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被恩赐为国子监司业。这大致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不必赴任到职，以此翁任斯职，或许有促进年轻学子发奋努力之效。这位老人其实在一百岁那年才入学，所以一定没有非分的想法，只图一个荣誉，而朝廷也正满足了他这种企望。

    隋唐以来，科考成了读书人的头等大事，而科场中风云莫测，参考的生员公车们往往说不清成功失败的真正原因。但读书人绝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一群人，因而他们对科考的记载也异常丰富。他们往往关注一些离奇的、失去典型意义的案例。

    陈登龙所著《秋坪随笔》中记载了一段真实的故事。

    康熙年间，福州有位叫赵晋的人，字二今，能写一手漂亮文章。他与九位当地名士结社，共同练习应考文章。社中有一位名叫佘正健的人，当时与赵二今的名气不相上下，但是赵二今心中却很看不起这位余仁兄。每当文社开展活动大家约定一个文章题目后，赵二今就预先写好一篇文章押在砚匣下面，说“这就是佘某将要写成的文章”。到了晚上，余某的文章作完了，大家就取出砚匣下的文章对比，果然如出一手。大家都特别惊讶。乡试发榜，余正健中了解元，而赵二今屈居其下，心中委屈。进京参加会试，赵二今的名次仍然在余正健之下，于是赵二今聚众喧哗，事情闹到了上边，朝廷决定采取殿延覆试的办法，给诸举子们公平的机会。殿试的题目是《伯夷隘》，只有这三个字。赵二今一心想着要一篇杰作来压服同侪，但从早到午居然一个字也写不出。看到桐城举子方苞先生也现出彷徨状，就问，莫非方先生也被这题目难倒了吗?方苞说我想用天地二义逼出这个“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