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对类型与学校适应的关系(1)
【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应对类型与学校适应的关系。方法：采用目的性取样的方法，考虑了地区、学校类型、民族、年级等因素，以云南省3249名本专科学生为被试，用应对方式量表和大学生适应性量表进行测量。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划分出高情绪中心应对者、高应对者、低应对者和高问题中心应对者四种应对类型，探讨大学生的应对类型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结果：高问题中心应对者的学习、人际、角色、职业、生活和身心症状表现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应对者[如，学习适应得分(3.8±0.6)vs.(3.6±0.7)，(3.3±0.7)，(3.2±0.6)；P<0.001]。高情绪中心应对者的学习、人际、角色、职业和生活适应得分最低。分层回归显示，应对类型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的各个方面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7~0.34)。结论：高问题应对者的学校适应最好，高情绪中心应对者的学校适应最差。应对类型对学校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应对类型；学校适应；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3.014
, 百拇医药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3-0204-05
近30年来的研究[1-3]发现，应对在压力与适应之间充当重要角色。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心理适应有重要影响[3-4]。 应对(coping)是指"当个体判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压力，甚至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时，为处理(减低、最小化或忍耐)压力情境产生的各种内外要求和冲突而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1-2]。" Lazarus等[1-2]根据应对的功能，将应对方式分为问题中心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中心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问题中心应对是指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消除引起紧张的刺激，从而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或释放压力；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是指个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多将两种应对方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将比较其优劣作为关注的焦点[4-5]。如Endler[6]等的研究发现，采用问题中心应对的个体完成任务的效率高，焦虑水平低。但Stanton[7]等的研究则发现，问题中心应对并不总是有效，而情绪中心应对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Tenner和Affleck[8] 等的研究发现，通常人们更可能同时使用两种应对方式。另有研究者[9]提出，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都极少单独使用，与其探讨哪一种应对方式更有效，不如讨论怎样将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结合使用的问题。研究[10]发现，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学校适应有重要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考察不同应对类型与大学生的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根据大学生在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两种应对方式上的得分，将大学生的应对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应对类型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状况的影响。以期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提供一定的依据。
, 百拇医药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考虑到云南地理、文化、环境的状况，选取了昆明、保山、红河、玉溪4个地区作为被试选取的目的地，共选取了13所大学，涵盖了文、理、工、商、医、艺等不同类型的学校、汉族和少数民族等不同的民族、本科生和专科生等不同的学生类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等不同的年级。根据云南省大学生17万本专科生的数量和实际调研工作的开展情况，最后发放问卷3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9份。其中男生1640名，女生1609名；平均年龄(21±2)岁；汉族2476名，少数民族772名；专科一年级353名、二年级436名、三年级321名，本科一年级634名、二年级563名、三年级506名、四年级436名；理科1140名，工科660名，文科939名，艺术201名，体育149名，其他160名。
1.2工具
1.2.1应对方式量表(the Ways of Coping Checklist-Revised, WCC)[11]
, 百拇医药
该表由Vitaliano等1989年编制，包含41个题目，分为两个分量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情绪中心应对是采用自责、幻想、回避等方式关注情绪调节而不关心问题本身的解决情况，问题中心应对是积极运用问题解决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多采用该种应对方式。
先由3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独立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再通过讨论确定中文稿，所有题目均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保留了所有题目。然后请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30名大学生实际填写了问卷，在问卷填写完之后，对他(她)们进行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修改部分文字，形成了应对方式量表中文版初稿。邀请2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通过讨论将中文稿回译成英文。由研究者对回译的问卷和原版问卷进行比较，进行部分调整，形成最后的中文问卷。在本研究中，2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9和0.8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86, RMSEA=0.052，NFI=0.924，NNFI=0.910，CFI=0.942，GFI=0.925，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 百拇医药
1.2.2大学生适应性量表(College Student Adaptability Inventory，CSAI)[12]
该表有66个项目，分为学习适应性(指个体进入大学后，面临内容拓广、加深，并以自我监控为主的学习任务，能否发展出新的学习能力，以胜任学习任务的转变)、人际适应性(个体在脱离熟悉的人际环境、进入新环境的转变中，能否在新环境中建立起协调的人际关系)、角色适应性(个体在面对角色地位的转变时，能否积极地调整心理与行为表现，以符合新角色的要求)、职业选择适应性(个体结合对自身素质和就业环境的认识，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有无明确的方向)、生活自理适应性(个体在脱离父母监控与服务的情况下，自己安排与照顾日常生活的效能)、环境的总体认同(个体能否在情感上认可、接纳新的环境)、身心症状表现(个体在完成上述适应任务的过程中所伴随的生理与心理的不良症状反应)，另有6个重复项目构成效度量表。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级计分，得分愈高，适应性愈强。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41~0.7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78, RMSEA=0.072，NFI=0.924，NNFI=0.921，CFI=0.923，GFI=0.937，表明7因素模型对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 百拇医药
1.3统计方法
进行χ2检验、方差分析、K-均值聚类、回归分析。
2结 果
2.1 大学生的应对类型及分布
参考已有文献[8-9]，依据被试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两个维度上的得分, 本研究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将大学生的应对划分为四种类型：(1)高应对者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高；(2)低应对者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低；(3)高情绪中心应对者在情绪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低于高应对者，但高于其他两类应对者，在问题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高于低应对者，但低于其他两类应对者；(4)高问题中心应对者在问题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低于高应对者，但高于其他两类应对者，在情绪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高于低应对者，但低于其他两类应对者。经F检验发现，四种应对类型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两个维度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这说明该分类是合理的。事后比较发现，四种应对类型两两之间在两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百拇医药(房 超 方晓义 李 辉 蔺秀云)
【关键词】大学生；应对类型；学校适应；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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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3-0204-05
近30年来的研究[1-3]发现，应对在压力与适应之间充当重要角色。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心理适应有重要影响[3-4]。 应对(coping)是指"当个体判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压力，甚至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时，为处理(减低、最小化或忍耐)压力情境产生的各种内外要求和冲突而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1-2]。" Lazarus等[1-2]根据应对的功能，将应对方式分为问题中心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中心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问题中心应对是指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消除引起紧张的刺激，从而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或释放压力；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是指个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多将两种应对方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将比较其优劣作为关注的焦点[4-5]。如Endler[6]等的研究发现，采用问题中心应对的个体完成任务的效率高，焦虑水平低。但Stanton[7]等的研究则发现，问题中心应对并不总是有效，而情绪中心应对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Tenner和Affleck[8] 等的研究发现，通常人们更可能同时使用两种应对方式。另有研究者[9]提出，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都极少单独使用，与其探讨哪一种应对方式更有效，不如讨论怎样将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结合使用的问题。研究[10]发现，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学校适应有重要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考察不同应对类型与大学生的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根据大学生在问题中心应对和情绪中心应对两种应对方式上的得分，将大学生的应对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应对类型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状况的影响。以期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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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考虑到云南地理、文化、环境的状况，选取了昆明、保山、红河、玉溪4个地区作为被试选取的目的地，共选取了13所大学，涵盖了文、理、工、商、医、艺等不同类型的学校、汉族和少数民族等不同的民族、本科生和专科生等不同的学生类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等不同的年级。根据云南省大学生17万本专科生的数量和实际调研工作的开展情况，最后发放问卷3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9份。其中男生1640名，女生1609名；平均年龄(21±2)岁；汉族2476名，少数民族772名；专科一年级353名、二年级436名、三年级321名，本科一年级634名、二年级563名、三年级506名、四年级436名；理科1140名，工科660名，文科939名，艺术201名，体育149名，其他160名。
1.2工具
1.2.1应对方式量表(the Ways of Coping Checklist-Revised, WCC)[11]
, 百拇医药
该表由Vitaliano等1989年编制，包含41个题目，分为两个分量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情绪中心应对是采用自责、幻想、回避等方式关注情绪调节而不关心问题本身的解决情况，问题中心应对是积极运用问题解决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多采用该种应对方式。
先由3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独立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再通过讨论确定中文稿，所有题目均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保留了所有题目。然后请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30名大学生实际填写了问卷，在问卷填写完之后，对他(她)们进行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修改部分文字，形成了应对方式量表中文版初稿。邀请2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通过讨论将中文稿回译成英文。由研究者对回译的问卷和原版问卷进行比较，进行部分调整，形成最后的中文问卷。在本研究中，2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9和0.8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86, RMSEA=0.052，NFI=0.924，NNFI=0.910，CFI=0.942，GFI=0.925，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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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大学生适应性量表(College Student Adaptability Inventory，CSAI)[12]
该表有66个项目，分为学习适应性(指个体进入大学后，面临内容拓广、加深，并以自我监控为主的学习任务，能否发展出新的学习能力，以胜任学习任务的转变)、人际适应性(个体在脱离熟悉的人际环境、进入新环境的转变中，能否在新环境中建立起协调的人际关系)、角色适应性(个体在面对角色地位的转变时，能否积极地调整心理与行为表现，以符合新角色的要求)、职业选择适应性(个体结合对自身素质和就业环境的认识，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有无明确的方向)、生活自理适应性(个体在脱离父母监控与服务的情况下，自己安排与照顾日常生活的效能)、环境的总体认同(个体能否在情感上认可、接纳新的环境)、身心症状表现(个体在完成上述适应任务的过程中所伴随的生理与心理的不良症状反应)，另有6个重复项目构成效度量表。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级计分，得分愈高，适应性愈强。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41~0.7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78, RMSEA=0.072，NFI=0.924，NNFI=0.921，CFI=0.923，GFI=0.937，表明7因素模型对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构想效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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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统计方法
进行χ2检验、方差分析、K-均值聚类、回归分析。
2结 果
2.1 大学生的应对类型及分布
参考已有文献[8-9]，依据被试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两个维度上的得分, 本研究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将大学生的应对划分为四种类型：(1)高应对者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高；(2)低应对者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为最低；(3)高情绪中心应对者在情绪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低于高应对者，但高于其他两类应对者，在问题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高于低应对者，但低于其他两类应对者；(4)高问题中心应对者在问题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低于高应对者，但高于其他两类应对者，在情绪中心应对维度上得分高于低应对者，但低于其他两类应对者。经F检验发现，四种应对类型在情绪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两个维度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这说明该分类是合理的。事后比较发现，四种应对类型两两之间在两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百拇医药(房 超 方晓义 李 辉 蔺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