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诚艺也？ 谈如何正确把握中医学与文化的关系
过度相关或过度贬低中医与文化的相关性，都不利于中医学发展。前者让中医学自设神秘、故弄玄虚，逐渐远离医学本来的面貌与目的，仅作把玩古董之用；后者不深究中医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得其全貌，“实用主义”的思想充斥大脑，难以培养真正的中医思维。
医诚艺也？ 谈如何正确把握中医学与文化的关系
“医诚艺也”被用来广泛称赞中医学与“艺”的密切相关性。“艺”，《现代汉语词典》释其义有三：技能、技术；艺术；准则、限度。如果作技能、技术而言，中医学作为治病行仁之术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做艺术来解，中医学与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就应该把握好度了。
《小说中医》第二回“观方药测病情丝丝入扣，治疾病如写真样样相似”中作者张大明讲：“可见中医诊治疾病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艺术；与其说是技术操作，毋宁说是艺术创作。古人‘医诚艺也’之言，不余欺也。”并以“用笔劲利放纵，线条质朴简练”的宋代梁楷的《李白行吟图》比拟“经方派处方沉郁严峻”，以“工整细致，刻画入微，一丝不苟”的当代王叔晖的《西厢记》比拟“时方派处方用药绵密细腻，轻灵纤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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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实不敢苟同，随便举几个例子。《金匮要略》诸篇辨证常寒热虚实兼顾，用药亦周密详实，何言“未必兼顾各症”？何言“放纵”？观时方温病一派，因温病多变多急多骤，其攻下法、清营凉血法、开窍法，笔者未曾见其“绵密细腻，轻灵纤巧”。为什么中医非要以流派之显方能示其优势？非要生硬地从医家完整的理论中抽出几许“异样”定以某派方能显中医理论之博大精深？
笔者读《格致余论》时就曾有这样的感叹，一谈朱丹溪便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对其对《内经》中某些理论的阐发、对李东垣、张子和等医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却不加深究。如果中医学理论的传承以“求异求新”为出发点，仅做医家个别理论的堆砌式记忆，不知完整全面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和医家的成长过程，便很难找出适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有所“专”不等于有所“偏”，这种以“艺术”硬框中医的做法与我们对前辈医家学说抽其专、失其全的硬化派作风都有所偏，实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至于中医学流派的研究，更应该注意特定历史时期所局限的信息闭塞等客观原因，切不可一味言流派之利。用经方就要粗线条，用时方就要细线条，否则便是凡夫俗子、是不懂艺术的中医大夫，未免可笑!
, 百拇医药
此回过倡了中医与文化的相关性，第十一回“评易经论医易同源，学易经读医经医易有别”又对医易关系过分贬低，主观成分颇多，此番转变让人难以接受。“《易经》就是一部筮占的书”、“书中或许有些早期零星的哲学思想，但断难称为哲学著作。”笔者不敢苟同。
《易经》哲学内涵丰富，这亦是历代知识分子每喜《易经》却不喜筮占的原因，舍其哲学思想而求筮占，实在是舍本逐末。“即使你未学过排列组合，只要有耐心排摆下去，也终会演出六十四卦，当年演易的周文王并无什么神秘。”以这种态度去习易研易，肯定不会有收获，至于《易经》中固有的对疾病的论述以及医易之间的诸多内容，如十二辟卦与伤寒欲解时、《易经》中环周周期数“七”与中医疾病转归等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
以上举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正是时下中医与文化相关性研究的一个缩影，过度“相关”与过度“贬低”都不利于中医学发展。前者让中医学自设神秘、故弄玄虚，逐渐远离医学本来的面貌与目的，仅作把玩古董之用；后者不深究中医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得其全貌，“实用主义”的思想充斥大脑，难以培养真正的中医思维。那么，中医学与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需要注意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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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医学作为医学，其实践技术理性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在中医学建构之初，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把其中的诸多学说如阴阳、五行等作为其思维模式工具，并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形成了其独特的医文交互渗透的模式。在这个建构的历史阶段，中医学的发展更多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逐步发展，而不是从实践中去提炼理论。因此，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学基本框架下的诸多理论必须在临床实践中取精去伪。因此，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同时期的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是医与文化相关性研究最炙手可热的领域，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放平心态，实事求是地去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白中医学是如何建构的，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这种建构存在哪些问题，如需改进创新应从何入手，而不是大谈“医诚艺也”。
其次，先秦两汉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基本理论奠定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已是有本之源，文化的作用不再是其前的思维模式工具之用，充其量是医者用医理阐发其医学论点的一个“文理”补充，因此相关性研究切不可本末倒置，以文理之“末”做“本”来研究其对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作用，尤其是宋明理学时期的相关性研究更需明此理而加审慎。
最后，涉及到具体的层面，文化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虽然不能抛开具体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这类基础性的研究，但更应该放在文化对业医者思维特质的影响上，这种宏观的把握有利于了解和掌握中医思维，并在此指导下研习中医，实现理论和临床的传承创新。, 百拇医药(刘 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医诚艺也？ 谈如何正确把握中医学与文化的关系
“医诚艺也”被用来广泛称赞中医学与“艺”的密切相关性。“艺”，《现代汉语词典》释其义有三：技能、技术；艺术；准则、限度。如果作技能、技术而言，中医学作为治病行仁之术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做艺术来解，中医学与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就应该把握好度了。
《小说中医》第二回“观方药测病情丝丝入扣，治疾病如写真样样相似”中作者张大明讲：“可见中医诊治疾病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艺术；与其说是技术操作，毋宁说是艺术创作。古人‘医诚艺也’之言，不余欺也。”并以“用笔劲利放纵，线条质朴简练”的宋代梁楷的《李白行吟图》比拟“经方派处方沉郁严峻”，以“工整细致，刻画入微，一丝不苟”的当代王叔晖的《西厢记》比拟“时方派处方用药绵密细腻，轻灵纤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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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实不敢苟同，随便举几个例子。《金匮要略》诸篇辨证常寒热虚实兼顾，用药亦周密详实，何言“未必兼顾各症”？何言“放纵”？观时方温病一派，因温病多变多急多骤，其攻下法、清营凉血法、开窍法，笔者未曾见其“绵密细腻，轻灵纤巧”。为什么中医非要以流派之显方能示其优势？非要生硬地从医家完整的理论中抽出几许“异样”定以某派方能显中医理论之博大精深？
笔者读《格致余论》时就曾有这样的感叹，一谈朱丹溪便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对其对《内经》中某些理论的阐发、对李东垣、张子和等医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却不加深究。如果中医学理论的传承以“求异求新”为出发点，仅做医家个别理论的堆砌式记忆，不知完整全面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和医家的成长过程，便很难找出适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有所“专”不等于有所“偏”，这种以“艺术”硬框中医的做法与我们对前辈医家学说抽其专、失其全的硬化派作风都有所偏，实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至于中医学流派的研究，更应该注意特定历史时期所局限的信息闭塞等客观原因，切不可一味言流派之利。用经方就要粗线条，用时方就要细线条，否则便是凡夫俗子、是不懂艺术的中医大夫，未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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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过倡了中医与文化的相关性，第十一回“评易经论医易同源，学易经读医经医易有别”又对医易关系过分贬低，主观成分颇多，此番转变让人难以接受。“《易经》就是一部筮占的书”、“书中或许有些早期零星的哲学思想，但断难称为哲学著作。”笔者不敢苟同。
《易经》哲学内涵丰富，这亦是历代知识分子每喜《易经》却不喜筮占的原因，舍其哲学思想而求筮占，实在是舍本逐末。“即使你未学过排列组合，只要有耐心排摆下去，也终会演出六十四卦，当年演易的周文王并无什么神秘。”以这种态度去习易研易，肯定不会有收获，至于《易经》中固有的对疾病的论述以及医易之间的诸多内容，如十二辟卦与伤寒欲解时、《易经》中环周周期数“七”与中医疾病转归等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
以上举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正是时下中医与文化相关性研究的一个缩影，过度“相关”与过度“贬低”都不利于中医学发展。前者让中医学自设神秘、故弄玄虚，逐渐远离医学本来的面貌与目的，仅作把玩古董之用；后者不深究中医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得其全貌，“实用主义”的思想充斥大脑，难以培养真正的中医思维。那么，中医学与文化的相关性研究需要注意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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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医学作为医学，其实践技术理性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在中医学建构之初，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把其中的诸多学说如阴阳、五行等作为其思维模式工具，并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形成了其独特的医文交互渗透的模式。在这个建构的历史阶段，中医学的发展更多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逐步发展，而不是从实践中去提炼理论。因此，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学基本框架下的诸多理论必须在临床实践中取精去伪。因此，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同时期的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是医与文化相关性研究最炙手可热的领域，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放平心态，实事求是地去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白中医学是如何建构的，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这种建构存在哪些问题，如需改进创新应从何入手，而不是大谈“医诚艺也”。
其次，先秦两汉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基本理论奠定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已是有本之源，文化的作用不再是其前的思维模式工具之用，充其量是医者用医理阐发其医学论点的一个“文理”补充，因此相关性研究切不可本末倒置，以文理之“末”做“本”来研究其对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作用，尤其是宋明理学时期的相关性研究更需明此理而加审慎。
最后，涉及到具体的层面，文化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虽然不能抛开具体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这类基础性的研究，但更应该放在文化对业医者思维特质的影响上，这种宏观的把握有利于了解和掌握中医思维，并在此指导下研习中医，实现理论和临床的传承创新。, 百拇医药(刘 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