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变法，热论进行时
——政府官员专家等齐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议医改话题
9月16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把主题定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就在此论坛开始前半个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因而欲寻求医改答案的制药公司、医疗保险公司以及医院的众多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但由于相关政策仍未明朗，来自国务院、发改委、卫生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和发表主题演讲。
希望大目标尽早明确
与会的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原部长殷大奎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开篇指出了医改存在的六大问题：“第一是卫生改革体制不确定，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程度不高。第二是卫生事业福利性体现不充分。第三是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机制改革转换不彻底，卫生资源使用率不高。第四是国家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卫生投入机制不健全。第五是社会卫生资源组织缺乏有力手段，社会支持力度很有限。第六是卫生管理方面滞后，全行业管理水平不高。”殷大奎的这番话引发了大家对医改的种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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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未来卫生体系的战略选择，来自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演讲者介绍说：中国将达到“一二三四五”策略目标，这个目标与另外一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演讲者的《立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实现医疗卫生改革突破》的目标完全一致。
“提供所有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障，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通过建立一层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上另外一层解决急危重症为主的二三级医疗机构体系来构成达到目标的途径。”“一二三四五”策略演讲者进一步说明。
据透露，构建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且在今年8月由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发展社区卫生医疗服务的文件。但是二、三级医院的发展问题被提及得比较少，前两年的医院托管、拍卖的情况也不再热闹。
参会的三级医院院长在会议间隙也向记者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发展社区卫生，要求我们三级医院输出技术提供培训，但是一旦患者都流向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靠什么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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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制订统一的区域卫生规划，确定保留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负责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其余的公立医院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改制成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又或者是营利性的。”殷大奎主张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放手一批公立医院。
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演讲者指出：资源与需求的矛盾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医疗卫生需求，医疗卫生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是医疗卫生体制需要重点解决的原则性问题。
他同时分析，完善二、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要用公益性和营利性机构并存的形式，并要分别采取不同方式去管理。公益性机构强化公益目标、调整补偿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调整分配制度、包括免税在内的政府投入与监管并举；营利性机构将按照企业模式运行、照章纳税，政府严格监管价格和质量，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购买其服务。
“第一应保留的是公立医院，一是在数量、规模上要适应我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殷大奎还特别指出什么样的医院应该保留，“二是要切实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控制办院规模、收费标准和收入额度，要控制特殊服务的病床，不鼓励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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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投入早日明朗
与会代表还从“看病贵”的表面现象追究到“以药养医”不合理的格局，最终追溯到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在论坛上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用一组数据再次提醒了大家：在欧洲，平均卫生总支出占据了8.4%的GDP，其中公共支出为6.2%的GDP，也就是说75%的卫生支出是由政府来承担的。目前在中国，每年的卫生支出约为2.8%的GDP，其中超过50%由个人自费支付，政府投入不足20%。
“中国在过去的经验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了低投入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结果。”与会的中国演讲者在回顾中国早期的卫生工作时这样指出，并更加肯定目前政府必须加强卫生财政投入的观点。
增加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支持，一方面在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增加国家财政投入。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演讲者透露，为了构建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初步计划投入1500亿～2000亿元，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即目前卫生支出的1/4～1/3，《指导意见》中提出了2010年全民享有医保的目标，估计将是这笔费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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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众多医院管理者希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预算计划在“增加”中还需要更加实质的数据和步骤。殷大奎教授提醒大家：“国家增加投入，这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能否搞好的一个条件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前提，但并不是惟一的。”他指出如果医院不解决效率的问题，国家再投入也是浪费。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投入不论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曾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但取得的健康水平并不如投入所预期达到的那样好，被称为“美国病”。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刘远立教授强烈建议，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获得增加医疗卫生投入的费用，主要针对烟草、酒类等不良行为税，既可以增加收入并投入到卫生事业中，又能提前预防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生。但国内代表普遍认为，这个办法目前在国内不可行。
医院管理有待相关措施促进
与会者有共识：国家投入增加后，医院管理水平必须得到提升才可能实现医改目标。目前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偏低是一个客观现实。部分演讲者多次强调鼓励社会办医院，并在政策上对于社会办医疗机构以平等待遇，打破90%医疗资源、人才集中在公立医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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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洁教授分析：在医改大方案现在不太明朗的情况下，医院自身不可能继续“坐、等、靠”下去，去年卫生部推行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就是给各家医院敲了警钟。据来自上海同济医院的党委书记于莹介绍，她目前正在参加EMBA班的学习，院内领导也都在积极地参与各种管理学习培训，以改变专家院长的传统模式和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纠集在众多院长心头的大难题始终是：在体制没有突破的前提下，管理机制的创新效果非常有限，提高劳务收费是他们认为可以适当改变以药养医的有效措施之一。“论坛介绍了欧洲、美洲等各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系，其中的一些做法可为中国借鉴，但到底我们是选择一条国外的路去走，还是走一条自己的路，我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政府的态度。”一位院长在会后略感焦急地告诉记者。
会议期间，卫生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处长对记者提出的《指导意见》中只对医改部分涉及少量内容表示不解时，他表示，《指导意见》是针对整个医药行业的，卫生医疗机构方面的“十一五”规划已经拟定，只是还未正式公布，其中有对于医改更为具体的分析和指导意见。也许，目前业内对医改的疑惑或迷茫将在其中找到答案。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驻沪 张莉)
9月16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把主题定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就在此论坛开始前半个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因而欲寻求医改答案的制药公司、医疗保险公司以及医院的众多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但由于相关政策仍未明朗，来自国务院、发改委、卫生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和发表主题演讲。
希望大目标尽早明确
与会的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原部长殷大奎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开篇指出了医改存在的六大问题：“第一是卫生改革体制不确定，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程度不高。第二是卫生事业福利性体现不充分。第三是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机制改革转换不彻底，卫生资源使用率不高。第四是国家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卫生投入机制不健全。第五是社会卫生资源组织缺乏有力手段，社会支持力度很有限。第六是卫生管理方面滞后，全行业管理水平不高。”殷大奎的这番话引发了大家对医改的种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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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未来卫生体系的战略选择，来自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演讲者介绍说：中国将达到“一二三四五”策略目标，这个目标与另外一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演讲者的《立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实现医疗卫生改革突破》的目标完全一致。
“提供所有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障，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通过建立一层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上另外一层解决急危重症为主的二三级医疗机构体系来构成达到目标的途径。”“一二三四五”策略演讲者进一步说明。
据透露，构建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工作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且在今年8月由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发展社区卫生医疗服务的文件。但是二、三级医院的发展问题被提及得比较少，前两年的医院托管、拍卖的情况也不再热闹。
参会的三级医院院长在会议间隙也向记者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发展社区卫生，要求我们三级医院输出技术提供培训，但是一旦患者都流向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靠什么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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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制订统一的区域卫生规划，确定保留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负责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其余的公立医院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改制成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又或者是营利性的。”殷大奎主张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放手一批公立医院。
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演讲者指出：资源与需求的矛盾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医疗卫生需求，医疗卫生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是医疗卫生体制需要重点解决的原则性问题。
他同时分析，完善二、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要用公益性和营利性机构并存的形式，并要分别采取不同方式去管理。公益性机构强化公益目标、调整补偿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调整分配制度、包括免税在内的政府投入与监管并举；营利性机构将按照企业模式运行、照章纳税，政府严格监管价格和质量，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购买其服务。
“第一应保留的是公立医院，一是在数量、规模上要适应我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殷大奎还特别指出什么样的医院应该保留，“二是要切实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控制办院规模、收费标准和收入额度，要控制特殊服务的病床，不鼓励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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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投入早日明朗
与会代表还从“看病贵”的表面现象追究到“以药养医”不合理的格局，最终追溯到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在论坛上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用一组数据再次提醒了大家：在欧洲，平均卫生总支出占据了8.4%的GDP，其中公共支出为6.2%的GDP，也就是说75%的卫生支出是由政府来承担的。目前在中国，每年的卫生支出约为2.8%的GDP，其中超过50%由个人自费支付，政府投入不足20%。
“中国在过去的经验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了低投入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结果。”与会的中国演讲者在回顾中国早期的卫生工作时这样指出，并更加肯定目前政府必须加强卫生财政投入的观点。
增加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支持，一方面在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增加国家财政投入。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演讲者透露，为了构建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初步计划投入1500亿～2000亿元，相当于GDP的1%～1.5%，国家财政收入的5%～7%，即目前卫生支出的1/4～1/3，《指导意见》中提出了2010年全民享有医保的目标，估计将是这笔费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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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众多医院管理者希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预算计划在“增加”中还需要更加实质的数据和步骤。殷大奎教授提醒大家：“国家增加投入，这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能否搞好的一个条件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前提，但并不是惟一的。”他指出如果医院不解决效率的问题，国家再投入也是浪费。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投入不论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曾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但取得的健康水平并不如投入所预期达到的那样好，被称为“美国病”。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刘远立教授强烈建议，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获得增加医疗卫生投入的费用，主要针对烟草、酒类等不良行为税，既可以增加收入并投入到卫生事业中，又能提前预防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生。但国内代表普遍认为，这个办法目前在国内不可行。
医院管理有待相关措施促进
与会者有共识：国家投入增加后，医院管理水平必须得到提升才可能实现医改目标。目前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偏低是一个客观现实。部分演讲者多次强调鼓励社会办医院，并在政策上对于社会办医疗机构以平等待遇，打破90%医疗资源、人才集中在公立医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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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洁教授分析：在医改大方案现在不太明朗的情况下，医院自身不可能继续“坐、等、靠”下去，去年卫生部推行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就是给各家医院敲了警钟。据来自上海同济医院的党委书记于莹介绍，她目前正在参加EMBA班的学习，院内领导也都在积极地参与各种管理学习培训，以改变专家院长的传统模式和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纠集在众多院长心头的大难题始终是：在体制没有突破的前提下，管理机制的创新效果非常有限，提高劳务收费是他们认为可以适当改变以药养医的有效措施之一。“论坛介绍了欧洲、美洲等各种不同的医疗卫生体系，其中的一些做法可为中国借鉴，但到底我们是选择一条国外的路去走，还是走一条自己的路，我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政府的态度。”一位院长在会后略感焦急地告诉记者。
会议期间，卫生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处长对记者提出的《指导意见》中只对医改部分涉及少量内容表示不解时，他表示，《指导意见》是针对整个医药行业的，卫生医疗机构方面的“十一五”规划已经拟定，只是还未正式公布，其中有对于医改更为具体的分析和指导意见。也许，目前业内对医改的疑惑或迷茫将在其中找到答案。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驻沪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