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正道行：求索海外的华夏先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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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法师，河北涿县人，年15即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20岁受具足戒。671年，义净由广州始发，取海路经室利弗逝(今苏门答腊岛)至印度，开辟了海上佛路。他一一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并前往那烂陀寺勤学10载，至苏门答腊岛游学7年，游历30余国。返唐时，义净携梵本经论400部、舍利300粒，则天皇帝亲临东门奉迎，敕住佛授记寺，成为举世闻名的四大译经家之一。
唐代扬州人鉴真，早年在大明寺受戒讲律。日本孝德天皇大化革新，幕府派出一批批学问僧前往中国留学，并盛邀中华高僧东渡日本传法，他们相中了德高品贵、驰誉江南的鉴真。尽管鉴真于742年就应允赴日，但直至753年才渡海成功，中间几番曲折，令人叹惋。鉴真前4次出海都无功而返，第5次甚为悲壮。年逾60的鉴真随船队从扬州港始发，过狼山(今江苏南通)，渡舟山，连遭狂风巨浪，迷航中漂泊至琼崖振州(今海南三亚)。归途中，鉴真因长途跋涉、操劳过度，致使双眼失明。尽管如此，鉴真东渡扶桑的毅念仍未泯灭。753年，他在日本遣唐使的协助下，终于成功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秋目浦)。“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虚。舍己为人传道义，唐风洋溢奈良城。”鉴真在日本期间大力弘扬佛学，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师，并将唐代社会文化传入日本。由其亲自设计并主持的唐招提寺，融汇盛唐建筑与造像艺术，堪称日本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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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策是最早以官员身份出访印度的使节。643年，擢升为朝散大夫的王玄策，以唐廷副使节的身份出访印度;其所选之路乃新开通的吐蕃(今西藏)、泥婆罗(今尼泊尔)之车道。4年后，王玄策作为正使再次出访印度。恰逢戒日王逝世，国中大乱，叛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派兵伏击唐使团。王玄策趁机逃脱，策马扬鞭至吐蕃，向松赞干布借兵1000人，并随泥婆罗骑兵7000人西进，摆出火牛阵，大破天竺象军，生擒阿罗那顺，献于太宗阙下，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658年，王玄策为护送袈裟至摩诃菩提寺，再次踏访印度，在中印两国交流史上树立了丰碑。
唐代京兆人杜环是第一个成功抵达非洲、且留有遗著的中国人。杜环乃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之族裔，曾在高仙芝幕僚内担任书记官，抵达了怛逻斯城(又名呾逻私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时被俘，流亡大食长达12年，后遍游中东、北非全境。杜环西行路线，大致从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横渡真珠河(今锡尔河)，抵达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并渡阿姆河抵达末禄(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再沿伊朗北部抵达大食阿巴斯王朝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杜环在亚俱罗受到盛情款待，并随大食国使团周游亚非。杜环经过埃及、苏丹，抵达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成为第一个出访非洲的国人。杜环撰有《经行记》，书中记载了阿拉伯世界的概貌，并提及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拂菻国(拜占庭帝国)，此为史册中有关东欧最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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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途海外
两宋之际，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强大，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隔，海上丝绸之路占据主流。两宋政府为了增加赋税，鼓励商民对外贸易：一方面在北方边境设有榷场;另一方面在东南海疆设有市舶司。不少中国商民远徙海外，出海谋生。蒙古帝国兴起后，昔日一度断绝的丝路焕发了新的生机。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一直仰慕丘处机之才学，遂亲笔致函盛邀丘处机北上。76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位弟子，从山东掖县启程，沿着荒凉的塞北高原径直北行。他们逾越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穿过阴风习习的白骨甸，经过原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罕，渡过阿姆河，抵达塔里寒(今阿富汗东北部塔利甘)，与成吉思汗相逢于雪山之巅(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
元代疆域辽阔，广袤千里，仅通过海上丝路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多达200余个。元代航海家南昌人汪大渊，年仅20岁就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帆远航，历经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埃及后，横渡地中海抵达摩洛哥;返程时，折回埃及，出红海，抵达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至锡兰，沿加里曼丹、吕宋返回泉州，前后历时长达5年。26岁时，汪大渊再度从泉州出航，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地中海，抵达莫桑比克海峡，返程时寓留澳洲，并于3年后折返泉州。汪大渊一生共航海两次，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所抵达的地点共计220个，均系亲身见闻。此书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史料价值的海外地理专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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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除了《岛夷志略》这类庞博名著外，还出现记载有东南亚的专著，譬如周达观所撰《真腊风土记》。事实上，周达观并非第一个抵达柬埔寨的使臣。早在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就委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二人归来后，将其所见所闻纂录成册，撰有《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尽管如此，周达观却是第一位亲眼目睹吴哥文明繁荣的使者。仅隔数十年，真腊与暹罗(今泰国)发生战争，吴哥文化湮没于史乘，直至19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世间惟有《真腊风土记》，详细记载过吴哥窟之概貌。
明承元续，对外交往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代，专述海外的志书就达115种之多。朝贡贸易的繁盛开启了海外出访的盛况，赵轶出使日本临危不辱使命，陈诚三使中亚留下佳话。最为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当属郑和七下西洋，鸣奏出中国古人航行世界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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