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启伟：治理回扣怎能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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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当肖启伟回忆起那场几乎将他逼上绝路的举报风波时，坐在对面的记者依然能感受到来自他内心深处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惊魂未定的不安。
肖启伟说：“我可能是中国遭受恶毒诽谤与谩骂最多的医生。”从1997年开始，这位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连续8年不懈地举报医药回扣问题。2005年，因为他的实名举报，更是掀起了一场席卷四川省医疗界的“反腐风暴”。在此期间，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然而伴随而来的是，这位被社会舆论称为“医疗反腐第一人”的人物陷入尴尬之中，甚至无法在原来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今年3月1日，他被迫远走他乡，到山东一家民营医院打工。此后，还不到5个月，肖启伟便匆匆结束了山东之旅，返回重庆市下面一个小县城的一家民营医院工作。一个多月后，他再作惊人之举，又转到了重庆市另一家民营医院。
他曾两次受邀作客央视节目，还受到了卫生部高强部长的约见。一路走来，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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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扣到回扣
如果没有后来的故事，肖启伟的后半辈子本可以在无数病人及家属的赞誉声中以无比坦然的心态度过，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项隐蔽的经济收入开始慢慢改变了肖启伟和他同行们的心态，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初，肖启伟是四川省开江县农村的一名“赤脚医生”。从医35年来，他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成为了开江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中的骨干，并被任命为外一科主任。
如果没有后来的故事，肖启伟的后半辈子本可以在无数病人及家属的赞誉声中以无比坦然的心态度过，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项隐蔽的经济收入开始慢慢改变了肖启伟和他同行们的心态，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大概是1993年，医疗界出现了一个叫‘优扣’的新名词，就是医院从医药公司购买药品，医药公司可以给医院提成20%～30%。”肖启伟解释，当时按照规定，优扣应该是交给医院财务的，但院长一般只向财务上缴10%，剩余的优扣被院长侵吞。那个时候，只有院长一个人得了回扣，所以药价虽然被提高了，老百姓还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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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很多药贩子进入医院，与医生直接接触，这时得到回扣的人除了院长，还有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药房工作人员、医生等，于是药价越来越虚高。
1998年，开江县人民医院来了一位新院长，新院长在开中层干部会议时提出“新思路”：知识分子待遇很低，搞一点药品回扣，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待遇。
“当时他这番讲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自己又被院长聘为科主任，应当跟院长保持一致，便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一个月下来，还真尝到回扣的甜头。”肖启伟回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他曾心安理得地拿回扣。而在后来的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其也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
似乎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对此，肖启伟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3000元还是5000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一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都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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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肖启伟看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1/3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日门诊量由原来的400人次下降到了100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江河日下。
“我们医院大部分病人来自农村，他们往往是卖猪、卖羊、卖牛、卖粮食后有了钱才来医院治病的，可往往卖一头猪都不够开一张处方，老百姓就骂医院，说县医院敲竹杠，甚至认为县医院就是高价药的代名词，很多病人都不在我们医院药房拿药。”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老医生，这样的现实让肖启伟感到非常羞愧和痛心，他决心与药品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药品回扣现象的举报。
漫漫举报路
那段时间，虽然已经无法像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但肖启伟还会每天上街一趟，而后来出门就越来越少。因为“走在街上很痛苦，路上遇见的人总是叹气，还说‘当初我们就劝你如何如何’，他们的脸色、他们同情的口气让我很不舒服，好像我是一个失败者”，这让肖启伟“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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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5日，肖启伟匿名举报了开江县医疗界的药品回扣问题，引来四川省卫生厅一名纪检书记到开江县人民医院调查，“把院领导着实吓了一跳，可这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2002年底，开江县人民医院外一科春节聚餐时，肖启伟当着院领导及全科职工的面，郑重表示了药品回扣的危害性，宣布将带领外一科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订了具体而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我这个科主任‘拉下马’。”肖启伟认为，“这次会议使矛盾公开化、白热化。”
2003年8月，肖启伟又匿名举报医院回扣问题，但举报材料全部落入院长之手。“虽然是匿名举报，但当时不够慎重，举报信我是用笔写的，而且是用县医院的材料纸写的，医院得到这个材料后，在全院的医生当中，把笔迹一对，就发现是我的，马上找我谈话。”此后，医院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屡次对肖启伟作不点名批评。“那时，我的处境已明显不好，科主任一职被免已是预料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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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肖启伟所在科室因手术协调问题引发医疗纠纷，被指责为医疗事故，其外一科主任职务被撤销；11月，肖启伟开始实名举报，并出示第一手证据。四川省纪委、卫生厅相继开始关注。后来媒体又将举报信全文刊出，引起卫生部的重视，中纪委也来过问此事。由此，引发了一场肖启伟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风暴”。此后，开江县卫生局局长刘登友、开江县人民医院院长罗俊生和药剂科主任吴明春，先后下台。
2005年，就在大规模整肃在开江县掀起风潮的同时，肖启伟陷入了另一起更严重的医疗纠纷，有患者家属不断闹到医院和他家里。有一段时间，肖启伟甚至携妻子躲到了重庆。2005年11月1日，四川省达州市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得知这一结论时，肖启伟“觉得天都要塌了”。据说，那段时间肖启伟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我爱人不懂政治，说大不了退休回家不干了。”肖启伟对记者说，“她哪里知道，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是最严重的，搞不好要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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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虽然已经无法像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但肖启伟还会每天上街一趟，而后来出门就越来越少。因为“走在街上很痛苦，路上遇见的人总是叹气，还说‘当初我们就劝你如何如何’，他们的脸色、他们同情的口气让我很不舒服，好像我是一个失败者”，这让肖启伟“不能忍受”。
四川省卫生厅后来介入此事。今年1月11日，四川省医学会对此作出鉴定结论：不属于医疗事故。1月16日，得到该通知后的肖启伟约了一位要好的同事去饭馆喝酒庆祝。“这一胜利写下了我35年行医生涯无医疗事故的纪录。”肖启伟这一番郑重的话语让记者也能体会其当日的心情。
身“退”，心难“退”
今年2月19日，肖启伟完成了一篇6000余字的文章，叫《医药回扣：我的“八年抗战”》，他回顾了自己8年来举报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
“开江回扣案”案发之后，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等先后批示，要求“加强专项治理力度，坚决刹住医疗回扣歪风，揭开医药购销中腐败问题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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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四川省市联合调查组在开江县人民医院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要求全院医务人员在5月11日前主动向县纪委上缴回扣、“红包”。然而截止到5月11日，除肖启伟上缴了回扣4万元、“红包”1000元外，全院上缴回扣总计不足万元。“在此期间，一些院长心腹在医院大搞百人签名活动，并将签名后的请愿书送交达州市反贪局，要求放刘登友、罗俊生回来主持工作。”当时，查处回扣的工作几乎陷入停顿。
让肖启伟感到更为悲愤的是，不但没有人跟他一起站出来对医药回扣说“不”，反而在开江县人民医院又现医药回扣“风潮”。“今年春节前后，医院里不少医生、护士跟我讲，药贩子又回来了，行动更加隐蔽了。”无奈写满了肖启伟的脸。
今年2月19日，肖启伟完成了一篇6000余字的文章，叫《医药回扣：我的“八年抗战”》，他回顾了自己8年来举报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肖启伟后来对记者说：“那应该算是我远走山东前给家乡父老的一个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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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启伟告诉记者，此前的2005年8月，当地有关领导找肖启伟谈话，虽然肯定了他的举报行为，但也委婉地希望他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最好可以办理内退。
2005年9月5日，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播出了对肖启伟举报医药回扣却备受压力的报道。节目结束刚刚5分钟，一个从山东济宁打来的长途电话让肖启伟决定远离家乡外出打工。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先后收到了山东、浙江、广东、重庆等7家民营医院的邀请，而最终选择了山东众和医院。”肖启伟告诉记者，“该院院长王传台给我出示了一份详细的账目清单，表明该院药费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30%，而公立医院的药费收入通常会占到60%以上。”
30%这一数据，让干了35年公立医院医生的肖启伟开始重新审视民营医院。“30%，这意味着药品回扣几乎不会发生。”肖启伟告诉记者，这7家民营医院他都考察过，没有发现医疗回扣现象，因为“民营医院在资源、人才配置上都不占优势，为了争夺市场，民营医院只能靠打价格战、‘服务牌’取胜，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搞医疗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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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今年3月1日，58岁办了“内退”的肖启伟，只身一人带着40多斤的医药书籍，坐火车去了山东。
对于有关媒体称肖启伟“被迫内退，远走山东”的说法，开江县卫生局并不予认同：医院是一直挽留他的，县里也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提出给他一间独门独户的房子，私人开业，是肖启伟自己拒绝了。
而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官员表示：对于肖启伟，我们是一直采取保护态度的；有他这样的人，对推动工作是有利的。
卫生部长约见肖启伟
肖启伟的回答是：那个时候人们思想觉悟高，当时医生即使想拿回扣，也没有人给他。回扣是一个畸形市场经济的产物。
“我怎么想走啊，家里还有一个90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呢!”远走山东前，肖启伟去探望母亲，只说出门打工，没敢说是去山东。“她要是知道这么远，会不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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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阻挡不了想走出来的想法”。肖启伟坦言，他远走山东时是“抱着一种很兴奋的心情，觉得解脱了，要开始新的生活”。“我在这个年纪还能出来发挥一技之长，还能有所作为，这是一种幸福。”
在山东期间，肖启伟不仅两次受邀作客央视节目，还受到了卫生部部长高强约见，交流超过3个小时。这件事让肖启伟“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山涧清泉般流淌心头”，成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柱。
肖启伟在3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高强部长的这样几句话：
“你坚持了8年反对药品回扣，做得好。今天找你来，想了解一下药品回扣究竟有多严重，为什么制止不下来？药品回扣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把你们请来，向你们请教。我们很爱护医生这支队伍，整治药品回扣，医生首先要自律，但是光靠自律也不行。”
在谈话中，高强部长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药品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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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启伟的回答是：那个时候人们思想觉悟高，当时医生即使想拿回扣，也没有人给他。回扣是一个畸形市场经济的产物。
肖启伟在日记本上整理出这样的想法：“在对利益的共同追逐中，医药生产厂家、药贩子、各级经销商、医疗机构、市场管理部门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势利益群体。这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环境下的畸形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任何怪胎都可能滋生出来。药品回扣就是怪胎之一。”
再次向记者回忆起这次见面时，肖启伟感触很深：“过去看到一些党内不正之风时会灰心丧气，自从见了高部长这样的高官，看到他们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我现在觉得：千万别因为一些官员工作作风不好，而对整个政府丧失信任。”
半年间流转3家医院
2个多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肖启伟坦承，作别山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药品超市”试验的失败。“它的失败，让我知道了更多鲜为人知的医药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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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众和医院，肖启伟被委以医务总监、医疗器械采购委员会主任等职。就在到山东后的第5个月，肖启伟向山东众和医院这个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递交了辞呈。原因看似并不复杂：肖启伟是因为家乡医院不肯给他九旬老母看病才被迫离开山东、回家照顾老母的。
7月16日，肖启伟带着破碎的梦想离开了山东。2个多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肖启伟坦承，作别山东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药品超市”试验的失败。“它的失败，让我知道了更多鲜为人知的医药黑幕。”所谓医药超市，即开设在医院内的药品超市，药品的价格跟社会药店一样。“此举若能成功，众和医院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名副其实的医药超市，有着向全国推广的非凡价值，‘回扣’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将随之烟消云散。”刚到山东的肖启伟雄心勃勃，拟订了超市管理规范、聘请设计师制作出超市内的布局图纸等，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随后的市场调查，让肖启伟认识到真正的困难。“超市的货从哪里来？医药厂家、医药公司和医药市场。我调查后发现，购进同样数量同样牌子的药品，他们给公立医院的价格最高，民营医院的次之，社会药店的最便宜。我糊涂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价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医院不一样，价格就有不同的等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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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肖启伟想“冒充”社会药店进货。“结果证明行不通。其一，大多数社会药房进货的批量和规模都非常大，民营医院不如它们；其二，民营医院若要享受社会药店的待遇，据说附加条件之一，就是向医药厂家、医药公司交一笔不菲的费用。”肖启伟算了一笔账，众和医院将为此损失100多万元的利润，“对一个年收入刚过千万元的民营医院来说，这100多万元可以解决全院职工的工资啊”。
为什么公立医院希望药品的进价越高越好？肖启伟认为，这是因为“顺差作价”规则的存在。“顺差作价”不但制造了虚高药价，提供了暴利空间，也给了医生拿“回扣”的机会。“某些公立医院药品降价10%，而如果这些药品恰恰是回扣药，我觉得所谓的降价就是做秀。”
作别山东后的肖启伟来到了重庆A医院(应采访对象要求，特此隐去真实名字)。“山东的药品进价问题在这里好像不存在，但有个问题我感觉不公平。比如头胞噻肟钠针剂，进价每支1.5元，社会药店一般加价15%，狠点的加50%，黑点的加100%，也就是3元/支。但是，这种针剂在公立医院要卖9元。他们说，合理，因为物价部门对此有个最高限价，并没有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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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回扣之风还未完全刹住，器械回扣比药品回扣更猖狂。”肖启伟说，有些医院连常用的器械如钢板、螺钉都不主动去厂商处进货，需要时则让器械商送到医院。“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我感到非常可笑。比如普通钢板，进价不超过100元，器械商送到医院至少要1600元。”
正是在器械问题上与重庆A医院院长持不同意见，肖启伟再次选择离开，转去了当地另一家民营医院。“我是8月28日来到现在这家医院工作并担任业务副院长的。”对于目前工作的医院，肖启伟比较满意，“药品、器械的价格水平基本上控制下来了，在医院管理方面我也有发言权。”
经历了与药品回扣的8年抗战，再回顾过去这漂泊动荡的半年，肖启伟喃喃地问记者：“为什么医药回扣之风在高压之下反而变本加厉？怪医生、药贩子，还是怪政府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治理回扣怎能遥遥无期？!”
孟德斯鸠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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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悲壮背后的坚定
从广州到重庆，再经历6个小时的汽车路途颠簸，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日落巫山。终于，在肖启伟目前工作医院的门口，记者见到了这位被社会舆论称为“医药反腐第一人”、颇有些悲壮色彩经历的英雄式人物。
一边打着重庆火锅，一边聊着时下医药界的一些问题。每每谈到药品回扣问题，肖启伟便郑重地点点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待会重点谈。”
正式的采访在肖启伟工作医院附近的住处进行了近4个小时。当记者走进那栋居民楼时，发现楼道里黑乎乎的。“楼道灯坏了。”肖启伟掏出一个袖珍手电筒，在前面为记者照明。在那片刻间，手执微弱灯光电筒的肖启伟，让记者联想起众多委屈而坚定的背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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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他们挑战了医药界的潜规则。从湖南的胡卫民揭露医疗黑幕被迫辞职、上海的陈晓兰9年医械打假致生计陷于绝境、哈尔滨的王雪原揭开天价医疗事件后不知所踪、安徽的张曙捐出带血“灰钱”以证清白，到四川的肖启伟举报药品回扣被迫“内退”——这是群体的痛，“为什么这么多从业人员对业内的‘灰色景象’心知肚明，却极少有人站出来说话？”肖启伟喃喃自问；这是社会之痛，“医药腐败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解决的问题。”肖启伟坚持认为。
一个个挑战行业潜规则和直击腐败黑幕者，正是医药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的“痛觉”；没有了他们，社会肌体的“痛觉”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失灵。肖启伟在其《医药回扣：我的“八年抗战”》一文中引用孟德斯鸠的告诫：“个别的腐败对整体来说，也许还只是癣疥之疾，而对于腐败与贪污的政治庇护，就好比心腹大患，会从骨子里摧毁政治秩序，犹如开门揖盗，自取其败。”
显然，打破行业的潜规则还需要依靠法治与制度。“我们需要等待，有一批有志之士还在努力奋斗!”肖启伟满怀希望地说。(戴丹)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9期, http://www.100md.com(戴丹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