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异地移居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1年随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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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汶川地震后移居异地(日照)儿童少年的行为问题。方法: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分别在震后4个月、12个月对日照安康家园的523名6～16岁受灾儿童少年进行调查。震后4个月收回有效问卷477份,震后12个月收回有效问卷515份。结果:震后12个月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低于震后4个月(2.5% vs.5.9%,P<0.01)。按身份、年龄及性别分组调查发现,震前孤儿、震后孤儿、非孤儿在震后4个月、12个月行为问题检出率分别为5.8%、4.1%、7.3%和3.5%、2.3%、1.6%;6～11岁、12～16岁年龄组在震后4个月、12个月检出率分别为6.5%、5.5%和3.3%、2.3%;男孩、女孩在震后4个月、12个月检出率分别为5.9%、5.9%和2.7%、2.3%。结论:地震后移居异地儿童少年的行为问题发生率比较低,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本研究提示异地安康家园的教养模式是降低灾后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一种较好的安置模式。
【关键词】 行为问题;地震;孤儿;身份;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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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5.67,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6-0459-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6.016
儿童期遭受精神创伤可引起诸多心理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成年期心理障碍;遭受重大精神创伤的群体远期心身健康水平降低,这在唐山大地震对人类心身健康远期影响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1-2]。汶川地震的震级、烈度及破坏性均甚于唐山大地震,其对儿童少年的心理创伤及远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可能会更大,因此关注汶川地震受灾儿童少年的心理健康现状,以便及时给予恰当的干预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行为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汶川地震后移居山东日照安康家园的儿童少年。来自四川灾区10个州/市的31个县/ 区182个乡/镇340个自然村,共523例,年龄6～16岁,分别于震后4个月(2008年9月下旬)、12个月(2009年6月1日)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次回收有效问卷477份,第二次回收有效问卷515份。一般人口学资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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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已经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每个参加者都签署了书面的知情同意。
1.2工具
采用Achenbach' s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 List,CBCL)中国标准化版增订版[3]进行调查。 CBCL量表共113个行为条目,每条目均0~2级计分。将所有行为条目划分为9个因子,儿童年龄划分为6～11、12～16岁两个年龄段。6～11岁男女儿童共有的行为因子包括抑郁、体诉、社交退缩、多动、攻击性及违纪6个因子;12～16岁共有的行为因子包括攻击性、体诉、分裂样、违纪及不成熟。任一因子分超过中国常模分即确定有行为问题。
1.3调查方法
将CBCL量表发放给安康家园的3个楼长及安康妈妈,给其详细讲解调查目的,并给予量表评定方法及填写要求的相关培训,由培训合格、可以熟练操作该量表的安康妈妈对本研究儿童少年进行评定,量表结果由楼长统一收回。前后两次问卷填写均由同1人完成,填写调查问卷的安康妈妈共107名,均为高中以上学历。安康家园物质条件优越,4～6个孩子由一个固定的安康妈妈专职照顾,安康妈妈还定期接受专业的心理卫生知识及沟通技巧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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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统计方法
所有材料均使用EpiDate建立数据库文件并采取双人录入,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出率用χ2检验。
2 结 果
震后4个月、12个月的行为问题总检出率分别为5.9%、2.5%,震后12个月的行为问题总检出率较4个月时显著下降(χ2=6.996,P<0.01)。震前孤儿、震后孤儿、非孤儿在震后4个月、12个月的
行为问题检出率分别为5.8%、4.1%、7.3%和3.5%、2.3%、1.6%。6～11岁、12～16岁年龄组在震后4个月、12个月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分别为6.5%、5.5%和3.3%、2.3%。男孩、女孩在震后4个月、12个月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分别为5.9%、5.9%和2.7%、2.3%(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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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儿童行为问题不仅影响其生长发育和社会化过程,还可能导致成人时期发生适应不良、违法犯罪和精神疾病[4],如不及时矫治,常常会妨碍儿童身心的正常发育,影响学习甚至对成年后的人格特征、行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5-6]。国内外不少研究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比较高,如,我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组[7]的调查结果表明各地区4～16岁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12.97±2.19)%。Brandenbur等 [8]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儿童行为问题研究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患病率为14%～20%。
汶川地震后移居日照的儿童少年在身心发展阶段遭受了地震、丧亲、离乡等创伤性刺激,其行为问题检出率本应比正常儿童高,但本研究发现,不同身份、年龄组及性别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及总检出率在1.6%～7.3%之间,明显低于上述研究。经过8个月的随访发现,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显著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日照安康家园的教养模式。日照安康家园采取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教养模式,安排了114名安康妈妈给予家庭支持与学习辅导,每个安康妈妈负责4～6名孩子,组成一个小家庭,全身心履行专职妈妈的角色,还定期对安康妈妈进行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有关基本素质、心理卫生知识及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学龄儿童少年被安排在当地条件最好的日照实验学校学习,按需发放学习及生活用品,还配有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儿童良好行为模式的形成及其心理发展的成熟过程,需要一个稳定、有安全感的环境[9-10],而且孤儿心理的可塑性较大,只要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心理上的失衡状态是可以改变的[11]。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会促使个体心理应付机制发挥作用,调整个体价值系统,改变对挫折的认知和评估,共同生活在这一特殊群体中会淡化自身的孤儿角色和不幸体验[12]。学龄儿童最烦恼的首位问题是前途[13]。日照钢铁集团曾承诺会供这些灾后儿童少年直到大学毕业,并帮其安排就业。这就为孩子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前途。既往研究发现,及时、有效的灾后干预可以减缓创伤性经历的不良心理影响,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14-15]。日照安康家园为灾后儿童少年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活、安全保障及家庭、心理、社会支持,这种及时有效地妥善安置及干预措施可能是本调查显示的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低,且随时间延长而下降的首要因素。(2)这些孩子原居住地、经济状况等因素的特殊性。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四川偏远的山区,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远远滞后,可能只相当于城市20世纪60~80年代的水平。国内外均有很多文献报道,儿童行为问题与社会发展、经济与工业化的程度有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有明显增长的趋势[8-10]。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北京市城区小学生的行为问题检出率由1985年的8.3%上升为1993年的10.9% ,增长具有显著性[9],而1985年的检出率与本调查结果相近。一般认为,有心理卫生问题的儿童大城市多于小城镇,小城镇多于农村[16]。Rutter[17]的调查发现伦敦市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15%)明显高于地处农村的威地岛(6.8%),而威地岛的检出率与本研究结果很接近。季莘等[18]对12篇研究儿童行为问题主要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也发现农村儿童发生行为问题的危险性低于城市儿童。(3)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低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我国儿童精神障碍防治工作尚未普及,家长对儿童的心理卫生重视不够,答卷中圈0 的多;也可能与国人的掩饰倾向有关[19]。, 百拇医药(陈 林 刘豫鑫 王玉凤 吉 宁 陈 芸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