，此项技术的动物实验完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将增添一把屠魔斩妖的利剑!
“作为临床医生，我所进行的科研更需要与临床紧密结合。创新的来源并不遥远，就在临床的实际需要中。哪怕只是解决临床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都会给许许多多的患者带去福音。全国有6000多万糖尿病患者依靠注射胰岛素维持生活，全球糖尿病患者更是超过2亿，而现在1年能做上50例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的医院就可以跨入世界前列了。所以除了创新，还需要扎实地工作和艰难地攀登，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说这番话时，谭建明很像一位踌躇满志的“剑客”。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8期, 百拇医药(驻沪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