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CRO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
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和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集中并活跃着一些这样的公司：他们提供诸如新药产品开发、临床前试验及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新药申请等技术服务，被称为CRO——合同研究机构。从1997年国内第一家CRO公司诞生，已有10年，我国的CRO如今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其发展之路面临哪些优势和障碍？是高枕无忧，还是身处险境？
日前，由复旦大学药学院和美国药学会在沪联合主办的“面向世界的中国药学CRO，CMO国际研讨与合作会”上，参会代表就我国药物研发CRO和合同生产机构(CMO)现状及相关政策法规、中美CRO和CMO服务能力概述与比较、药物研发CRO的选择标准与信息沟通、CRO服务提供者与需求方对该领域的改进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让我们走近这次研讨会，聆听业内人士的声音。
■充分发挥优势
万全阳光临床服务集团是我国临床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惟一具有海外上市背景的知名CRO公司，总经理宋雪梅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CRO服务工作。她介绍说，CRO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当时，随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新药研究开发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药品的研发过程的日趋艰辛，制药企业必须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缩短新药研发时间，控制成本和减少风险。通过合作，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CRO由此现身于世界制药业之中。CRO作为制药企业的一种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组织起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和具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研究队伍，降低制药企业的总体成本和风险，因而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2005年，全球制药业用于新药研发的投资约为660亿美元，而其中约163亿美元的业务外包给CRO进行的，比例达到25%左右，并以每年约14%的速度增长。其中，美国和欧洲在全球CRO产业中居主导地位。
, 百拇医药
宋雪梅博士的职业生涯和我国的CRO一起成长，因而对本土CRO的现状有着深刻认识。她谈到，伴随着全球医药外包服务业增长迅速，我国和印度等国家已渐渐成为西方制药企业进行新药研发外包的首选地。除了成本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的病患多样化且数量大，即有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疾病群体，这使得在进行新药试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招募到所需要的样本数量，人力成本更加节约，从而可使新药研究步伐加快。
目前，我国的CRO已多达400多家，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阶段。而且，近年来CRO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得以拓展。宋雪梅介绍，像万全阳光的技术服务几乎涵盖了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能够提供临床前药理、Ⅰ期及生物等效、Ⅱ-IV期临床研究、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临床研究用药品生产、药政服务、专业培训、CRA租赁、产品策划及市场推广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目前已经完成涉及内分泌、神经、精神、心血管、消化、抗感染、肿瘤等10多个治疗领域的各80余个研究项目。此外，随着一些跨国制药企业陆续在中国启动研发业务，外资CRO或与外资合建的CRO进一步刺激了中国CRO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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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资或合资的CRO相比，她认为，我国本土的CRO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熟悉本国的医药政策，了解本国的医药状况、地域特点和管理方式，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基地有良好的关系，收费低。
专家估计，目前我国CRO业务的市场规模应在80亿元左右。但据调查，目前国内CRO业务的实际规模不到5亿元，这说明国内CRO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宋雪梅认为，CR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遇来源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因此中国医药市场的增长是CRO发展的最大动因。
■勇敢迎接挑战
优势虽然具备，但是，“我国的CRO在国际上依然缺乏竞争力!”现任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肿瘤药理中心实验室主任的张瑞稳博士一语刺中我国本土CRO的软肋。早在几年前，张博士与我国著名药学家周海钧教授合编了《现代新药发展指南》一书，其中就有一章阐述了“新药合同研究”，指出了合同研究是当今药物研究与开发的新趋势。作为在国内较早提出CRO的学者，他的分析近乎尖锐，却让人警醒。
, http://www.100md.com
他强调，最大原因在于CRO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不明确。CRO在我国的药物临床评价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为国家所认定的产业。比如药店、药厂这些企业都在国家的法律中有明确的概念和定位，但CRO并没有。张博士还形象地打了个比方，CRO好比奶妈，一个好的奶妈不仅要形象好、信誉佳，提供的奶水还应是高质量的，因而不是每个有奶水的女人都可以当奶妈的。但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影响是——奶妈的社会地位很低。
其次，CRO规模太小，过分专业化也是问题之一。有文章称，目前我国的CRO数量虽然不少，而总的业务收入却仅为25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不仅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连印度也比不上，2005年印度CRO市场总值约为1.2亿美元。张博士指出，规模太小则难以形成不了气候。在这些大大小小的CRO中，能够承接国际外包业务自然就屈指可数。药物研发中的每个环节分得过细，小而全、小而偏都不好，有些公司可以提供新药研发过程的全方位服务，有些则以提供某一环节如临床或临床前研究、某一治疗领域的研发为主营业务并以之为核心竞争力，但有些就仅能以其中的一个过分专业的点为服务业务，如只能做药代或只做生物利用度，后者从竞争力来说显然是不如前两者的，也是不利于CRO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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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制药业的落后也成为制约CRO参与国际竞争的瓶颈。张博士始终强调的一句话是：“没有创新的民族制药业，就没有CRO的明天”。CRO是随着创新药物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新药的研发活动，就谈不上CRO的存在。但是，与目前CRO快速发展态势严重脱节的是，国内很多制药企业还不具备独立研发新药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民族制药业始终在低谷徘徊，始终只是把创新挂在嘴边，而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东西，CRO的健康发展势必会受到阻碍。
■积极弥补不足
“这些状况不得以改善，我国CRO势必处于危险境地!”张瑞稳博士进一步敲响了警钟。
从外部来说，一方面，国外大规模、经验丰富的跨国CRO正式登陆我国，虽然目前以提供对外服务为主，而不从事对我国国内企业的CRO服务，但是他们正在等待机会，一旦我国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完善，一夜之间，他们就会成为国内的外包研发业务强有力的竞争者，本土CRO则会被打得一败涂地。另一方面，随着综合性的外国大型制药企业陆续把研发中心建在中国，而中国本土的CRO没有外资背景很难生存，其对外业务之路基本就被堵死。从内部来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各项法规制度的完善，一批不适应市场竞争或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国内药企会被迫关闭。那他们干什么去呢？张博士认为，其中一部分会利用他们原有的资源和优势，改而从事CRO的业务。不难想象，本土CRO的内部竞争，也将使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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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梅博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认为，现在国内CRO发展迅猛的形势中暗藏挑战。当前，在全球新药研发外包市场中，大型跨国CRO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新药研发外包市场的主要驱动力。除了来自跨国CRO的进入，还有很多海归人员带着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国外管理经验在国内市场上寻找创业的机会。另外，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也看好CRO的发展机遇准备跻身其中。
张瑞稳博士为此建议，政府应把CRO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行业来扶持，建立一个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大环境，提高我国制药产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比如，可以把CRO集中起来，形成互相交流、互相扶持的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升我国新药研发整体的竞争力，还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去年，北京22家中关村医药科技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CRO联盟”，他倡议在上海也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盟。单个CRO因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而无法承接大订单的公司，借助这样的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多家CRO的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即利用成员企业之间的互补性，把几亿元的大订单在内部分解消化，让大家从中受益。“我们的CRO不能仅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竞争，而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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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CRO是申办者和临床前药理机构、临床试验机构或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宋雪梅博士对CRO做出这样的比喻。虽然我国的政策环境还存在着需要完善之处，比如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太长，但CRO的发展更需要行业的自律。这个自律机制应该是靠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来完成的，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企业将会受到约束，而不会进行恶性竞争。她忠告说：“任何恶意的东西都来自短势，中国的CRO要眼光长远，并要积累经验。”
宋雪梅博士还以自身的从业体会强调，我国的CRO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而不要仅凭单纯的价格竞争来争取业务。因此从这点来考虑，我国CRO不能将自己的优势定位在低成本上，而应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优势。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了GMP、GCP及GLP等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体系靠拢，但我国这些方面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对于一些要在我国上市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仅仅满足我国的质量标准就可以了；然而对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如果不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质量标准，那就不可能分吃他们的“蛋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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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人士均表示软件方面的差距也是应该改进的地方。宋雪梅博士的意见是，提高CRO人员的质量意识、建立规范、进行人员培训都很关键。而张瑞稳博士则认为，中国的CRO是专业性的，是技术员，但是我们除了需要专业有所长的教授外，更需要的是大学校长这样的管理型人才。
全球的新药研发外包服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CRO企业的一员，宋雪梅博士表示，随着相关法规体系的完善，CRO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对我国本土CRO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白毅
【记者感言】
采访之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张瑞稳博士的一句话：“没有创新的民族制药业，就没有CRO的明天。”
对于我国的制药企业来说，新药研发无疑是产业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我国的CRO自诞生就肩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制药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我国新生的CRO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生存和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压力挑战，但在国际新药研发外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本土制药工业整体研发能力不足的缺陷，还能为我国制药工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一条捷径。也正是如此，创新在这个时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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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论的太多太多。然而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我们为创新付出了多少努力？采取了多少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呢？有人虽然总在振臂高呼要创新，要发展，但雷声大雨点小，不仅看不见些许的行动，就连真正有建设性的支言片语也没有抛出。面对国外药业的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们再也不能把创新作为一种噱头!创新的口号、振兴民族制药业的口号应该落实为一种具体的行为，可以执行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创新真的能在国家扶持、企业的协助、药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那么我们CRO的明天，我们民族制药业将会拨开浓雾，驱散阴霾，迎来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锐意领航中国GCP，让世界为中国CRO喝彩!”一直被作为万全药业的使命，相信这也是张瑞稳博士和宋雪梅博士所共同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共同期待的。
【相关链接】
从组织形式上来讲，我国从事CRO业务的机构主要有四类：1.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这类机构的特点是不以追求赢利为目的，而以著作、论文发表数目及所申请的专利数目来作为衡量标准；在管理模式上是一种典型的学术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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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CRO这部分CRO主要是由跨国CRO或外资在中国建立的全控股份公司，比较有名的象Quintile、PPD等。
3.本土CRO像北京的万全阳光临床服务集团、依格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的NewSummitBiopharma等。
4.合资CRO在这类机构中，比较有名的如KendleWits、EPS等。
从业务内容上来讲，我国的CRO又可以分为三类：
1.从事临床前研究的CRO这部分CRO主要从事与新药研发有关的化学、临床前的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等业务内容。比较知名的就是无锡的药明德康和北京的Br-idgePharmaceuticals，上海的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等。
2.从事临床试验的CRO大部分的外资及合资CRO都属于这一类，如北京依格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KendleWitsMedicalConsulting等。
3.从事新药研发咨询、新药报批等业务内容的CRO我国当前的CRO机构中单纯从事这类业务的占了绝大多数。, 百拇医药
日前，由复旦大学药学院和美国药学会在沪联合主办的“面向世界的中国药学CRO，CMO国际研讨与合作会”上，参会代表就我国药物研发CRO和合同生产机构(CMO)现状及相关政策法规、中美CRO和CMO服务能力概述与比较、药物研发CRO的选择标准与信息沟通、CRO服务提供者与需求方对该领域的改进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让我们走近这次研讨会，聆听业内人士的声音。
■充分发挥优势
万全阳光临床服务集团是我国临床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惟一具有海外上市背景的知名CRO公司，总经理宋雪梅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CRO服务工作。她介绍说，CRO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当时，随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新药研究开发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药品的研发过程的日趋艰辛，制药企业必须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缩短新药研发时间，控制成本和减少风险。通过合作，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CRO由此现身于世界制药业之中。CRO作为制药企业的一种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组织起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和具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研究队伍，降低制药企业的总体成本和风险，因而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2005年，全球制药业用于新药研发的投资约为660亿美元，而其中约163亿美元的业务外包给CRO进行的，比例达到25%左右，并以每年约14%的速度增长。其中，美国和欧洲在全球CRO产业中居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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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梅博士的职业生涯和我国的CRO一起成长，因而对本土CRO的现状有着深刻认识。她谈到，伴随着全球医药外包服务业增长迅速，我国和印度等国家已渐渐成为西方制药企业进行新药研发外包的首选地。除了成本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的病患多样化且数量大，即有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疾病群体，这使得在进行新药试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招募到所需要的样本数量，人力成本更加节约，从而可使新药研究步伐加快。
目前，我国的CRO已多达400多家，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阶段。而且，近年来CRO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得以拓展。宋雪梅介绍，像万全阳光的技术服务几乎涵盖了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能够提供临床前药理、Ⅰ期及生物等效、Ⅱ-IV期临床研究、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临床研究用药品生产、药政服务、专业培训、CRA租赁、产品策划及市场推广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目前已经完成涉及内分泌、神经、精神、心血管、消化、抗感染、肿瘤等10多个治疗领域的各80余个研究项目。此外，随着一些跨国制药企业陆续在中国启动研发业务，外资CRO或与外资合建的CRO进一步刺激了中国CRO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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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资或合资的CRO相比，她认为，我国本土的CRO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熟悉本国的医药政策，了解本国的医药状况、地域特点和管理方式，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基地有良好的关系，收费低。
专家估计，目前我国CRO业务的市场规模应在80亿元左右。但据调查，目前国内CRO业务的实际规模不到5亿元，这说明国内CRO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宋雪梅认为，CR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遇来源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因此中国医药市场的增长是CRO发展的最大动因。
■勇敢迎接挑战
优势虽然具备，但是，“我国的CRO在国际上依然缺乏竞争力!”现任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肿瘤药理中心实验室主任的张瑞稳博士一语刺中我国本土CRO的软肋。早在几年前，张博士与我国著名药学家周海钧教授合编了《现代新药发展指南》一书，其中就有一章阐述了“新药合同研究”，指出了合同研究是当今药物研究与开发的新趋势。作为在国内较早提出CRO的学者，他的分析近乎尖锐，却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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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最大原因在于CRO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不明确。CRO在我国的药物临床评价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为国家所认定的产业。比如药店、药厂这些企业都在国家的法律中有明确的概念和定位，但CRO并没有。张博士还形象地打了个比方，CRO好比奶妈，一个好的奶妈不仅要形象好、信誉佳，提供的奶水还应是高质量的，因而不是每个有奶水的女人都可以当奶妈的。但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影响是——奶妈的社会地位很低。
其次，CRO规模太小，过分专业化也是问题之一。有文章称，目前我国的CRO数量虽然不少，而总的业务收入却仅为25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不仅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连印度也比不上，2005年印度CRO市场总值约为1.2亿美元。张博士指出，规模太小则难以形成不了气候。在这些大大小小的CRO中，能够承接国际外包业务自然就屈指可数。药物研发中的每个环节分得过细，小而全、小而偏都不好，有些公司可以提供新药研发过程的全方位服务，有些则以提供某一环节如临床或临床前研究、某一治疗领域的研发为主营业务并以之为核心竞争力，但有些就仅能以其中的一个过分专业的点为服务业务，如只能做药代或只做生物利用度，后者从竞争力来说显然是不如前两者的，也是不利于CRO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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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制药业的落后也成为制约CRO参与国际竞争的瓶颈。张博士始终强调的一句话是：“没有创新的民族制药业，就没有CRO的明天”。CRO是随着创新药物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新药的研发活动，就谈不上CRO的存在。但是，与目前CRO快速发展态势严重脱节的是，国内很多制药企业还不具备独立研发新药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民族制药业始终在低谷徘徊，始终只是把创新挂在嘴边，而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东西，CRO的健康发展势必会受到阻碍。
■积极弥补不足
“这些状况不得以改善，我国CRO势必处于危险境地!”张瑞稳博士进一步敲响了警钟。
从外部来说，一方面，国外大规模、经验丰富的跨国CRO正式登陆我国，虽然目前以提供对外服务为主，而不从事对我国国内企业的CRO服务，但是他们正在等待机会，一旦我国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完善，一夜之间，他们就会成为国内的外包研发业务强有力的竞争者，本土CRO则会被打得一败涂地。另一方面，随着综合性的外国大型制药企业陆续把研发中心建在中国，而中国本土的CRO没有外资背景很难生存，其对外业务之路基本就被堵死。从内部来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各项法规制度的完善，一批不适应市场竞争或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国内药企会被迫关闭。那他们干什么去呢？张博士认为，其中一部分会利用他们原有的资源和优势，改而从事CRO的业务。不难想象，本土CRO的内部竞争，也将使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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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梅博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认为，现在国内CRO发展迅猛的形势中暗藏挑战。当前，在全球新药研发外包市场中，大型跨国CRO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新药研发外包市场的主要驱动力。除了来自跨国CRO的进入，还有很多海归人员带着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国外管理经验在国内市场上寻找创业的机会。另外，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也看好CRO的发展机遇准备跻身其中。
张瑞稳博士为此建议，政府应把CRO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行业来扶持，建立一个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大环境，提高我国制药产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比如，可以把CRO集中起来，形成互相交流、互相扶持的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升我国新药研发整体的竞争力，还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去年，北京22家中关村医药科技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CRO联盟”，他倡议在上海也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盟。单个CRO因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而无法承接大订单的公司，借助这样的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多家CRO的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即利用成员企业之间的互补性，把几亿元的大订单在内部分解消化，让大家从中受益。“我们的CRO不能仅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竞争，而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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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CRO是申办者和临床前药理机构、临床试验机构或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宋雪梅博士对CRO做出这样的比喻。虽然我国的政策环境还存在着需要完善之处，比如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太长，但CRO的发展更需要行业的自律。这个自律机制应该是靠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来完成的，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企业将会受到约束，而不会进行恶性竞争。她忠告说：“任何恶意的东西都来自短势，中国的CRO要眼光长远，并要积累经验。”
宋雪梅博士还以自身的从业体会强调，我国的CRO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而不要仅凭单纯的价格竞争来争取业务。因此从这点来考虑，我国CRO不能将自己的优势定位在低成本上，而应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优势。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了GMP、GCP及GLP等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体系靠拢，但我国这些方面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对于一些要在我国上市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仅仅满足我国的质量标准就可以了；然而对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如果不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质量标准，那就不可能分吃他们的“蛋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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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人士均表示软件方面的差距也是应该改进的地方。宋雪梅博士的意见是，提高CRO人员的质量意识、建立规范、进行人员培训都很关键。而张瑞稳博士则认为，中国的CRO是专业性的，是技术员，但是我们除了需要专业有所长的教授外，更需要的是大学校长这样的管理型人才。
全球的新药研发外包服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CRO企业的一员，宋雪梅博士表示，随着相关法规体系的完善，CRO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对我国本土CRO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白毅
【记者感言】
采访之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张瑞稳博士的一句话：“没有创新的民族制药业，就没有CRO的明天。”
对于我国的制药企业来说，新药研发无疑是产业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我国的CRO自诞生就肩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制药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我国新生的CRO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生存和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压力挑战，但在国际新药研发外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本土制药工业整体研发能力不足的缺陷，还能为我国制药工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一条捷径。也正是如此，创新在这个时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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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论的太多太多。然而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我们为创新付出了多少努力？采取了多少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呢？有人虽然总在振臂高呼要创新，要发展，但雷声大雨点小，不仅看不见些许的行动，就连真正有建设性的支言片语也没有抛出。面对国外药业的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们再也不能把创新作为一种噱头!创新的口号、振兴民族制药业的口号应该落实为一种具体的行为，可以执行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创新真的能在国家扶持、企业的协助、药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那么我们CRO的明天，我们民族制药业将会拨开浓雾，驱散阴霾，迎来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锐意领航中国GCP，让世界为中国CRO喝彩!”一直被作为万全药业的使命，相信这也是张瑞稳博士和宋雪梅博士所共同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共同期待的。
【相关链接】
从组织形式上来讲，我国从事CRO业务的机构主要有四类：1.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这类机构的特点是不以追求赢利为目的，而以著作、论文发表数目及所申请的专利数目来作为衡量标准；在管理模式上是一种典型的学术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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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CRO这部分CRO主要是由跨国CRO或外资在中国建立的全控股份公司，比较有名的象Quintile、PPD等。
3.本土CRO像北京的万全阳光临床服务集团、依格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的NewSummitBiopharma等。
4.合资CRO在这类机构中，比较有名的如KendleWits、EPS等。
从业务内容上来讲，我国的CRO又可以分为三类：
1.从事临床前研究的CRO这部分CRO主要从事与新药研发有关的化学、临床前的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等业务内容。比较知名的就是无锡的药明德康和北京的Br-idgePharmaceuticals，上海的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等。
2.从事临床试验的CRO大部分的外资及合资CRO都属于这一类，如北京依格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KendleWitsMedicalConsulting等。
3.从事新药研发咨询、新药报批等业务内容的CRO我国当前的CRO机构中单纯从事这类业务的占了绝大多数。,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