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机遇更是责任——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行业发展影响深远
1月17日，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局长邵明立指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成为2007年药品监管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稍早的1月8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宣布，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成为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四项基本制度之一。一时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如何构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事实上，早在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
■缘起
“推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高公众的药品可获得性，促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在1月17日SFDA的局长工作报告中，对即将着力建设的基本药物制度有这样一段阐释。
报告指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药政的核心内容，是保证公众基本药物需求的重要手段，要积极研究制定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措施，按照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原则制订适宜全民基本卫生保健需要的基本药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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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卫生部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主要内容的设想颇为默契——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政府招标组织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较大幅度降低群众基本用药负担，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并逐步规范同种药品的名称和价格，保证基本用药，严格使用管理规范，降低药品费用。同时，政府要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积极促进药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改变目前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监管难的状况；严格企业和药品准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药品安全、有效。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被认为是治理我国医药市场秩序混乱、价格虚高、不公平交易、商业贿赂严重等问题的一项根本制度，也是医药购销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有观点指出，药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药品的生产、流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故此，政府应该加强对药品生产、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的监管。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我们国家一直都有，现在要做的工作应该是重新遴选一批药品。”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俞观文向记者介绍说，针对药品市场更新换代加快和药品巨大浪费的情况，WHO(世界卫生组织)在1975年开始推荐一些国家制定基本药物的做法，并将此做法作为该组织药品政策的战略任务。“当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基本药物，使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百姓都能得到基本药物，并降低医疗费用，促进合理用药。”俞观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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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俞观文回忆，早在1992年，由卫生部、财政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领导和部分专家组成的国家基本药物遴选领导小组成立，负责确立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的方针和政策。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1996年，按照“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原则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998年，在原有入选原则上增加“中西药并重”，第一次加入了中药品种，调整后有27类740个品种入选，增加幅度为6.1%。“这以后的2000年、2002年和2004年都由SFDA出台目录，每隔两年进行一次新目录发布。”
而资料显示，由于基本药物制度在全民用药权益获得和降低医疗费用具有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国家药品政策的核心——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拥有正式的基本药物目录，有105个国家制定了或正在起草国家药物政策。
■设想
2007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周超凡预备递交两份提案，其中一份就是关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了——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由他牵头形成的《改革医保报销目录推行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提案就在业内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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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国家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医保目录》)合二为一，全面推行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制度。”周超凡告诉记者，他设想给各类用药选定一个基本报销标准，不再按药品具体品种进行报销限制，这样也可以兼顾药品生产企业利益、医患用药选择等问题。
“对去年的提案，SFDA的态度很积极，他们表示正在积极地做这项工作。”周超凡告诉记者。
在今年的提案中，周超凡进一步完善了去年的构想：每一类选择一个代表性的药品全额报销，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病患特异性等因素，在几个类似品种上实行报销浮动，价格参照基本药物，价格高出部分个人埋单，低出部分个人受益——用周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钱想吃好药的吃得到，没钱想买便宜药的不但能买得到而且还有‘奖’，既不限制也不浪费，充分调动群众对于基本药物的选择热情。”
“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来说，制订目录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俞观文更关心的是，在目录敲定之后，“怎么让所有人得到这个权益”。在他看来，这才是制度本身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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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们有关基本药物的工作都只是停留在目录上，其他配套的工作和政策都没有完全跟上，这就直接影响了目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具备报销“实际”意义的《医保目录》被广泛采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俞观文眼里，专门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成立的“国家基本药物遴选领导小组”的消失与基本药物目录的尴尬境地不无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也很认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却变成了一个部门的药物目录，其它的部门可以‘选择性’遵守，缺乏基本政策和法律保障的药物目录实际上就变成了没有目录”。
朱长浩认为，应该充分还原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本身应当具备的法力和地位，“这就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药物目录，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使用，人人都应该遵守。包括医保目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目录等都应该是从属于它的子目录，品种规格都应该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选择产生，而绝不应该各自为政，这也是国际上已经证明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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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现有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品种删减可能也已经不具悬念，俞观文告诉记者，WHO推荐的基本药物目录中有312种药品，日本的基本药物是200多种，近邻泰国是80多种，而我们目前的中药品种有1000多，西药品种有900多，远远高出世界各国。“品种覆盖面过大就容易加重经济负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品种的重新遴选和删减是必须的。”
■机遇
“大型普药生产企业会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朱长浩笃定地说。
对于逐渐从社区和农村医药市场开发的政策倾斜中明显获益的普药企业来说，市场的回暖在拟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信息透露之后似乎更显明朗。
“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覆盖城乡基本卫生服务的目标，入选基本药物目录的必定是一些疗效确切、使用广泛、价格适中的基本药物。”俞观文认为，“质优价廉”的“老药”将是目录的首选——“对传统制药企业特别是老国企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而进口、价高的新药恐怕很难在这一领域和传统普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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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规划，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将由政府统一组织招标，“如果进入招标名录，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企业的地位也会受到肯定，对名对利都是有好处的。”朱长浩强调。
由于原有产品老化，和其他同行一样，作为抗生素“四大家族”之一的鲁抗集团目前把重点放在调整产品结构上。对于即将构建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鲁抗有理由比其他企业看到更多的商机和希望，但用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甘士喜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个制度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个并不宽的窄缝”。
甘士喜对市场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关注，他告诉记者，制度出来以后还有一个运作的问题，即便众多产品进入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是如果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不改变，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不到位，“难免会走上招标药品中标亦死的老路。对医院来说，进药渠道多、药品品种多、约束机制不足，中标品种往往只是成为了理论上的‘应选项’。所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键是使用环节。”
, 百拇医药 而桂龙药业总裁邱波对这个问题更愿意换个角度来看，他认为，由于价格因素和国家管制，企业从这一制度直接获利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企业完全有社会责任拿出个别品种进入目录，不必太看重利润，而长期、隐性的品牌支持或许会对品牌美誉提供潜在的成长帮助。”
“工业链条之外，制度必然给配送物流市场带来变化。”朱长浩指出，“相信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区域称王’的医药物流会最先也最多受惠于这一制度。”他认为，诸如北京医药股份、重庆医药股份等区域性龙头企业，在当地所占份额大，加之人脉关系等先天优势，都将成为医院、社区和当地政府优先选择的配送公司。
尽管对于未来市场存在的风险谨慎乐观，甘士喜对于未来市场的机遇依然兴味盎然，“我们会密切关注国家相关的政策动向，招标一定会参加，机会一定不会放弃。”
在1月10日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态，由于涉及到药品的生产、流通、采购、使用等环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制订必然是多部门研究解决的问题，而制度的设计将从既维护群众健康、减轻群众医药卫生费用负担，又有利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管理的角度共同设计。
文/本报记者 王蔚佳, http://www.100md.com
事实上，早在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群众基本用药。
■缘起
“推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高公众的药品可获得性，促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在1月17日SFDA的局长工作报告中，对即将着力建设的基本药物制度有这样一段阐释。
报告指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药政的核心内容，是保证公众基本药物需求的重要手段，要积极研究制定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措施，按照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原则制订适宜全民基本卫生保健需要的基本药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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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卫生部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主要内容的设想颇为默契——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政府招标组织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较大幅度降低群众基本用药负担，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并逐步规范同种药品的名称和价格，保证基本用药，严格使用管理规范，降低药品费用。同时，政府要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积极促进药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改变目前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监管难的状况；严格企业和药品准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药品安全、有效。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被认为是治理我国医药市场秩序混乱、价格虚高、不公平交易、商业贿赂严重等问题的一项根本制度，也是医药购销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有观点指出，药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药品的生产、流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故此，政府应该加强对药品生产、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的监管。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我们国家一直都有，现在要做的工作应该是重新遴选一批药品。”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俞观文向记者介绍说，针对药品市场更新换代加快和药品巨大浪费的情况，WHO(世界卫生组织)在1975年开始推荐一些国家制定基本药物的做法，并将此做法作为该组织药品政策的战略任务。“当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基本药物，使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百姓都能得到基本药物，并降低医疗费用，促进合理用药。”俞观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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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俞观文回忆，早在1992年，由卫生部、财政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领导和部分专家组成的国家基本药物遴选领导小组成立，负责确立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的方针和政策。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1996年，按照“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原则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998年，在原有入选原则上增加“中西药并重”，第一次加入了中药品种，调整后有27类740个品种入选，增加幅度为6.1%。“这以后的2000年、2002年和2004年都由SFDA出台目录，每隔两年进行一次新目录发布。”
而资料显示，由于基本药物制度在全民用药权益获得和降低医疗费用具有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国家药品政策的核心——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拥有正式的基本药物目录，有105个国家制定了或正在起草国家药物政策。
■设想
2007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周超凡预备递交两份提案，其中一份就是关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了——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由他牵头形成的《改革医保报销目录推行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提案就在业内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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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国家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医保目录》)合二为一，全面推行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制度。”周超凡告诉记者，他设想给各类用药选定一个基本报销标准，不再按药品具体品种进行报销限制，这样也可以兼顾药品生产企业利益、医患用药选择等问题。
“对去年的提案，SFDA的态度很积极，他们表示正在积极地做这项工作。”周超凡告诉记者。
在今年的提案中，周超凡进一步完善了去年的构想：每一类选择一个代表性的药品全额报销，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病患特异性等因素，在几个类似品种上实行报销浮动，价格参照基本药物，价格高出部分个人埋单，低出部分个人受益——用周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钱想吃好药的吃得到，没钱想买便宜药的不但能买得到而且还有‘奖’，既不限制也不浪费，充分调动群众对于基本药物的选择热情。”
“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来说，制订目录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俞观文更关心的是，在目录敲定之后，“怎么让所有人得到这个权益”。在他看来，这才是制度本身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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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们有关基本药物的工作都只是停留在目录上，其他配套的工作和政策都没有完全跟上，这就直接影响了目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具备报销“实际”意义的《医保目录》被广泛采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俞观文眼里，专门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成立的“国家基本药物遴选领导小组”的消失与基本药物目录的尴尬境地不无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也很认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却变成了一个部门的药物目录，其它的部门可以‘选择性’遵守，缺乏基本政策和法律保障的药物目录实际上就变成了没有目录”。
朱长浩认为，应该充分还原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本身应当具备的法力和地位，“这就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药物目录，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使用，人人都应该遵守。包括医保目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目录等都应该是从属于它的子目录，品种规格都应该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选择产生，而绝不应该各自为政，这也是国际上已经证明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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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现有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品种删减可能也已经不具悬念，俞观文告诉记者，WHO推荐的基本药物目录中有312种药品，日本的基本药物是200多种，近邻泰国是80多种，而我们目前的中药品种有1000多，西药品种有900多，远远高出世界各国。“品种覆盖面过大就容易加重经济负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品种的重新遴选和删减是必须的。”
■机遇
“大型普药生产企业会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朱长浩笃定地说。
对于逐渐从社区和农村医药市场开发的政策倾斜中明显获益的普药企业来说，市场的回暖在拟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信息透露之后似乎更显明朗。
“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覆盖城乡基本卫生服务的目标，入选基本药物目录的必定是一些疗效确切、使用广泛、价格适中的基本药物。”俞观文认为，“质优价廉”的“老药”将是目录的首选——“对传统制药企业特别是老国企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而进口、价高的新药恐怕很难在这一领域和传统普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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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规划，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将由政府统一组织招标，“如果进入招标名录，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企业的地位也会受到肯定，对名对利都是有好处的。”朱长浩强调。
由于原有产品老化，和其他同行一样，作为抗生素“四大家族”之一的鲁抗集团目前把重点放在调整产品结构上。对于即将构建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鲁抗有理由比其他企业看到更多的商机和希望，但用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甘士喜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个制度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个并不宽的窄缝”。
甘士喜对市场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关注，他告诉记者，制度出来以后还有一个运作的问题，即便众多产品进入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是如果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不改变，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不到位，“难免会走上招标药品中标亦死的老路。对医院来说，进药渠道多、药品品种多、约束机制不足，中标品种往往只是成为了理论上的‘应选项’。所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键是使用环节。”
, 百拇医药 而桂龙药业总裁邱波对这个问题更愿意换个角度来看，他认为，由于价格因素和国家管制，企业从这一制度直接获利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企业完全有社会责任拿出个别品种进入目录，不必太看重利润，而长期、隐性的品牌支持或许会对品牌美誉提供潜在的成长帮助。”
“工业链条之外，制度必然给配送物流市场带来变化。”朱长浩指出，“相信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区域称王’的医药物流会最先也最多受惠于这一制度。”他认为，诸如北京医药股份、重庆医药股份等区域性龙头企业，在当地所占份额大，加之人脉关系等先天优势，都将成为医院、社区和当地政府优先选择的配送公司。
尽管对于未来市场存在的风险谨慎乐观，甘士喜对于未来市场的机遇依然兴味盎然，“我们会密切关注国家相关的政策动向，招标一定会参加，机会一定不会放弃。”
在1月10日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态，由于涉及到药品的生产、流通、采购、使用等环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制订必然是多部门研究解决的问题，而制度的设计将从既维护群众健康、减轻群众医药卫生费用负担，又有利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管理的角度共同设计。
文/本报记者 王蔚佳,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