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乳房肿瘤切除术后拒绝药物治疗时，仿佛全世界的亲友们忽然都冒了出来，劝我听医生的话，接受化疗和放疗。许多53年来从未给我打过电话的人，这时候忽然觉得自己有权利、有责任告诉我该如何生活。他们的恐惧严重地传染给了我，正如别人的乐观和支持曾经感染了我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病痛和恐惧已经让我变得很脆弱，我知道自己没法抗拒他们的影响，最终会被他们说服去医院治疗——而那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结束。

    打电话取消住院预约的时候，我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地颤抖。“你这样不仅仅是在拿生命冒险，简直就是自杀。”电话那头的医生说。

    恐惧汹涌而来。自儿时起，我一直害怕医生，好像他们就是神，我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去做。“我怎么敢告诉医生，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权决定怎么生活？我怎么敢怀疑他推荐的做法？”

    我鼓足勇气回答说：“我会考虑的。”挂上电话，我的心狂跳不止。

    “要是你不愿意，就不用让医生的看法这么容易影响到你。”内心的声音安慰着我。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计划，我决定一个人去夏威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