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医药现代化 专家称中医命运与国学相同(1)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医学院里流传一句话，“中医的本科不如西医的专科、中医的硕士不如西医的本科”，说的是中医学生求职的艰难。乍听尖刻，没想到竟然是事实。令人瞠目的是，到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西医院要的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中医院要的也还是西医院校的学生：人们对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看法很多，大多数认为“中医不精，西医不通”。考研还是改行：这是一个问题。但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共计120人，做医生尚不足40人。你问他们是不是做中医？好问题。不过跟我之前的许多疑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我自觉徘徊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成了“边缘人”。这与我接受大学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不禁尴尬乃至难过。然而，一旦以现代医学作为唯一的标准，边缘、尴尬乃至难过的，不只是我，中医存在有没有必要，似乎也变成了问题。一位学者说：“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这段话说得有个性，也有勇气。但是很难解决现在的中医教育和职业种种难题。我希望中医能作为一种医学模式而存在，未来不会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作为一个中医学院毕业生，我说这句话，不仅出自“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然而，路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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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新著《再造“病人”》一书，被史学界誉为新的体例创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用400多页的篇幅，讨论了中国近代以来医疗行为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中西医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取决于中国政治的转型。
《新民周刊》：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医疗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是很多的，对中医的攻击持续至今，还能形成社会潮流。
杨念群：中医被批判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其疗效，而是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科学”标准变成了一种医学合法化的依据，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被攻击的命运不只属于中医，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命运。中医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它混同于中国的传统，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氛围中的要素。其中的原则、标准和理论不仅仅是“科学”这一体系能够评判的。当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变被西方科学所统一，必然会对中医产生排斥。这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命运一样。
, 百拇医药
《新民周刊》：这个类比合适吗？诗歌和中医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杨念群：“对象不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科学”的分类原则。这个分类原则也是西方科学标准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今天要求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声音？
杨念群：今时今日还完全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评判中医，我觉得是无知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争论不能怀疑对手的动机，但是我怀疑这些观点背后的动机是作秀。这些年来，科学主义已经受到了批评和清算。注意，清算科学主义不是评价科学的好坏；任何原则变成主义之后，就会狭隘简单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说，“中医在近代受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这与中西医的学理基础、治疗手段、治疗效果的差别有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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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和防疫功能和它的治疗能力当然是有关联的。中医面对的是个体，西医面对的是群体，西医发源于西方教会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教会救济系统，教会进入中国传教之初，也主要是救灾赈灾的方式，所以西医有面对群体的传统。中医则是分散的，它适应的是农业形态下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的状态。在历史上，中医并非没有进行防疫实践的例子，但是它有防疫的功能却无预防的理念，除了在宫廷里，在庞大的国家体制中，没有一个与中医对应的医疗系统，也没有进行防疫的社会动员的能力与机制。
《新民周刊》：中西医的冲突为什么会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以中医需要不停自救而收场？
杨念群：中医变成了医院，失去了生活、文化中的环境。这就和国学一样，没有科举制度，没有传承，没有书院，国学也就难以存在。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医城市化、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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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医标准化可以探索，但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能采用西方的标准。但我反对国际化。国际化有什么必要？科学化提了很多年，现在是不是应该倒过来提一提？分享中医的经验，有很多渠道，不一定都按照西方医学的标准和体系将中医改造成那个样子。从前中医传承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比较保守，担水劈柴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教你。1949年之后，很多中医把自己的方子贡献出来，大家都能够分享。
《新民周刊》：这会不会导致中医边缘化小众化？
杨念群：中医边缘化、小众化的命运是必然的。它们生存的文化和生活空间已经消失了。正如国学的生存环境已经流失了，强行把它楔入现在的教育体制，所谓重振实际是一种扭曲，变得很可笑。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中医和国学一样，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很难挽救。
对人类的身体和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每一种医学都可以依循自己的道路，推进这种认识。
49岁的张建明有着惊人的谈兴。在他生活和名声最著的上海，他自称是中国最富有的中医，并不惮以此作为医术实效的证明；同时又表白说，自己日复一日忙于看病，既无业余爱好，也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所求无非是体味中医悠远的传统，将其应用于疑难杂症的诊疗而他从中获的纯是心智的愉快。
1974年从卫生学校毕业之后，张建明曾与其他年轻的中医一样，门前冷落；医院不得不重新调配他们从事其他的岗位，许多人因此放弃了
中医。但是张建明坚持留在门诊：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之处，也恰是如今中医的弊病所在。, http://www.100md.com
医学院里流传一句话，“中医的本科不如西医的专科、中医的硕士不如西医的本科”，说的是中医学生求职的艰难。乍听尖刻，没想到竟然是事实。令人瞠目的是，到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西医院要的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中医院要的也还是西医院校的学生：人们对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看法很多，大多数认为“中医不精，西医不通”。考研还是改行：这是一个问题。但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共计120人，做医生尚不足40人。你问他们是不是做中医？好问题。不过跟我之前的许多疑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我自觉徘徊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成了“边缘人”。这与我接受大学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不禁尴尬乃至难过。然而，一旦以现代医学作为唯一的标准，边缘、尴尬乃至难过的，不只是我，中医存在有没有必要，似乎也变成了问题。一位学者说：“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这段话说得有个性，也有勇气。但是很难解决现在的中医教育和职业种种难题。我希望中医能作为一种医学模式而存在，未来不会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作为一个中医学院毕业生，我说这句话，不仅出自“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然而，路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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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新著《再造“病人”》一书，被史学界誉为新的体例创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用400多页的篇幅，讨论了中国近代以来医疗行为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中西医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取决于中国政治的转型。
《新民周刊》：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医疗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是很多的，对中医的攻击持续至今，还能形成社会潮流。
杨念群：中医被批判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其疗效，而是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科学”标准变成了一种医学合法化的依据，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被攻击的命运不只属于中医，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命运。中医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它混同于中国的传统，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氛围中的要素。其中的原则、标准和理论不仅仅是“科学”这一体系能够评判的。当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变被西方科学所统一，必然会对中医产生排斥。这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命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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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对象不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科学”的分类原则。这个分类原则也是西方科学标准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今天要求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声音？
杨念群：今时今日还完全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评判中医，我觉得是无知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争论不能怀疑对手的动机，但是我怀疑这些观点背后的动机是作秀。这些年来，科学主义已经受到了批评和清算。注意，清算科学主义不是评价科学的好坏；任何原则变成主义之后，就会狭隘简单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说，“中医在近代受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这与中西医的学理基础、治疗手段、治疗效果的差别有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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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和防疫功能和它的治疗能力当然是有关联的。中医面对的是个体，西医面对的是群体，西医发源于西方教会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教会救济系统，教会进入中国传教之初，也主要是救灾赈灾的方式，所以西医有面对群体的传统。中医则是分散的，它适应的是农业形态下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的状态。在历史上，中医并非没有进行防疫实践的例子，但是它有防疫的功能却无预防的理念，除了在宫廷里，在庞大的国家体制中，没有一个与中医对应的医疗系统，也没有进行防疫的社会动员的能力与机制。
《新民周刊》：中西医的冲突为什么会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以中医需要不停自救而收场？
杨念群：中医变成了医院，失去了生活、文化中的环境。这就和国学一样，没有科举制度，没有传承，没有书院，国学也就难以存在。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医城市化、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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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中医标准化可以探索，但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能采用西方的标准。但我反对国际化。国际化有什么必要？科学化提了很多年，现在是不是应该倒过来提一提？分享中医的经验，有很多渠道，不一定都按照西方医学的标准和体系将中医改造成那个样子。从前中医传承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比较保守，担水劈柴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教你。1949年之后，很多中医把自己的方子贡献出来，大家都能够分享。
《新民周刊》：这会不会导致中医边缘化小众化？
杨念群：中医边缘化、小众化的命运是必然的。它们生存的文化和生活空间已经消失了。正如国学的生存环境已经流失了，强行把它楔入现在的教育体制，所谓重振实际是一种扭曲，变得很可笑。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中医和国学一样，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很难挽救。
对人类的身体和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每一种医学都可以依循自己的道路，推进这种认识。
49岁的张建明有着惊人的谈兴。在他生活和名声最著的上海，他自称是中国最富有的中医，并不惮以此作为医术实效的证明；同时又表白说，自己日复一日忙于看病，既无业余爱好，也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所求无非是体味中医悠远的传统，将其应用于疑难杂症的诊疗而他从中获的纯是心智的愉快。
1974年从卫生学校毕业之后，张建明曾与其他年轻的中医一样，门前冷落；医院不得不重新调配他们从事其他的岗位，许多人因此放弃了
中医。但是张建明坚持留在门诊：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之处，也恰是如今中医的弊病所在。,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