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上旬，他在出访韩国等国家之前向中央有关部门写的第一封信中说：“三月三日下午，我到××部汇报工作时，××部负责同志跟我讲到最近有人举报我的秘书李真用受贿六十万元为妻子杨某购买向新加坡移民一事。因我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完全清楚，我向××部负责同志把情况作了介绍，考虑到这封举报信××部都收到了，也必然会发到党中央、中纪委。……经国务院批准，我七日将赴韩国、新加坡、越南签定一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来不及当面向你们汇报这一问题，故去信先作简要说明，待我出国回来再作详细汇报。……去年十二月中旬，一个自称××部办公厅秘书的人打电话给我，向我举报李真这一事。第二天我即亲自作了调查，结果这件事纯属诬告。今年二月中旬，此人先以××委办公厅秘书，后以××委办公厅老同志的名义，再次打电话给我，仍然举报这两件事，并说李真的家属杨某将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国到新加坡。我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举报人。事后我要李真的家属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石家庄(先去天津姐家，再到沈阳父亲家)，目的是看此人还耍什么花招。我预计此人一定会用新的招术，因为此人是什么人，在那里工作，为什么要诬告李真，为什么先不向中央举报，而先向我第二次用假名举报，最后为什么再用匿名信向中央举报，我是完全清楚的。河北情况复杂，一言难尽。对于这件事我可以对你们绝对负责，我希望你们接到此信后，能从河北的大局考虑，慎重处理。待我回国后，再向你们详细汇报，由你们作出如何处理。”

    事隔几个月后，程维高再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对李真的问题进行公开庇护，信中称：“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二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买了一个移民，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