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秋雨先生为中国科技史新增两项发明的评论
张功耀
一些知道我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读者给我发来消息，希望我评论一下《红网》2006年12月14日报道的余秋雨先生对记者发表的一个言论，根据这个言论，余秋雨对“四大发明”提出了质疑，却非常有信心地建议把中国古代的历法和中医中药分别入选为中国古代“第一”和“第二”两大发明。
我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言论给予评论，实在是不合适的。
我对余先生完全不熟悉。从他所出版的书籍看，余先生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说他不是作家，是因为他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说他不是学者，是因为他没有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如果要给余先生一个恰当的定位的话，他可以算一个善于写杂感和日记的人。
长沙市街头上摆地摊卖书的，多有余秋雨的书。我曾经翻看过其中一些。他的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我估计，真正的学者对余先生的书不会有丝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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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余秋雨在凤凰卫视做的《秋雨时分》节目。客观地说，余秋雨这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如果断章取义地看，余先生的某些思想甚至是非常闪光的。可惜，他的思想不严谨，不连贯，也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秋雨的思想甚至相当混乱。内行人不难看出，他缺乏严格的思惟方法训练。他几乎不能从前提论证开始，以严格的逻辑方式得出他的结论来。他的思想，说得形象一点，是从他的头脑中“蹦哒”出来的。正因为余秋雨先生的思想具有太大的跳跃性和不一致性，使得他的一些闪光的思想也变得没有价值了。
余先生与我国大众媒体的关系很好，在我国的出镜率高，能见度大。因此，他对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文艺界的年轻人，很有影响。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实在不想写这篇文章。
一项科学技术成就究竟在科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不是由我们中国人想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中国人最早说过，我们中国拥有“四大发明”的荣誉。我查阅了一下我国40年代以前的部分科学史研究文献，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是，就我国当前的舆论氛围看，“四大发明属于中国”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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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源于“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磁针)。最早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一书的第129条当中说的。他认为，这是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三大发明”，比任何帝国、宗教和明星人物起的作用都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也是讲“三大发明”。是谁在“三大发明”之外增加“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过，不管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也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说过这“四大发明”是古中国人做出来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至少从培根开始的300年时间里，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注意到了“四大发明”，当然也就更加没有人去争这个“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了。
在这“四大发明”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认为，造纸术最早是德国14世纪的一种发明。现在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错了，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19世纪欧洲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科学史界都已经承认，造纸术是古中国人的发明。世界上最权威的《韦伯斯人名词典》和《科技史人名词典》都把“蔡伦”收录为“造纸术的发明人”，这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至于其它三项，国际科学史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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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研究“四大发明”最有成就的，是辽宁的潘吉星老先生。他写过一本很大的著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这位老先生一有机会就为我们国家争这个“四大发明”的发明权。可惜，至今收效不大。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黑火药”是不是就是培根讲的gunpowder,如果不是，这项发明权我们就没有了。有科学史家说，培根所讲的gunpowder不是根据“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出来的“黑火药”，而是“炸药”。黑火药是纵火药。纵火药可以爆炸，但纵火药不是炸药。显然，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过炸药。于是，这个punpowder究竟是什么，就成了这个科学史悬案的焦点了。
还有，我们中国叫做“指南针”的东西，西方叫“磁针”。11世纪，北宋的沈括发现了“磁偏角”，却没有给出磁偏角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确描述。16世纪，德国人重新发现了“磁偏角”，并且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确描述。这个描述，使得“指南针”的命名就成了一个错误。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把磁针放在格陵兰岛的北部，它不会指南，而会指西。中国人的“指南针”，到了格陵兰岛就变成了“指西针”，失去了“指南针”的普遍性，你要世界上怎么承认你的发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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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中国人也没有证明过磁针普遍的极指性。科学如果没有达到普遍性的高度，“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13世纪的法国人配里格里鲁斯，则用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磁针的在地球表面的普遍极指性。所以，在国际科学史界，目前得到广泛承认的磁针发明人是配里格里鲁斯。国际磁学界最高荣誉奖，也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
中国的活字印刷是从刻印章发展起来的。会刻印章，就会做“活字”。这不算什么技术。北宋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实际上没有形成技术规范，也没有实际运用价值，满足不了“技术发明”的评价条件。所以，国际科学史界依然只承认了德国发明家古藤堡的印刷术，没有承认中国的活字印刷。关于这一点，韩国的科学史家和中国的科学史家都有些不服气。其中，中国科学史家又与韩国科学史家之间有分歧。
总之，“四大发明”是不是古中国人的发明，在国际科学史界还有争议。我们中国人关起门来说“四大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国际上当然不会计较，要到国际舞台上去说，可能就要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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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哪些发明可以算是曾经领先世界的呢？潘吉星先生断言，至少还有100项。我本人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总结宋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列了这一时期34项“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我做这样的罗列，花了8个多月。可是，当时席泽宗先生却批评我说：“许多没有可比性”。最近，我把我曾经犯过的这个错误，收在了我最近出版的论文集中，以便于后来人立此存照，吸取教训。因此，中国历史上究竟还有哪些可以算是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我得直截了当地指出，余秋雨先生说“中医中药”和“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可以分别列在中国古代发明的第一和第二，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而且，这样的幼稚可笑，几乎是不需要展开讨论的。我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属于非专业人员，他出这样的笑话是情有可原的，用不着我们这些专业人员过多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对这样的笑话做一些澄清，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的年轻人会以讹传讹，形成一种想当然的思惟惯性。
技术发明是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我们可以说，“法国医生拉雷克发明了听诊器”，“德国的赫尔姆霍茨发明了检眼镜”，却不可以说，“希波克拉底发明了西医”或“希腊人发明了西医”。类似的，天文历法也不能说是谁“发明”的。我们可以说，“天文钟是苏颂和韩公廉的一种发明”，却不能说“天文历法也是某某的一种发明”。众所周知，天文历法的制定依赖一些天文学发现，如，天球坐标的确立，回归年的测定与计算，冬至点西移的测定与计算，等等。没有天文学的发现，制定出来的历法不属于科学历法，因而也没有“发明”(这个用语不恰当)的意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一些俄国人曾经设想建立所谓的“十月革命历”。那是一种不尊重天文学规律、人为规定出来的历法，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法。这样的历法，不具备接受科学评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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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医中药”和“天文历法”，撇开它们是否科学不谈，都是不能当作“发明”来看的。我想，这个结论绝对是不争的，只要点出来就行了，用不着讨论，因为它是常识当中的常识。
就我本人对古代历法的考察，我认为，最早的科学历法应该是古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历”。这种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与中国的阴历非常接近。如今，它仍然被犹太民族用来指导宗教生活，但不指导世俗生活。
我们中国人仿佛有一种怪脾气。当世界上某个重要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最趋之若鹜地就是去争这个发明的优先权，就连计算机科学采用的“二进制”，都被追到八卦那里去了。其实，八卦不是什么二进制。日本人则不同，当世界上出现某种最新发明的时候，他们最热心的，是如何对这种最新的发明做进一步的开发。信手可以拈来的例子是，当欧洲人有了火绳枪的时候，日本人在这个火绳枪的基础上开发了“三八”枪；当美国人发明电话的时候，日本人又在电话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传真机。我建议，我们应该努力向日本人学习，着眼于未来。过去毕竟不是现在和未来。“好汉不提当年勇”，一个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走向未来的人，何必那么计较过去呢？即使研究过去，也要尊重科学、尊重历史事实，不要用“爱国主义”代替科学。不尊重科学的“爱国主义”将导致科学精神的崩溃，而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崩溃，是任何虚誉做作所交换不了的。, http://www.100md.com
一些知道我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读者给我发来消息，希望我评论一下《红网》2006年12月14日报道的余秋雨先生对记者发表的一个言论，根据这个言论，余秋雨对“四大发明”提出了质疑，却非常有信心地建议把中国古代的历法和中医中药分别入选为中国古代“第一”和“第二”两大发明。
我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言论给予评论，实在是不合适的。
我对余先生完全不熟悉。从他所出版的书籍看，余先生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说他不是作家，是因为他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说他不是学者，是因为他没有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如果要给余先生一个恰当的定位的话，他可以算一个善于写杂感和日记的人。
长沙市街头上摆地摊卖书的，多有余秋雨的书。我曾经翻看过其中一些。他的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我估计，真正的学者对余先生的书不会有丝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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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余秋雨在凤凰卫视做的《秋雨时分》节目。客观地说，余秋雨这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如果断章取义地看，余先生的某些思想甚至是非常闪光的。可惜，他的思想不严谨，不连贯，也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秋雨的思想甚至相当混乱。内行人不难看出，他缺乏严格的思惟方法训练。他几乎不能从前提论证开始，以严格的逻辑方式得出他的结论来。他的思想，说得形象一点，是从他的头脑中“蹦哒”出来的。正因为余秋雨先生的思想具有太大的跳跃性和不一致性，使得他的一些闪光的思想也变得没有价值了。
余先生与我国大众媒体的关系很好，在我国的出镜率高，能见度大。因此，他对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文艺界的年轻人，很有影响。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实在不想写这篇文章。
一项科学技术成就究竟在科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不是由我们中国人想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我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中国人最早说过，我们中国拥有“四大发明”的荣誉。我查阅了一下我国40年代以前的部分科学史研究文献，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是，就我国当前的舆论氛围看，“四大发明属于中国”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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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源于“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磁针)。最早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一书的第129条当中说的。他认为，这是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三大发明”，比任何帝国、宗教和明星人物起的作用都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也是讲“三大发明”。是谁在“三大发明”之外增加“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过，不管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也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说过这“四大发明”是古中国人做出来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至少从培根开始的300年时间里，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注意到了“四大发明”，当然也就更加没有人去争这个“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了。
在这“四大发明”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认为，造纸术最早是德国14世纪的一种发明。现在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错了，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19世纪欧洲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科学史界都已经承认，造纸术是古中国人的发明。世界上最权威的《韦伯斯人名词典》和《科技史人名词典》都把“蔡伦”收录为“造纸术的发明人”，这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至于其它三项，国际科学史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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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研究“四大发明”最有成就的，是辽宁的潘吉星老先生。他写过一本很大的著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这位老先生一有机会就为我们国家争这个“四大发明”的发明权。可惜，至今收效不大。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黑火药”是不是就是培根讲的gunpowder,如果不是，这项发明权我们就没有了。有科学史家说，培根所讲的gunpowder不是根据“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出来的“黑火药”，而是“炸药”。黑火药是纵火药。纵火药可以爆炸，但纵火药不是炸药。显然，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过炸药。于是，这个punpowder究竟是什么，就成了这个科学史悬案的焦点了。
还有，我们中国叫做“指南针”的东西，西方叫“磁针”。11世纪，北宋的沈括发现了“磁偏角”，却没有给出磁偏角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确描述。16世纪，德国人重新发现了“磁偏角”，并且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确描述。这个描述，使得“指南针”的命名就成了一个错误。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把磁针放在格陵兰岛的北部，它不会指南，而会指西。中国人的“指南针”，到了格陵兰岛就变成了“指西针”，失去了“指南针”的普遍性，你要世界上怎么承认你的发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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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中国人也没有证明过磁针普遍的极指性。科学如果没有达到普遍性的高度，“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13世纪的法国人配里格里鲁斯，则用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磁针的在地球表面的普遍极指性。所以，在国际科学史界，目前得到广泛承认的磁针发明人是配里格里鲁斯。国际磁学界最高荣誉奖，也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
中国的活字印刷是从刻印章发展起来的。会刻印章，就会做“活字”。这不算什么技术。北宋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实际上没有形成技术规范，也没有实际运用价值，满足不了“技术发明”的评价条件。所以，国际科学史界依然只承认了德国发明家古藤堡的印刷术，没有承认中国的活字印刷。关于这一点，韩国的科学史家和中国的科学史家都有些不服气。其中，中国科学史家又与韩国科学史家之间有分歧。
总之，“四大发明”是不是古中国人的发明，在国际科学史界还有争议。我们中国人关起门来说“四大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国际上当然不会计较，要到国际舞台上去说，可能就要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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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哪些发明可以算是曾经领先世界的呢？潘吉星先生断言，至少还有100项。我本人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总结宋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列了这一时期34项“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我做这样的罗列，花了8个多月。可是，当时席泽宗先生却批评我说：“许多没有可比性”。最近，我把我曾经犯过的这个错误，收在了我最近出版的论文集中，以便于后来人立此存照，吸取教训。因此，中国历史上究竟还有哪些可以算是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我得直截了当地指出，余秋雨先生说“中医中药”和“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可以分别列在中国古代发明的第一和第二，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而且，这样的幼稚可笑，几乎是不需要展开讨论的。我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属于非专业人员，他出这样的笑话是情有可原的，用不着我们这些专业人员过多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对这样的笑话做一些澄清，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的年轻人会以讹传讹，形成一种想当然的思惟惯性。
技术发明是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我们可以说，“法国医生拉雷克发明了听诊器”，“德国的赫尔姆霍茨发明了检眼镜”，却不可以说，“希波克拉底发明了西医”或“希腊人发明了西医”。类似的，天文历法也不能说是谁“发明”的。我们可以说，“天文钟是苏颂和韩公廉的一种发明”，却不能说“天文历法也是某某的一种发明”。众所周知，天文历法的制定依赖一些天文学发现，如，天球坐标的确立，回归年的测定与计算，冬至点西移的测定与计算，等等。没有天文学的发现，制定出来的历法不属于科学历法，因而也没有“发明”(这个用语不恰当)的意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一些俄国人曾经设想建立所谓的“十月革命历”。那是一种不尊重天文学规律、人为规定出来的历法，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法。这样的历法，不具备接受科学评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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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医中药”和“天文历法”，撇开它们是否科学不谈，都是不能当作“发明”来看的。我想，这个结论绝对是不争的，只要点出来就行了，用不着讨论，因为它是常识当中的常识。
就我本人对古代历法的考察，我认为，最早的科学历法应该是古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历”。这种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与中国的阴历非常接近。如今，它仍然被犹太民族用来指导宗教生活，但不指导世俗生活。
我们中国人仿佛有一种怪脾气。当世界上某个重要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最趋之若鹜地就是去争这个发明的优先权，就连计算机科学采用的“二进制”，都被追到八卦那里去了。其实，八卦不是什么二进制。日本人则不同，当世界上出现某种最新发明的时候，他们最热心的，是如何对这种最新的发明做进一步的开发。信手可以拈来的例子是，当欧洲人有了火绳枪的时候，日本人在这个火绳枪的基础上开发了“三八”枪；当美国人发明电话的时候，日本人又在电话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传真机。我建议，我们应该努力向日本人学习，着眼于未来。过去毕竟不是现在和未来。“好汉不提当年勇”，一个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走向未来的人，何必那么计较过去呢？即使研究过去，也要尊重科学、尊重历史事实，不要用“爱国主义”代替科学。不尊重科学的“爱国主义”将导致科学精神的崩溃，而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崩溃，是任何虚誉做作所交换不了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