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男女自杀死亡者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的心理解剖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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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在山东、辽宁、湖南3个省抽取16个县/市(山东5个、辽宁6个、湖南5个)，根据各县/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监测系统提供的自杀死亡者名单，将2005年10月1日-2008年6月30日期间所有15~34岁自杀死亡者纳入研究，同时从调查地点所有符合15~34岁年龄标准的居民中随机抽取自杀死亡者的对照。共获得392例自杀死亡者和416例对照。
1.2研究方法
采用心理解剖研究方法。对于每一位自杀死亡者和对照，均选取2位知情人作为信息人。第一信息人通常为最了解死者信息的家庭成员，如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第二信息人通常为与死者关系密切的朋友、同学或者邻居等。
本研究调查员均为公共卫生领域、心理卫生或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所有的调查员均接受了2005年10-11月在大连医科大学进行的访谈问卷的培训。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每次访谈大约持续2~4 h。
1.3工具
1.3.1 基本情况调查表
用于调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躯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族自杀史等情况。
1.3.2 Beck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7]
共20个条目，9个正向条目，11个反向条目，1~5级评分，总分范围为20~100。用于评估目标人在最近1周(自杀者为自杀死亡前1周)对现实和未来抱悲观预期的程度。该量表包括3个分量表：对未来的感觉、动机的丧失、对未来的期望。得分越高，绝望程度越高。
1.3.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8]
共24个条目，可归纳为7类因子结构:焦虑/躯体化、体重减轻、认识障碍、日夜变化、迟缓、睡眠障碍以及绝望感，用于评估目标人在自杀前或者访谈前1周内的抑郁情况。
1.3.4 Spielberger特质焦虑量表
为状态-特质焦虑问卷[9](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的分量表，共20个条目，其中11项负性情绪条目，9项正性情绪条目，1~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20~80。反映目标人经常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和感觉，得分越高，特质焦虑程度越高。
1.3.5 Dickman冲动性量表(Dickman Impulsivity Inventory,DII)[10]
共23个条目，其中13个反向条目，总分范围为0~23分。该量表由两个分量表构成：功能性冲动(11项)和非功能性冲动(12项)。用于评定目标人是否存在冲动性人格特征，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冲动人格特质越显著。
1.3.6 应对技能量表(Coping Response Inventory,CRI)[11]
用于测量目标人的应对策略。共48个条目，0~3级评分，包含两大维度：积极行动应对和消极回避应对。积极行动应对包含4个分量表：逻辑分析、积极评估、寻求指引和支持、问题解决。消极回避应对也包含4个分量表：认知回避、接受或放弃、寻求代偿、发泄情绪。本量表国内尚无中文版本，课题组已经对其进行了汉化，量表的翻译及回译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反复修改后完成，并由1名在国外从事社会学具有丰富量表使用经验的专家指导，确保翻译准确，译文忠实于原文。该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 α值为0.86。
以上量表在心理解剖研究中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2-13]。
1.4 伦理学问题
本课题研究得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山东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及中南大学相应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现场每次访谈前均签订知情同意书，对于小 于18岁的受访者，还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1.5 信息合成原则
(1)人口学资料，主要采用第一信息人提供的信息；(2)心理学量表的条目，如果两个信息人提供的信息不一致，选取对于自杀者来说两者之中较差(即绝望、抑郁、特质焦虑及冲动程度较高或应对技能较差)的一个；(3)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选取阳性值。
1.6 统计分析
躯体健康赋值标准：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运用统计软件SPSS 16.0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根据数据类型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对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
运用两水平多层非线性模型探讨自杀死亡影响因素危险程度的性别差异，结局测量为自杀与否，水平1逐一纳入与自杀有关的心理特征变量(绝望、抑郁、特质焦虑、冲动性、应对技能)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年龄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水平2以水平1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作为因变量，纳入性别作为该层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根据性别将自杀死亡者分为两组：男性214例，女性178例。与男性自杀死亡者相比，女性自杀死亡者已婚较多、家庭年均收入更高 (Ps<0.05)。两组在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状况、躯体健康状况及自杀家族史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自杀组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见表1。
2.2 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评分的性别比较
2.2.1 绝望感、抑郁及特质焦虑
男性自杀死亡者在绝望感总分及其3个分量表得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特质焦虑总分上，均高于女性自杀死亡者(表2)。
2.2.2 冲动人格与应对技能
男性自杀死亡者在消极回避应对维度的接受或放弃分量表得分高于女性，而在发泄情绪分量表得分低于女性(表3)。
2.3 心理因素指标相关的自杀危险程度的性别比较
积极应对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消极应对中的“寻求代偿”能力对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风险的降低作用显著高于男性(P值分别为0.032和0.019)。消极应对中“认知回避”和“发泄情绪”两种应对方式对农村青年男性自杀死亡风险的增加作用显著高于女性(P值分别为0.038和0.002)。其余各因素对农村青年男女自杀死亡风险影响程度相近(见表4)。
3 讨 论
探讨危险因素对不同性别自杀死亡者的影响，不仅需要对不同自杀危险因素在男女自杀死亡者中的暴露率、评分高低进行比较，还应该评估同一危险因素对自杀死亡风险影响程度的性别差异。然而，同一危险因素对男女自杀风险影响程度的比较，无论根据性别分别拟合模型还是把性别和危险因素同时作为自变量拟合模型，均不能较好地解释危险度的性别差异，因为前者两个模型中男女自杀危险因素的OR值未经标化不适合直接对比，后者虽然有可能检验性别与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否存在，却不能分别获得同一危险因素对男女自杀风险影响的OR值。笔者借助多水平非线性模型，在同一模型中比较暴露于相同危险因素下的男女自杀死亡风险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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