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毒魔的较量
“6.26”国际禁毒日专题报道
【核心提示】
这是一群“特殊”的医护人员，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们避恐不及的吸毒者；说他们特殊，还因为他们面临比一般医护人员更大的职业风险和精神压力，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辛勤换来了无数吸毒者的新生。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医路有你”版特派记者深入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记录禁毒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与感人事迹。
他是“老大”＆耐心的聆听者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怕你!”
“刚来医院时头发全是黑的，现在白了三分之一”
“得和他们打心理战，这些病人也是很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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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病人比较特殊，很多是心理变态的，说翻脸就翻脸，你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很多委屈，不要想得到什么回报。”6月14日上午，在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院长办公室，院长张希范对一名应聘护士已成功的女孩这样说道。
作为戒毒中心的主管院长，每次面对新来的医护人员，张希范都会向其介绍戒毒医院的特殊性，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从事神经内科及临床戒毒工作30余年的他，对戒毒医生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年近六旬的张希范曾在多家医疗机构工作过，5年前，他来到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刚来戒毒中心的那段日子，张希范说自己饱尝“苦头”。
吸毒患者有个特点，白天相对安静，喜欢睡觉，而到了晚上却会兴奋起来，或者凌晨一两点钟后才睡，或者就一整晚不睡。他们常常在这个时间段打架、闹事。张希范刚来的第一个星期，每天晚上一两点钟都会被叫起来处理事情，等处理完回去后就睡不着了，而第二天一大早又得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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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范说，那时的保卫措施还不完善，有的病人就偷偷带毒品进医院，被发现后，病人就会恶意报复。有一次，病人用头撞张希范的胸部，让他疼了好多天；他的头也被打肿过一回。甚至有一次，一个病人指着他的鼻子威胁说：“老子20万元买你一条腿!”“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怕你!”面对这类病人的威胁，张希范毫无惧色。
很多吸毒者混迹于黑白两道，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张希范在戒毒中心的5年来经常遇到各种问题和风险。
2002年的冬天，有3个来自沈阳的病人来戒毒中心戒毒，每个人还各带了2个保镖。“这帮人其实就是黑社会的混混，3个病人是老大。”张希范说。那6个保镖时不时找医院的麻烦，常常对女护士动手动脚，并向医院保安挑衅。因为在戒毒中心里禁止喝酒和赌博，这让6个“马仔”很不适应。一次，他们叫外面的人把白酒装在矿泉水瓶里，再从墙外扔进来。医院保安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双方发生争执，6个“马仔”开始向保安动手。
医院保安们这次终于忍无可忍了，双方打了起来，最后都受了伤。“马仔”们还打电话找帮手，不久医院门口就来了2辆面包车，下来30多个人，拿着棍子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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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工作人员马上报了警，然而张希范却对赶来的警察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把警察劝了回去。随后，他把那3个病人中的“老大”叫到办公室。这个老大平日对张希范比较尊敬，称他为大哥。“老孙，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张希范开口就问。
“很好啊。”
“那好，今天这事你也看到了，是你们先做得不对，我们才还的手。现在你们叫来一帮人扰乱医院秩序，像什么话？!你今天给大哥一个面子，让他们马上回去。行不行？”张希范盯着“老大”的双眼，语气很坚决。
“行，听大哥的。”
“老大”让两车人走了，张希范又指挥给受伤者医治，双方各付各的医药费。之后他让这伙人出院，原因是“坏了医院规矩”，这伙人最后乖乖地走了。没借用任何外力，张希范就把这起风波圆满解决了。在处理这类事情时，他倒像个“江湖老大”。一名保安曾对他说：“张院长，很多事情只要你在场，我们就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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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被这些事情吓倒过。”张希范平静地对记者说，“干戒毒这行不光是救一个吸毒者，还拯救了一个家庭，甚至拯救了社会。只要有一个人戒毒成功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说获得了成就。”
与一般医院的医生相比，戒毒医生的精神压力更大。吸毒病人由于心理问题，经常会无故闹事，对医护人员胡搅蛮缠。“有时候明知道他是故意来闹的，还得想方设法地说服他，顺着他的话说，而且不能让他抓到把柄。你的脑袋得不停地转，得和他们打心理战。这些病人也是很聪明的。”张希范说。
很多吸毒者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父母常常来找张希范倾诉。这时候的张希范从“老大”角色转换成一个耐心的聆听者，他每次都会抽出空来接待这些家属。“他们悲哀时，我会和他们一起悲哀；他们高兴时我会和他们一起高兴。看到人家家破人亡，我心里一样感到悲痛和难受。但作为院长，我的个人情绪全都要压在心里，只能自己给自己做心理排解，比如一个人散步时吼两声，唱两句，发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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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范带着记者在病区走了一圈，病人们或者在打桌球，或者围在一起聊天，他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跟病人及家属打招呼。
“明天开联欢会了，你唱什么歌？”他问一位脸色略显苍白的女患者。“《城里的月光》。”“好，走!现在就想听听你唱歌。”张希范笑着说。
来到卡拉OK室，女患者唱了一首郑秀文的《值得》。张希范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她原来在歌厅唱歌，后来染上毒品，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就出去卖淫。”张希范说。
“做这一行很辛苦，很费心，来这之前我没有一根白头发，看，现在1/3都白了。”这位慈祥的老院长捋起头发给记者看。
像卡拉OK室墙上贴的各种各样的京剧脸谱一样，戒毒中心的病人也来自三教九流，每个人的经历让人或同情，或惋惜，或鄙视。这里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小型社会，透过一个个真实、曲折的故事，让人感受到毒品祸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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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希范一样，戒毒中心的医务人员经常要和各式各样的吸毒者交往、周旋。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崇高伟大，没有把自己看作大英雄。在他们眼里，吸毒者只是病人而已，只是这些病人需要更多的心血来医治。
他与戒毒者同吃同住三年半
“3年多没回过一次家，妻子闹离婚，父亲也表示要断绝关系。”
“戒毒医生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吸毒者是违法者、患者、受害者三者合一，我们对病人主要是服务。”
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子，屋内被厚厚的几摞书占了不少空间；阳台被改造为厨房，和卧室紧挨在一起。简朴的小屋洋溢着温馨的气息。
这就是戒毒中心康复科主任李凌一家三口的住处，今年35岁的他是戒毒中心的“开国功臣”之一，高级心理咨询师。6年前他来到这里工作，摸索出了一套独到的心理戒毒方法，并在戒毒中心一手创办了心理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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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李凌在戒毒中心从事接听心理热线工作。后来，一直对心理咨询和人性学很感兴趣的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病人，向领导提出和病人一起吃住的要求。
医院研究了一星期后，批准了李凌的要求。医院领导之所以有顾虑，是因为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在戒毒医院里，有近一半病人感染了乙肝或丙肝，还有不少人感染过肺部疾病。医生与病人一起吃住，一旦遭到病人的攻击会很危险。
“当时别说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在戒毒中都不常应用，社会上普遍把吸毒者当犯人来看，当时流行的戒毒方法是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强制他们戒掉毒品。于是病人对治疗非常抵制，李凌这样做也许会化解病人的抵触心理。”张希范回忆说。
从此，李凌白天在刚创办的心理治疗室工作，晚上就去病区和病人住在一起(当然，李凌和病人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和病人聊天，彼此之间的态度由一开始的不接纳、恐惧慢慢转为相互了解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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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彻夜交谈，李凌对病人的真诚、平等和尊重，让病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的医生，主动求治的愿望也显著增强，而李凌也幸运地没有遇到什么意外。医院看到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又多派了一些医生与病人一起吃住。
然而，在戒毒治疗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李凌却遭受到了亲朋好友的误解，大多数亲戚朋友都不敢再和他来往了。不过，大家的排斥更激发了李凌的工作斗志，戒毒中心成了他的家。从2001年到2004年，李凌3年多时间里没回过一次家。妻子和他闹离婚，他父亲也气愤地表示要和他断绝关系。
家庭的不支持并没有让李凌放弃对戒毒心理疗法的研究。当然，他的父亲和妻子后来还是理解了他。2004年8月，在医院领导的特殊照顾下，李凌把妻儿接到医院住，尽管房子很小，但一家三口每天都在一起，其乐融融。他的妻子也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他和孩子。李凌忙的时候她还过去当帮手。
“这3年的经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财富，它帮我理解人性，帮我找到自己。如果我以后真的获得什么成就，我会感谢这3年的特殊经历。”李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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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努力实践，李凌探索出一套“PC戒毒模式”(人本主义自愿戒毒模式)，即以服务理念为核心的戒毒模式。“戒毒医生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吸毒者是违法者、患者、受害者三者合一，我们对病人主要是服务，这样可以消除医生与病人之间不信任的关系。”
现在，戒毒医院的心理医生大多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用李凌的话说“都是他的学生”，他把自己摸索出来的心理咨询方法编成教材与这些“学生”交流，他亲切地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在戒毒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让这个年轻人愈发成熟和自信。
他们是认“干亲”最多的医生
“我有几十个干儿子、干女儿。”
“我是戒毒者中最幸福的人!我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吸毒者，做回正常人吧，社会可以接纳你!”
在戒毒医生看来，戒毒病人最可怕的不是他染过毒品，“吸毒者是反社会、不正常的人，但平时他们看上去又像正常人一样，这是最令人可怕的。他们说谎成自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李凌说。他非常关注病人吸毒背后的人性挣扎，在他看来，所有吸毒者在吸毒之前都有人格障碍，吸毒后更加重了其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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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吸毒者，戒毒医院提倡“以爱感人，以德渡人”，张希范常常告诉员工，必须让病人感到你是真的对他好。
戒毒中心的戒毒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很多病人出院后不再复吸，大多数病人对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心存感激之情。张希范说，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医生都认了不少“干亲”。
吸毒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张希范笑着告诉记者，他有几十个干儿子、干女儿。在采访中，他还给记者看一个已经戒毒成功的“干女儿”前不久发来的照片。这个“干女儿”曾经是位列车员，几年前染上了毒品，后来在这里戒毒成功，临走的时候认了张希范作父亲，之后她去北京读大学，现在成为一名导演助理，也有了男朋友。
李凌也不知道自己认了多少干亲。在戒毒医院的几年里，他和其他医生一样，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他和阿航的故事。
, 百拇医药 2001年，22岁的阿航从贵州来广州戒毒。阿航8岁时父母离异，继母对他很不好，有一次竟然因为一点小事砍了他两刀。中专毕业后，阿航染上了毒品，吸了8年，强制戒毒很多次都不成功。他的亲生妈妈把他送到广州戒毒。
很快，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让阿航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一次他过生日，李凌和几个实习生偷偷买了蛋糕给他，阿航当场感动得哭了。他对李凌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好过。“第二天他提出拜我为哥哥。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说你以后一定要听我话，把毒戒掉。”
阿航最终戒毒成功，出院后李凌帮他找了份搬运工作，阿航也争气，后来还当上了公司的片区经理。那时候，阿航有空就到“哥哥”家里去，聊聊天，谈谈工作，李凌对他的转变万分欣慰。
但是，就在阿航的事业一片坦途、人生步入正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2004年5月21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李凌回忆说，“公安部门给我打电话，说有车祸，让我连夜认尸。我赶过去一看，死者是阿航。”由于阿航的手机通讯录里存有一名为“哥哥”的电话号码，公安部门就找到了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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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李凌像失去亲人一样悲伤，阿航的笑脸时时在他眼前浮现。“他一米八的大个儿，非常帅气的。”李凌反复指着一张他们俩的合影给记者看。
阿航的亲生妈妈悲痛欲绝，她在广州办完阿航的丧事后，起了自杀的念头。李凌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像陪自己的妈妈一样陪伴她；她一个星期不吃饭，李凌也陪着不吃。最终阿航的妈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后来她回到贵州，哮喘病发作，李凌又将她接到广州治疗；她病愈回贵州后，李凌一天一个电话安慰她。
有一天，阿航的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李凌：“我想认你做我的儿子，可以吗？”李凌没有立即答应，尽管他心里一百个愿意，但他怕自己的妈妈不高兴，于是说“我考虑一下”。晚上，他忐忑不安地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了这件事，他妈妈没犹豫就说：“当然要答应!”“那一刻，我觉得我妈妈太伟大了。”李凌说。一直到现在，李凌都和他的“干妈”保持着联系。
在戒毒医院里，内心空虚的病人很容易对充满爱心的医生产生感情，但医院规定医患之间绝对不能有恋情。“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把握的事情，一步走不好，就会坏事。”李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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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个离异的年轻女戒毒者向李凌明确表达了爱意，李凌当然巧妙地拒绝了。但这位病人出院后还常给他发短信，尽是一些甜言蜜语，有一次还被李凌妻子看到了，跟他吵了一架。
“其实她并不是真的爱我，而是缺少爱，心灵上有伤痕。2004年，她心里的情感伤痕都好了后，结了婚还生了小孩，小孩过百天的时候还寄照片给我。”
这，就是戒毒医生的方法：让戒毒者从自己的身上寻找爱，寻找治疗的动力。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意外地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卢步辉，记者去年曾采访过他。卢步辉原本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青年，曾分别担任过几家大公司的创意总监、部门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并且有2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但他因交友不慎而染上毒品，此后三进三出戒毒所。去年3月，再次复吸毒品的卢步辉来到白云戒毒中心接受治疗，并通过互联网在全球直播戒毒过程，4月戒毒成功。
, 百拇医药 卢步辉现在是贵州省毕节市文教局的禁毒形象大使，他这次来白云戒毒中心是要做一场演讲，并为他的著作《在我吸毒的日子里》举行签售活动。与一年前削瘦、苍白的面容相比，现在的卢步辉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对于为他治疗的医护人员，卢步辉对记者说：“他们的大恩无法言谢，我是戒毒者中最幸福的人!我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吸毒者，做回正常人吧，社会可以接纳你!”
记者手记
在禁毒战线上成就不平凡
在很多人心里，与“瘾君子”打交道的白衣天使有一些神秘。然而当笔者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和普通医生并无本质差别，相比之下，他们可能比其他医生的态度更和蔼，更富有爱心。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的医生，年青让他们充满激情，艰苦的工作让他们内心充实。当然，由于一般人很难忍受这里的工作压力尤其是精神压力，流动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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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生李平华，主要负责对病人的药物治疗，来这儿5年有余。他告诉记者，他们经常挨骂，或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而他们只能忍受，绝不可以对病人发火。这里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内外科技术都要懂，还要懂得和病人沟通。
李医生家在湖南，和妻子两地分居，像他这样的在戒毒医院里并不少见。大家平时都吃住在医院，“像人民公社”。他也曾想过换个工作，但不肯服输的他仍想在戒毒事业上作一点努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为社会做点贡献，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位朴实的汉子说。
护士李艳今年24岁，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毕业，来医院两年了。她刚来医院时连家里人都没敢告诉，怕他们不同意。作为护士，她们和医生一样要忍受病人的侮辱和冷漠。“吸毒者性格比较冷漠，有时打针一针扎不上，病人就会发火，把药洒到我们身上；饭菜不可口，就会把饭菜倒在我们身上。”
这里的每个医生、护士都遇到过和李艳一样的情况，被打被骂是常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及时调整、排解自己的情绪显得非常重要：张院长喜欢吼两嗓子，当过文艺兵的他京剧是拿手好戏；喜欢思考的李凌，则常常静坐冥想，用他的话说这样就会“想明白了”；护士们则是下班后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球，把苦闷发泄出来。
在记者采访的当日，戒毒医院的医务人员正在组织病人布置次日联欢会的舞台。即将到来的国际禁毒日对戒毒者和戒毒医生来说，都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
在现场，一条长长的横幅“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格外醒目，这是他们今年禁毒日联欢会的主题，也是医务人员辛勤工作的动力。这些平凡的天使们，在禁毒战线上成就着不平凡的贡献。(张永超)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白云戒毒中心提供)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23期, 百拇医药
【核心提示】
这是一群“特殊”的医护人员，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们避恐不及的吸毒者；说他们特殊，还因为他们面临比一般医护人员更大的职业风险和精神压力，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辛勤换来了无数吸毒者的新生。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医路有你”版特派记者深入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记录禁毒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与感人事迹。
他是“老大”＆耐心的聆听者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怕你!”
“刚来医院时头发全是黑的，现在白了三分之一”
“得和他们打心理战，这些病人也是很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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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病人比较特殊，很多是心理变态的，说翻脸就翻脸，你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很多委屈，不要想得到什么回报。”6月14日上午，在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院长办公室，院长张希范对一名应聘护士已成功的女孩这样说道。
作为戒毒中心的主管院长，每次面对新来的医护人员，张希范都会向其介绍戒毒医院的特殊性，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从事神经内科及临床戒毒工作30余年的他，对戒毒医生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年近六旬的张希范曾在多家医疗机构工作过，5年前，他来到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刚来戒毒中心的那段日子，张希范说自己饱尝“苦头”。
吸毒患者有个特点，白天相对安静，喜欢睡觉，而到了晚上却会兴奋起来，或者凌晨一两点钟后才睡，或者就一整晚不睡。他们常常在这个时间段打架、闹事。张希范刚来的第一个星期，每天晚上一两点钟都会被叫起来处理事情，等处理完回去后就睡不着了，而第二天一大早又得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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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范说，那时的保卫措施还不完善，有的病人就偷偷带毒品进医院，被发现后，病人就会恶意报复。有一次，病人用头撞张希范的胸部，让他疼了好多天；他的头也被打肿过一回。甚至有一次，一个病人指着他的鼻子威胁说：“老子20万元买你一条腿!”“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怕你!”面对这类病人的威胁，张希范毫无惧色。
很多吸毒者混迹于黑白两道，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张希范在戒毒中心的5年来经常遇到各种问题和风险。
2002年的冬天，有3个来自沈阳的病人来戒毒中心戒毒，每个人还各带了2个保镖。“这帮人其实就是黑社会的混混，3个病人是老大。”张希范说。那6个保镖时不时找医院的麻烦，常常对女护士动手动脚，并向医院保安挑衅。因为在戒毒中心里禁止喝酒和赌博，这让6个“马仔”很不适应。一次，他们叫外面的人把白酒装在矿泉水瓶里，再从墙外扔进来。医院保安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双方发生争执，6个“马仔”开始向保安动手。
医院保安们这次终于忍无可忍了，双方打了起来，最后都受了伤。“马仔”们还打电话找帮手，不久医院门口就来了2辆面包车，下来30多个人，拿着棍子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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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工作人员马上报了警，然而张希范却对赶来的警察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把警察劝了回去。随后，他把那3个病人中的“老大”叫到办公室。这个老大平日对张希范比较尊敬，称他为大哥。“老孙，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张希范开口就问。
“很好啊。”
“那好，今天这事你也看到了，是你们先做得不对，我们才还的手。现在你们叫来一帮人扰乱医院秩序，像什么话？!你今天给大哥一个面子，让他们马上回去。行不行？”张希范盯着“老大”的双眼，语气很坚决。
“行，听大哥的。”
“老大”让两车人走了，张希范又指挥给受伤者医治，双方各付各的医药费。之后他让这伙人出院，原因是“坏了医院规矩”，这伙人最后乖乖地走了。没借用任何外力，张希范就把这起风波圆满解决了。在处理这类事情时，他倒像个“江湖老大”。一名保安曾对他说：“张院长，很多事情只要你在场，我们就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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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被这些事情吓倒过。”张希范平静地对记者说，“干戒毒这行不光是救一个吸毒者，还拯救了一个家庭，甚至拯救了社会。只要有一个人戒毒成功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说获得了成就。”
与一般医院的医生相比，戒毒医生的精神压力更大。吸毒病人由于心理问题，经常会无故闹事，对医护人员胡搅蛮缠。“有时候明知道他是故意来闹的，还得想方设法地说服他，顺着他的话说，而且不能让他抓到把柄。你的脑袋得不停地转，得和他们打心理战。这些病人也是很聪明的。”张希范说。
很多吸毒者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父母常常来找张希范倾诉。这时候的张希范从“老大”角色转换成一个耐心的聆听者，他每次都会抽出空来接待这些家属。“他们悲哀时，我会和他们一起悲哀；他们高兴时我会和他们一起高兴。看到人家家破人亡，我心里一样感到悲痛和难受。但作为院长，我的个人情绪全都要压在心里，只能自己给自己做心理排解，比如一个人散步时吼两声，唱两句，发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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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范带着记者在病区走了一圈，病人们或者在打桌球，或者围在一起聊天，他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跟病人及家属打招呼。
“明天开联欢会了，你唱什么歌？”他问一位脸色略显苍白的女患者。“《城里的月光》。”“好，走!现在就想听听你唱歌。”张希范笑着说。
来到卡拉OK室，女患者唱了一首郑秀文的《值得》。张希范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她原来在歌厅唱歌，后来染上毒品，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就出去卖淫。”张希范说。
“做这一行很辛苦，很费心，来这之前我没有一根白头发，看，现在1/3都白了。”这位慈祥的老院长捋起头发给记者看。
像卡拉OK室墙上贴的各种各样的京剧脸谱一样，戒毒中心的病人也来自三教九流，每个人的经历让人或同情，或惋惜，或鄙视。这里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小型社会，透过一个个真实、曲折的故事，让人感受到毒品祸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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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希范一样，戒毒中心的医务人员经常要和各式各样的吸毒者交往、周旋。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崇高伟大，没有把自己看作大英雄。在他们眼里，吸毒者只是病人而已，只是这些病人需要更多的心血来医治。
他与戒毒者同吃同住三年半
“3年多没回过一次家，妻子闹离婚，父亲也表示要断绝关系。”
“戒毒医生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吸毒者是违法者、患者、受害者三者合一，我们对病人主要是服务。”
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子，屋内被厚厚的几摞书占了不少空间；阳台被改造为厨房，和卧室紧挨在一起。简朴的小屋洋溢着温馨的气息。
这就是戒毒中心康复科主任李凌一家三口的住处，今年35岁的他是戒毒中心的“开国功臣”之一，高级心理咨询师。6年前他来到这里工作，摸索出了一套独到的心理戒毒方法，并在戒毒中心一手创办了心理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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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李凌在戒毒中心从事接听心理热线工作。后来，一直对心理咨询和人性学很感兴趣的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病人，向领导提出和病人一起吃住的要求。
医院研究了一星期后，批准了李凌的要求。医院领导之所以有顾虑，是因为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在戒毒医院里，有近一半病人感染了乙肝或丙肝，还有不少人感染过肺部疾病。医生与病人一起吃住，一旦遭到病人的攻击会很危险。
“当时别说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在戒毒中都不常应用，社会上普遍把吸毒者当犯人来看，当时流行的戒毒方法是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强制他们戒掉毒品。于是病人对治疗非常抵制，李凌这样做也许会化解病人的抵触心理。”张希范回忆说。
从此，李凌白天在刚创办的心理治疗室工作，晚上就去病区和病人住在一起(当然，李凌和病人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和病人聊天，彼此之间的态度由一开始的不接纳、恐惧慢慢转为相互了解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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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彻夜交谈，李凌对病人的真诚、平等和尊重，让病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的医生，主动求治的愿望也显著增强，而李凌也幸运地没有遇到什么意外。医院看到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又多派了一些医生与病人一起吃住。
然而，在戒毒治疗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李凌却遭受到了亲朋好友的误解，大多数亲戚朋友都不敢再和他来往了。不过，大家的排斥更激发了李凌的工作斗志，戒毒中心成了他的家。从2001年到2004年，李凌3年多时间里没回过一次家。妻子和他闹离婚，他父亲也气愤地表示要和他断绝关系。
家庭的不支持并没有让李凌放弃对戒毒心理疗法的研究。当然，他的父亲和妻子后来还是理解了他。2004年8月，在医院领导的特殊照顾下，李凌把妻儿接到医院住，尽管房子很小，但一家三口每天都在一起，其乐融融。他的妻子也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他和孩子。李凌忙的时候她还过去当帮手。
“这3年的经历，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财富，它帮我理解人性，帮我找到自己。如果我以后真的获得什么成就，我会感谢这3年的特殊经历。”李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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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努力实践，李凌探索出一套“PC戒毒模式”(人本主义自愿戒毒模式)，即以服务理念为核心的戒毒模式。“戒毒医生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吸毒者是违法者、患者、受害者三者合一，我们对病人主要是服务，这样可以消除医生与病人之间不信任的关系。”
现在，戒毒医院的心理医生大多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用李凌的话说“都是他的学生”，他把自己摸索出来的心理咨询方法编成教材与这些“学生”交流，他亲切地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在戒毒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让这个年轻人愈发成熟和自信。
他们是认“干亲”最多的医生
“我有几十个干儿子、干女儿。”
“我是戒毒者中最幸福的人!我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吸毒者，做回正常人吧，社会可以接纳你!”
在戒毒医生看来，戒毒病人最可怕的不是他染过毒品，“吸毒者是反社会、不正常的人，但平时他们看上去又像正常人一样，这是最令人可怕的。他们说谎成自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李凌说。他非常关注病人吸毒背后的人性挣扎，在他看来，所有吸毒者在吸毒之前都有人格障碍，吸毒后更加重了其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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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吸毒者，戒毒医院提倡“以爱感人，以德渡人”，张希范常常告诉员工，必须让病人感到你是真的对他好。
戒毒中心的戒毒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很多病人出院后不再复吸，大多数病人对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心存感激之情。张希范说，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医生都认了不少“干亲”。
吸毒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张希范笑着告诉记者，他有几十个干儿子、干女儿。在采访中，他还给记者看一个已经戒毒成功的“干女儿”前不久发来的照片。这个“干女儿”曾经是位列车员，几年前染上了毒品，后来在这里戒毒成功，临走的时候认了张希范作父亲，之后她去北京读大学，现在成为一名导演助理，也有了男朋友。
李凌也不知道自己认了多少干亲。在戒毒医院的几年里，他和其他医生一样，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他和阿航的故事。
, 百拇医药 2001年，22岁的阿航从贵州来广州戒毒。阿航8岁时父母离异，继母对他很不好，有一次竟然因为一点小事砍了他两刀。中专毕业后，阿航染上了毒品，吸了8年，强制戒毒很多次都不成功。他的亲生妈妈把他送到广州戒毒。
很快，戒毒医院的医护人员让阿航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一次他过生日，李凌和几个实习生偷偷买了蛋糕给他，阿航当场感动得哭了。他对李凌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好过。“第二天他提出拜我为哥哥。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说你以后一定要听我话，把毒戒掉。”
阿航最终戒毒成功，出院后李凌帮他找了份搬运工作，阿航也争气，后来还当上了公司的片区经理。那时候，阿航有空就到“哥哥”家里去，聊聊天，谈谈工作，李凌对他的转变万分欣慰。
但是，就在阿航的事业一片坦途、人生步入正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2004年5月21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李凌回忆说，“公安部门给我打电话，说有车祸，让我连夜认尸。我赶过去一看，死者是阿航。”由于阿航的手机通讯录里存有一名为“哥哥”的电话号码，公安部门就找到了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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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李凌像失去亲人一样悲伤，阿航的笑脸时时在他眼前浮现。“他一米八的大个儿，非常帅气的。”李凌反复指着一张他们俩的合影给记者看。
阿航的亲生妈妈悲痛欲绝，她在广州办完阿航的丧事后，起了自杀的念头。李凌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像陪自己的妈妈一样陪伴她；她一个星期不吃饭，李凌也陪着不吃。最终阿航的妈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后来她回到贵州，哮喘病发作，李凌又将她接到广州治疗；她病愈回贵州后，李凌一天一个电话安慰她。
有一天，阿航的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李凌：“我想认你做我的儿子，可以吗？”李凌没有立即答应，尽管他心里一百个愿意，但他怕自己的妈妈不高兴，于是说“我考虑一下”。晚上，他忐忑不安地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了这件事，他妈妈没犹豫就说：“当然要答应!”“那一刻，我觉得我妈妈太伟大了。”李凌说。一直到现在，李凌都和他的“干妈”保持着联系。
在戒毒医院里，内心空虚的病人很容易对充满爱心的医生产生感情，但医院规定医患之间绝对不能有恋情。“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把握的事情，一步走不好，就会坏事。”李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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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个离异的年轻女戒毒者向李凌明确表达了爱意，李凌当然巧妙地拒绝了。但这位病人出院后还常给他发短信，尽是一些甜言蜜语，有一次还被李凌妻子看到了，跟他吵了一架。
“其实她并不是真的爱我，而是缺少爱，心灵上有伤痕。2004年，她心里的情感伤痕都好了后，结了婚还生了小孩，小孩过百天的时候还寄照片给我。”
这，就是戒毒医生的方法：让戒毒者从自己的身上寻找爱，寻找治疗的动力。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意外地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卢步辉，记者去年曾采访过他。卢步辉原本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青年，曾分别担任过几家大公司的创意总监、部门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并且有2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但他因交友不慎而染上毒品，此后三进三出戒毒所。去年3月，再次复吸毒品的卢步辉来到白云戒毒中心接受治疗，并通过互联网在全球直播戒毒过程，4月戒毒成功。
, 百拇医药 卢步辉现在是贵州省毕节市文教局的禁毒形象大使，他这次来白云戒毒中心是要做一场演讲，并为他的著作《在我吸毒的日子里》举行签售活动。与一年前削瘦、苍白的面容相比，现在的卢步辉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对于为他治疗的医护人员，卢步辉对记者说：“他们的大恩无法言谢，我是戒毒者中最幸福的人!我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吸毒者，做回正常人吧，社会可以接纳你!”
记者手记
在禁毒战线上成就不平凡
在很多人心里，与“瘾君子”打交道的白衣天使有一些神秘。然而当笔者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和普通医生并无本质差别，相比之下，他们可能比其他医生的态度更和蔼，更富有爱心。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的医生，年青让他们充满激情，艰苦的工作让他们内心充实。当然，由于一般人很难忍受这里的工作压力尤其是精神压力，流动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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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生李平华，主要负责对病人的药物治疗，来这儿5年有余。他告诉记者，他们经常挨骂，或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而他们只能忍受，绝不可以对病人发火。这里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内外科技术都要懂，还要懂得和病人沟通。
李医生家在湖南，和妻子两地分居，像他这样的在戒毒医院里并不少见。大家平时都吃住在医院，“像人民公社”。他也曾想过换个工作，但不肯服输的他仍想在戒毒事业上作一点努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为社会做点贡献，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位朴实的汉子说。
护士李艳今年24岁，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毕业，来医院两年了。她刚来医院时连家里人都没敢告诉，怕他们不同意。作为护士，她们和医生一样要忍受病人的侮辱和冷漠。“吸毒者性格比较冷漠，有时打针一针扎不上，病人就会发火，把药洒到我们身上；饭菜不可口，就会把饭菜倒在我们身上。”
这里的每个医生、护士都遇到过和李艳一样的情况，被打被骂是常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及时调整、排解自己的情绪显得非常重要：张院长喜欢吼两嗓子，当过文艺兵的他京剧是拿手好戏；喜欢思考的李凌，则常常静坐冥想，用他的话说这样就会“想明白了”；护士们则是下班后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球，把苦闷发泄出来。
在记者采访的当日，戒毒医院的医务人员正在组织病人布置次日联欢会的舞台。即将到来的国际禁毒日对戒毒者和戒毒医生来说，都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
在现场，一条长长的横幅“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格外醒目，这是他们今年禁毒日联欢会的主题，也是医务人员辛勤工作的动力。这些平凡的天使们，在禁毒战线上成就着不平凡的贡献。(张永超)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白云戒毒中心提供)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23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