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疗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酒与医药的结合，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创举，古时“醫”字从酉(酒)，即说明酒与医药的密切关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记载内外用配方约30余种，用以治疗疽、蛇伤、疥瘙等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中，也有酒剂配方、药酒用药、酿制工艺等记述。

    秦汉之际，《黄帝内经》有“汤液醪醴篇”，论述了醪醴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在其它篇中尚有治尸厥的“左角发酒”，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药”，治臌胀的“鸡矢醴”，主治色大深的“醪酒”等，均属较早的药酒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淳于意用药酒治愈济兆王病“风厥胸满”和菑川王美人患“难产症”的验案。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匾要略》除有红兰花酒、麻黄醇酒汤、栝蒌薤白白酒汤外，尚有很多方药均是以酒煎煮，或以酒和水混煎，借酒以加强药效。故汉代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称酒为“百药之长”。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求》虽为农业专著，但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均说明较详。其卷七还总结性地记述了当时的制曲酿酒技术、经验及原理。晋葛洪的《时后备急方》则记有桃仁酒、猪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病药酒。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认为，“酒可行药势”；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论述颇详，提出“凡渍药酒，皆经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数日，视其浓烈，便可漉出，不必侍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并指出有71种药物(包括矿石类药物9种，植物类药物35种，动物类药物27种)不宜浸酒。这一时期，药酒的制法得到了不断完善。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风虚杂补酒煎”；《千金翼方》的卷十六“诸酒”；以及王焘《外台秘要》的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