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社区医生又何妨
本文作者从事社区医学服务比较早，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被医院委派到深圳边远的郊区工作，这十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一直都很迅猛，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在城市社区和农村设立卫生服务机构。前些年的重点在城市居民区，取得一定成绩后，就开始在农村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卫生意识和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
当年，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外科医生。我想，所有学医的男同胞都梦想过做外科医生吧。然而，在轮转了一年以后，院长将我派到城区以外的某个地方做社区医生，这意味着我要远离繁华和远离主流的工作方式，整天生活在交通和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当然，这样的选择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院长看出了我的为难，教导说我年轻、基本功扎实，况且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大夫)，如果真的不适应，他再考虑换人。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我不做还要有其他人顶上的吧？当时的医院没有防保科，院长直接负责社区卫生工作的建设。作为医院的一个职能部门，院长也没有给我下达固定的任务，但要对辖区内的居民健康情况进行摸排，建立档案，常住居民以家为单位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档案尽量做到以厂为单位建立，对于闲散人员，如果我们遇见了就动员他们做健康档案。
, 百拇医药
“招安”赤脚医
由于社区医生的工作形式和大部分城市都不相同，社区医生的工作量和收入也不直接成正比，因此，我们做工作完全是从责任和义务出发，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按理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负担，即便是这样，阻力还是很大，而这些困难不能动不动就向上级汇报吧？有些东西需要自己灵活处理的。
事实上，政府在刚推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候，就等于“砸”了赤脚医生的饭碗，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我所工作的行政村范围很大，方圆3公里，由4个村落组成，在我们之前，这里活跃着3位赤脚医生。由于我们的到来，政府给了他们一笔安置费，这等于结束了他们的行医生涯。这3位“老兄”其实是很有情绪的，但是他们不敢和政府闹，只能在群众中散发一些谣言，要不就在家继续行医，遇上卫生局检查时农民们都替他们瞒着。
“这不是个办法，如果出了事，我们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要担责任的。”刚到社区的那些日子，我整天为这事发愁。与张大夫合计后，我们决定把他们“招安”做助手，他们虽然没有处方权，但做科学宣传、量个血压测个体温什么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于是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分别到3位“老兄”家谈心，最终，有两位愿意加入。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们相处得很不错，有时还到他们家蹭饭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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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
社区卫生工作一开始很难，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出诊。
记得第一年的健康普查工作相当烦琐，带着各种表格、仪器到居民家里进行最基本的体检，以便于获得最基本的健康资料，而这些工作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来，而且，根据我短暂的工作经验判断，村民对这种方式不太接受。我将困难向村委会领导反映，他们非常支持，只要我到哪个村子，他们就用小车送我过去，每次都没有拒绝。小车派出去了，就让联防队员开摩托车送我。
因为我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免费的，具有公益性，即便有一些收费的项目，也很低廉，而这么多年来，村民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和卫生服务站的存在。
2005年6月，医院因工作需要将我调回医院，分管社区卫生，后来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出去了，村民联名写信说舍不得，村委会书记还拿着联名信来到我面前。两天后，我决定留下。
对于从事社区卫生工作的人而言，专业技术之外的困难实际上很多，如果在社区工作又不放下大医院医生的架子，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毕竟，让当地居民接受、争取兄弟部门的配合，才是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或许，有的同行会认为我们各自所在的社区医疗机构体制不一样，所面临的困难也各不相同，但作为一位在社区工作多年的社区医生，我相信世在人为的处世哲学——只要我们以最大的努力让别人理解我们的善意，就能将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6期, http://www.100md.com(刘金)
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一直都很迅猛，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在城市社区和农村设立卫生服务机构。前些年的重点在城市居民区，取得一定成绩后，就开始在农村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卫生意识和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
当年，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外科医生。我想，所有学医的男同胞都梦想过做外科医生吧。然而，在轮转了一年以后，院长将我派到城区以外的某个地方做社区医生，这意味着我要远离繁华和远离主流的工作方式，整天生活在交通和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当然，这样的选择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院长看出了我的为难，教导说我年轻、基本功扎实，况且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大夫)，如果真的不适应，他再考虑换人。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我不做还要有其他人顶上的吧？当时的医院没有防保科，院长直接负责社区卫生工作的建设。作为医院的一个职能部门，院长也没有给我下达固定的任务，但要对辖区内的居民健康情况进行摸排，建立档案，常住居民以家为单位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档案尽量做到以厂为单位建立，对于闲散人员，如果我们遇见了就动员他们做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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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赤脚医
由于社区医生的工作形式和大部分城市都不相同，社区医生的工作量和收入也不直接成正比，因此，我们做工作完全是从责任和义务出发，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按理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负担，即便是这样，阻力还是很大，而这些困难不能动不动就向上级汇报吧？有些东西需要自己灵活处理的。
事实上，政府在刚推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候，就等于“砸”了赤脚医生的饭碗，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我所工作的行政村范围很大，方圆3公里，由4个村落组成，在我们之前，这里活跃着3位赤脚医生。由于我们的到来，政府给了他们一笔安置费，这等于结束了他们的行医生涯。这3位“老兄”其实是很有情绪的，但是他们不敢和政府闹，只能在群众中散发一些谣言，要不就在家继续行医，遇上卫生局检查时农民们都替他们瞒着。
“这不是个办法，如果出了事，我们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要担责任的。”刚到社区的那些日子，我整天为这事发愁。与张大夫合计后，我们决定把他们“招安”做助手，他们虽然没有处方权，但做科学宣传、量个血压测个体温什么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于是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分别到3位“老兄”家谈心，最终，有两位愿意加入。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们相处得很不错，有时还到他们家蹭饭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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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
社区卫生工作一开始很难，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出诊。
记得第一年的健康普查工作相当烦琐，带着各种表格、仪器到居民家里进行最基本的体检，以便于获得最基本的健康资料，而这些工作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来，而且，根据我短暂的工作经验判断，村民对这种方式不太接受。我将困难向村委会领导反映，他们非常支持，只要我到哪个村子，他们就用小车送我过去，每次都没有拒绝。小车派出去了，就让联防队员开摩托车送我。
因为我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免费的，具有公益性，即便有一些收费的项目，也很低廉，而这么多年来，村民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和卫生服务站的存在。
2005年6月，医院因工作需要将我调回医院，分管社区卫生，后来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出去了，村民联名写信说舍不得，村委会书记还拿着联名信来到我面前。两天后，我决定留下。
对于从事社区卫生工作的人而言，专业技术之外的困难实际上很多，如果在社区工作又不放下大医院医生的架子，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毕竟，让当地居民接受、争取兄弟部门的配合，才是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或许，有的同行会认为我们各自所在的社区医疗机构体制不一样，所面临的困难也各不相同，但作为一位在社区工作多年的社区医生，我相信世在人为的处世哲学——只要我们以最大的努力让别人理解我们的善意，就能将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6期, http://www.100md.com(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