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模式之专家意见
既然官方至今没对真实的医改方案进行披露，而且官方也希望大家多提建议。那么，卫生专家对此怎么看？
意见一：适合中国的就是最好的
“此次发改委官员透露医改协调小组和借鉴模式的最新消息，可能是有关主管部门故意放出的风声，以观察社会各界的反应。等了这么久，到了该公布相对比较明晰的医改方案的时候了，否则真的说不过去啦。”卫生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叶煜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推测。
针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叶煜荣说：“不要惊讶，大家已积蓄了几十年的期待。这些都是业界关注中国医改的淳淳之情，新医改方案要出台，就应该要好好倾听民声，这些不同意见就是民声!”
“我的观点是，新医改方案首先要拿出来，不要总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论阶段而给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或经验是应该的，但必须顾及中国的国情，一个来源再广泛论证的方案都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好中国的医改问题，我们不要停留于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来救治中国的医改沉疴，更不能期待医改方案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只有适合中国的就是最好的。”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宏观卫生经济学家杜乐勋教授和叶煜荣教授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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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二：成立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实权机构
复旦大学教授胡善联曾经提醒，医改目前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很难在部门间协调，遇事非要更高层次的组织出面才可以进行协调。否则，各部门之间就会缺乏总体的统一改革方向、目标和操作步骤，设计改革的思路也只能从各部门的角度出发。
对于11个部委将组成医改协调小组的消息，叶煜荣认为：“新的医改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医改密切相关的多部委之间的协调问题，这是第一步，成立医改协调小组这一步是走对了，但是医改协调小组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所面对的都是权力对等的部委，如果担任协调小组组长的也只是对等部委的负责人，从行政上来讲，医改协调小组是不能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而协调小组的目的还是要能通过权力来化解各部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应该是实权机构，能真正发挥调解的作用。医改协调小组是否真有这样的实权？现在显然还不好说。”
为此，叶煜荣认为：“我倾向于由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人民健康委员会’这样的实权机构，他们本身的权力高于各部委，能够有对各部委的提议和方案批准和否定的权力，能有效地直接干预各部委之间的协调，以免再次出现‘龙多不治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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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权机构总比临时性质的协调小组的权威性大，因而才能针对各部委之间的利益、观念之争做出裁决，这也并非是现在的医改协调小组所能轻易做到的。”叶煜荣补充说。
“医改涉及到多个部门，成立医改协调小组是必要的，但在新的医改方案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协调哪些内容？目前看来还不是很明确。”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李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此前，李玲在其医改课题报告中指出，由于医改涉及部门达18个之多，建议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她的这个提议曾引起轩然大波，最终不了了之。
意见三：通过立法来强制推行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的确立无疑是此次医改新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推行怎样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一直是各部委争论的焦点。
叶煜荣认为：“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最合适的，需要时间去验证，关键是如何保证这种医疗保障制度的切实推行，这样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否给全体国民提供有效的保障，这需要认真去面对。业内人士都知道，时至今日，我国依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法规，都说英国模式值得学习，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借鉴点就是通过立法来强制推行它的医疗保障制度，我认为立法也是我们在确立医疗保障制度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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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专家们还认为，优先为弱势群体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是我们医改大政中需要考虑的价值取向。
叶煜荣就认为：“中国到了应该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时候了，而首先要关注的人群就是老弱病残、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我认为这是政府在卫生工作中的价值取向，运用公共资源优先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杜乐勋教授也认为对农民工应做一些尝试。他说：英国模式自然十分完美，但是需要足够的政府财政支持。目前连美国都不敢尝试英国模式，中国怎么办？“我国目前的医疗服务分为三类，一是基本医疗，二是普通医疗，三是特需医疗。英国政府用政府税收支付全体民众的基本医疗、普通医疗费。特需医疗由私人医疗保险解决。在我国，城市医疗保险的支付水平相当于基本医疗加普通医疗。大约占工资总额的6%～8%。如果按人均工资每年2万元计算，就是人均1200～1600元。13亿人口乘上1200元等于15600亿元。另外还要考虑弹性需求。也就是说，现在我国只有1亿人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如果13亿人口都达到了，人均1200元肯定不够用，因为还没有包括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现在个人自付的医疗费接近保险支付医疗费的20%；这笔钱不多，请财政部通过税收去筹集。现在全国卫生总费用只有8000亿元，需要翻一番才够用。依我看来，可以先在城市对农民工进行尝试。全国有2亿农民工，人均1500元，只需要3000亿元。当然，这个难题恐怕得由发改委出面才能解决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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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四：公立医院功能划分必须明确
在历次医改争论中，大家说得最多的是财政乏力，相关卫生政策落实和执行差的问题。而实际上，不同级别公立医院所应该承担的功能交叉混乱的现状也一直为一些卫生经济学家所担忧。
在现行的医疗机构分级中，对于三级医院和一、二级医院的功能原本是界定得很清楚的，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各方原因的影响，不同级别医院的功能区分越来越不明晰，使得医疗机构不能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全都一窝蜂地涌向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的日门诊量可以达到一万人，而实际上真正够得上危重急症的比例很低，大医院几乎要拿出三成以上的医疗资源用于本应该由一、二级医疗机构就可以完成的疾病诊疗上。而基础医疗由于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支持，而停滞不前、这就造成了现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对自身的功能定位混淆不清、功能交叉的混乱。
“耕了别人的田，丢荒了自己的地，这样的现状自然无法使得我们现有的医疗资源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全体民众，而且这种形式又何谈医疗资源使用的合理公平？”采访到最后，叶煜荣教授寄语：“新的医改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肯定不能绕开这个事实。”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7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
意见一：适合中国的就是最好的
“此次发改委官员透露医改协调小组和借鉴模式的最新消息，可能是有关主管部门故意放出的风声，以观察社会各界的反应。等了这么久，到了该公布相对比较明晰的医改方案的时候了，否则真的说不过去啦。”卫生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叶煜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推测。
针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叶煜荣说：“不要惊讶，大家已积蓄了几十年的期待。这些都是业界关注中国医改的淳淳之情，新医改方案要出台，就应该要好好倾听民声，这些不同意见就是民声!”
“我的观点是，新医改方案首先要拿出来，不要总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论阶段而给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或经验是应该的，但必须顾及中国的国情，一个来源再广泛论证的方案都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好中国的医改问题，我们不要停留于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来救治中国的医改沉疴，更不能期待医改方案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只有适合中国的就是最好的。”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宏观卫生经济学家杜乐勋教授和叶煜荣教授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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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二：成立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实权机构
复旦大学教授胡善联曾经提醒，医改目前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很难在部门间协调，遇事非要更高层次的组织出面才可以进行协调。否则，各部门之间就会缺乏总体的统一改革方向、目标和操作步骤，设计改革的思路也只能从各部门的角度出发。
对于11个部委将组成医改协调小组的消息，叶煜荣认为：“新的医改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医改密切相关的多部委之间的协调问题，这是第一步，成立医改协调小组这一步是走对了，但是医改协调小组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所面对的都是权力对等的部委，如果担任协调小组组长的也只是对等部委的负责人，从行政上来讲，医改协调小组是不能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而协调小组的目的还是要能通过权力来化解各部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应该是实权机构，能真正发挥调解的作用。医改协调小组是否真有这样的实权？现在显然还不好说。”
为此，叶煜荣认为：“我倾向于由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人民健康委员会’这样的实权机构，他们本身的权力高于各部委，能够有对各部委的提议和方案批准和否定的权力，能有效地直接干预各部委之间的协调，以免再次出现‘龙多不治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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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权机构总比临时性质的协调小组的权威性大，因而才能针对各部委之间的利益、观念之争做出裁决，这也并非是现在的医改协调小组所能轻易做到的。”叶煜荣补充说。
“医改涉及到多个部门，成立医改协调小组是必要的，但在新的医改方案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协调哪些内容？目前看来还不是很明确。”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李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此前，李玲在其医改课题报告中指出，由于医改涉及部门达18个之多，建议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她的这个提议曾引起轩然大波，最终不了了之。
意见三：通过立法来强制推行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的确立无疑是此次医改新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推行怎样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一直是各部委争论的焦点。
叶煜荣认为：“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最合适的，需要时间去验证，关键是如何保证这种医疗保障制度的切实推行，这样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否给全体国民提供有效的保障，这需要认真去面对。业内人士都知道，时至今日，我国依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法规，都说英国模式值得学习，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借鉴点就是通过立法来强制推行它的医疗保障制度，我认为立法也是我们在确立医疗保障制度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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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专家们还认为，优先为弱势群体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是我们医改大政中需要考虑的价值取向。
叶煜荣就认为：“中国到了应该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时候了，而首先要关注的人群就是老弱病残、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我认为这是政府在卫生工作中的价值取向，运用公共资源优先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杜乐勋教授也认为对农民工应做一些尝试。他说：英国模式自然十分完美，但是需要足够的政府财政支持。目前连美国都不敢尝试英国模式，中国怎么办？“我国目前的医疗服务分为三类，一是基本医疗，二是普通医疗，三是特需医疗。英国政府用政府税收支付全体民众的基本医疗、普通医疗费。特需医疗由私人医疗保险解决。在我国，城市医疗保险的支付水平相当于基本医疗加普通医疗。大约占工资总额的6%～8%。如果按人均工资每年2万元计算，就是人均1200～1600元。13亿人口乘上1200元等于15600亿元。另外还要考虑弹性需求。也就是说，现在我国只有1亿人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如果13亿人口都达到了，人均1200元肯定不够用，因为还没有包括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现在个人自付的医疗费接近保险支付医疗费的20%；这笔钱不多，请财政部通过税收去筹集。现在全国卫生总费用只有8000亿元，需要翻一番才够用。依我看来，可以先在城市对农民工进行尝试。全国有2亿农民工，人均1500元，只需要3000亿元。当然，这个难题恐怕得由发改委出面才能解决得了。”
, 百拇医药
意见四：公立医院功能划分必须明确
在历次医改争论中，大家说得最多的是财政乏力，相关卫生政策落实和执行差的问题。而实际上，不同级别公立医院所应该承担的功能交叉混乱的现状也一直为一些卫生经济学家所担忧。
在现行的医疗机构分级中，对于三级医院和一、二级医院的功能原本是界定得很清楚的，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各方原因的影响，不同级别医院的功能区分越来越不明晰，使得医疗机构不能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全都一窝蜂地涌向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的日门诊量可以达到一万人，而实际上真正够得上危重急症的比例很低，大医院几乎要拿出三成以上的医疗资源用于本应该由一、二级医疗机构就可以完成的疾病诊疗上。而基础医疗由于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支持，而停滞不前、这就造成了现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对自身的功能定位混淆不清、功能交叉的混乱。
“耕了别人的田，丢荒了自己的地，这样的现状自然无法使得我们现有的医疗资源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全体民众，而且这种形式又何谈医疗资源使用的合理公平？”采访到最后，叶煜荣教授寄语：“新的医改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肯定不能绕开这个事实。”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7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