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庙会，妙不可言(1)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独具中华风韵的传统民俗活动。谈及庙会，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人头攒动、攘来熙往的北京庙会。其实，庙会并非华北所独有，江南自古就盛行庙会，且自成一体。那么，江南庙会又蕴含着什么特色呢？
江南庙会界说
“因庙成会”的庙会习俗，最早脱胎于宗教节日活动，并随着民间信仰的兴盛而逐步发展起来。东汉初年，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以五斗米道、太平道为代表的道教信仰也日益活跃。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兴盛，推动了庙会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佛教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渐趋衍变为汲取华夏元素的大乘佛教。为了招徕信众，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同时，开始增添舞蹈、出巡、戏剧演出等娱乐活动。不仅使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而且引发世俗民众慕名追逐，随喜添趣。南北朝时，崇佛日炽，每逢重大佛教节日都要举行盛大的“行像”活动，众寺庙将供奉的神佛塑像装入纷华靡丽的彩车之中，然后在城内巡游。为了斗丽争妍，寺庙在举行“行像”活动的同时，还要安排百戏、杂耍等随车出游。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他们将佛教当成国教，大兴佛寺，崇尚佛教使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现在备受关注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都是北魏时期开凿的浩大工程，堪称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其中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已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庙会，亦称“庙市”，是古代市集的一种形式。庙会萌发于上古时期的集市，《周易》载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秦汉时期，以商品交易为主的集市，逐渐演变成固定的“市”和“肆”。唐宋之际，“市”日益繁荣，在北方称之为“集”，在南方称之为“墟”。除了商品交易外，工艺品展销、民间杂耍、百戏竞唱等活动融汇其中，已初具庙会雏形。北魏太武帝死后，政局日益腐败。当时，鲜卑贵族和官员都没有俸禄，完全靠欺压百姓为生。471年孝文帝即位，决心开展改革，即“北魏孝文帝改革”，重点是建立各种新的规章制度，以取代不适应统治需要的旧制度。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贵族俸禄制，整顿吏治；二是推行均田制，设立三长制；三是改革赋税制度，推行新的租调制；四是迁都洛阳，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囿于北魏都城平城僻处塞上，经济比较落后，保守势力强大。495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迁都之后，他推出了易服装、讲汉话、改汉姓、通婚姻、改籍贯、尊孔子等措施，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尊儒崇经、兴办学校，政权封建化加速。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恰逢佛祖诞辰日之时，人们在前朝旧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行像”活动。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内各伽蓝僧众都要将本寺佛龛装入彩车，护送至景明寺供养，最盛时可齐聚千余尊佛像。在行进过程中，僧众们抬着石狮走在隊伍最前列，以昭辟邪。队伍中间是僧众们抬着的佛像神龛，紧随其后的是宝盖幡幢，在队伍的尾端还安排有百戏、杂耍等娱乐方队，恰似现今的嘉年华活动，场面十分宏大。队伍两侧是围观的民众，可谓万头攒动、人山人海，佛教的行像活动是庙会活动的原型。
唐宋之际，盛行于乡间社里的报赛酬神仪式，逐步与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仪式相交融，活动场所也由乡社移至佛寺和道观之中。唐初，玄奘法师负笈天竺(今印度)求取真经，并将天竺的诸佛仪式传入中国。受世俗社会影响，佛教在举行盛大庆典仪式之时，允准民间杂耍和商贸交易形影相随。
城隍庙
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佛寺和道观举行的祭神赛会更趋程式化，其宗教意蕴有所减弱，商业氛围却日益浓厚。每逢重大宗教节日时，进山朝香的路旁以及庙观两侧，就会聚集大量的商贩、杂耍、卖艺之人，犹如赶集一般热闹，庙会遂由此产生。为了满足民众对庙会赶集的需求，凡春节、佛诞日、朝香期等时节，寺庙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此后即便不是重要节日，每月的初一、十五等日子都会举行庙会，其内容与形式也日趋多样。
或许在人们的印象中，庙会是华北地区独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然而事实上，江南庙会的起源远早于华北庙会，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之地。当时，楚国作为南方大国，以“崇鬼尚巫”而著称。荆楚民众十分敬重土地神，凡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戍日，都要举行盛大的“春社”和“秋社”仪式。祭祀时，乡民们欢聚一堂，杀猪宰羊，开怀畅饮。祭祀仪式完毕后，乡民们分享供食。暮夜时分，乡民们还要聚在一起欢歌跳舞，或是请戏班搭台唱戏，俗称“社戏”。后来，这一民俗逐渐演变成江南庙会，成为人们买卖交易的盛大集会。此后，庙会逐步与祭祀活动相分离，不再限定春、秋两季举行，凡三即可开庙，即农历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都要举行庙会。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江南庙会逐步融合华北庙会元素，进而形成了独具南方风味的江南庙会。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