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医资格认定简单：游医的泛滥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在其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刻画了一个庸医的形相--赛卢医(古代名医扁鹊因生于卢地，史称“卢医”。“赛卢医”在这里是反其义，是庸医的意思)。赛卢医在其出场的道白：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他企图谋财欲勒死窦娥的婆母--蔡婆婆，结果被张驴儿父子给救下。后来，张驴儿为霸占窦娥，企图毒死蔡婆婆，便向赛卢医讨要毒药。赛卢医把毒药给张驴儿后，说：“可不晦气!刚刚讨药的这个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以后事发，越越要连累我；趁早儿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

    如果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赛卢医这个人身上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古代中国人获取行医的资格十分简单，行医活动也是十分自由的。如赛卢医怕东窗事发，可以“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随时逃避责任。这种情况延至近代，仍无多少改观。

    近代岭南社会活动家梁龙章从中西比照中，指出中国医学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缺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在西国学医不同，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主权甚大。”“西人真有专门之学乃敢治病，且本国多少博学之士，纵有学贯天人之才，非习专门亦不敢干预医事也。”中国则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在中国对医生没有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制度。门槛高，难入必精；门槛低，易入必滥。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更毁坏了医学的声誉，民国时期甚至被视为推进西医学的阻碍。时人认为：“我国医师多系悬壶问世，以谋一己之生活。对医学之社会性，毫无注重，问世医生，滥竽其中，不学无术者，亦不乏其人，且为生活之舒适，不顾医德机取巧诈，在在皆是，予人民之恶劣之影响，益增新医学推进之障碍。故今后医学教育，应着重医德之养成”。

    中医没有固定的医院，医生分散、游离不定，构成比较复杂。传统的中医构成可以用良莠不齐来形容，既有一些造福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