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与禅修之道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专供僧侣坐禅修行的洞窟，称之为禅窟，有多室和单室之分。“禅窟内一般无壁画，专供坐禅用。按照禅学的说法，僧人只要静坐敛心，止息杂念，专注一境，久而久之，就能达到身轻心安，观照明净而得自我解脱(《敦煌学入门》)。”但也有塑有佛像的禅窟，如释迦牟尼佛像，主要是为僧人修行时观像用。“观像”为“观想”的前期做法，就是先观看佛像或其他观想物的主要特征，铭记心中，然后依法瞑目冥想，以求沟通。
所谓禅修，无非是要修行者在安静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中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攀援和杂念，以便集中精神，用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进行不断的修习。
禅修是为了修定，修定必先入静。所谓入静，就是指大脑皮层进入停止思维活动，心境平静，不受外界各种刺激，没有杂念妄想。“修静”既是修炼“静”的方法，自古至今多少修炼家、养生家、医家以及各个宗教派系，都十分强调和重视“修静”。因为只有做到息心清静、无思无虑，才能进入真气蕴氤的境界。禅定之法，古已有之，在释迦牟尼之前就已存在2000多年，古印度称它为瑜伽。佛教建立后，又作为佛教修证悟道的主要锻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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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初佛教传入我国后，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流派融合在一起，互相吸取，互相促进，使我国的人体修炼之道更加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特别是禅定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佛教认为，修习禅定的目的，是得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至于治病、健身、延寿乃至得神通，不过是修习禅定的副产品。但是仍然认为修习禅定能够祛病、治病，禅定达到“止”的状态，能使人身心“轻安”—轻快安恬，享受到一般人未曾尝受过的幸福安乐。禅定还能使人心得到提炼、升华，能增强人的自信心、自主性和自控能力，以适应自身和社会突发变异。佛教禅定“三学”中的“定”学，就是修习禅定的主要方法。佛教认为“因定生慧、定能生慧”，所以佛教把修习禅定作为探索人体和自然、乃至宇宙奥秘的手段。修习禅定虽说是一项繁复、艰苦甚至说是枯燥的工作，但确实是一项获益极大的锻炼方法；是提升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重要手段。
佛教“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就是以“静虑”—禅定为中心，然后达到“般若”智慧的成就。修定的前提是“静坐”与禅的修炼，初修时总是从静坐—坐禅开始；坐是姿势，禅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在静坐中参悟真谛就是坐禅。功夫做得纯熟了，行亦禅，坐亦禅，时时处处都是禅。禅定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并无什么神秘之处。禅定最起码效果是改善体质，祛病延年，能让有病的系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补。修禅首先要修心，心情得到调理，心理系统健康了，其他相应系统也就得到了休整，也就都健康了。静坐在我国也曾称为“定”，儒家就很提倡静坐，《大学》里就有“知止而后有定”，实际上是一种“静”的工夫所升华的境界，往往与禅修合称为“禅定”。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论述有关“静坐”而至“坐忘”的故事，这个“坐忘”就是修定所达到的境界。
, 百拇医药
静坐先求“静心”，心静则身安，身安则神宁。在平时我们并不太注意到这一点，总是在忙忙碌碌为名利而终日奔走，并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静下心来”，什么是“神宁气闲”，一旦想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的时候，才觉得思虑营营、心不能安。殊不知我们的心—意识、思想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所以要想达到心静、神宁、身安，必先学会静坐。静坐也只是身体的一种姿势，通过静坐可以使心理活动逐渐清静下来，头脑中的思虑慢慢减少，血液流行也变得比较缓慢，心脏也因此减轻负担，籍以调节情绪，调制人的心意，使纷乱的思绪能够逐步归入有序，逐步入静。静坐虽然是一种意识感觉上的活动，可是通过静坐，可以用我们的心意来观察、分析和对治生命活动中产生的迷惘、过失和疾病。开发人体内在的潜能，发现真理，清除执见，从而达到身心的怡愉和发掘心性内在的智慧。静坐不仅仅是对身体的锻炼，也是对整个心态的调整锻炼。
在敦煌莫高窟有许多禅窟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或其他佛像，主要就是供僧人坐禅用。行者手结定印，瞑目冥思；或心系佛祖、手结所观想佛菩萨的印契，做到一心清静，一念不起，既能达到息心止念与佛相通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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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268窟是最早的禅窟代表作，此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后壁中间开一大窟，塑一主尊善跏坐，双手结说法印。两侧各开一小龛，内塑身着百纳衣的禅僧塑像，低眉垂眼，结跏趺坐结禅定印，一副参禅入定相。
窟顶下部绕窟一圈绘有禅僧在禅窟内修行的情形，他们或在深山石穴之中，或在树林岩洞之中，窟前一片荒凉。禅窟间尽是山峦树林，飞禽走兽。禅僧结跏趺坐于窟中莲座上，尽管外界各种野兽和飞鸟躁动，窟内禅僧却在宁谧肃穆中入定静坐。在本窟北坡的一幅禅修图，更能体现出禅修者进入高深境界时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禅僧坐在禅床上，双目垂帘，倒持八字眉，头后有光轮，嘴角微微上翘，透露出微妙的内心活动。这不仅是修炼者进入高层次后的外在表现，也有可能是修炼者已达到禅定胜景—“大乘境”的安乐状态。
据敦煌历史记载，公元284年竺昙猷在敦煌苦修禅定。竺昙猷，敦煌人，自少习禅定，卒时，尸尤平坐……凉州人释贤护常年以习禅定为业，卒时口吐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释智严，西凉州人，长期坐禅诵经，力精修学。还有敦煌沙门单道开、西域梵僧竺法护、竺道曼等都在敦煌或隐居山野苦修禅功，或觅地建舍研究佛学。禅修进入高级阶段就是“禅定”，即所谓“思维修”，意思是澄心静虑，排除杂念，忘却世间烦恼，使精神世界臻于空虚明彻之境。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禅是一种“冥想”，并用冥想的方法达到入定的境界。
从近年新清理出来的莫高窟北区，也发现有僧人坐禅窟，亦有多室和单室之分，不过建造非常简陋。不论是那一种方式，都证明了禅修是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有效措施，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厚内蕴。“佛家丰富的禅法、深湛的禅理、奇幻的禅境，充分证明了禅修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不仅是古人修身治学的基本方法，更主要的是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 百拇医药(侯全福)
所谓禅修，无非是要修行者在安静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中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攀援和杂念，以便集中精神，用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进行不断的修习。
禅修是为了修定，修定必先入静。所谓入静，就是指大脑皮层进入停止思维活动，心境平静，不受外界各种刺激，没有杂念妄想。“修静”既是修炼“静”的方法，自古至今多少修炼家、养生家、医家以及各个宗教派系，都十分强调和重视“修静”。因为只有做到息心清静、无思无虑，才能进入真气蕴氤的境界。禅定之法，古已有之，在释迦牟尼之前就已存在2000多年，古印度称它为瑜伽。佛教建立后，又作为佛教修证悟道的主要锻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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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初佛教传入我国后，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流派融合在一起，互相吸取，互相促进，使我国的人体修炼之道更加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特别是禅定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佛教认为，修习禅定的目的，是得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至于治病、健身、延寿乃至得神通，不过是修习禅定的副产品。但是仍然认为修习禅定能够祛病、治病，禅定达到“止”的状态，能使人身心“轻安”—轻快安恬，享受到一般人未曾尝受过的幸福安乐。禅定还能使人心得到提炼、升华，能增强人的自信心、自主性和自控能力，以适应自身和社会突发变异。佛教禅定“三学”中的“定”学，就是修习禅定的主要方法。佛教认为“因定生慧、定能生慧”，所以佛教把修习禅定作为探索人体和自然、乃至宇宙奥秘的手段。修习禅定虽说是一项繁复、艰苦甚至说是枯燥的工作，但确实是一项获益极大的锻炼方法；是提升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重要手段。
佛教“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就是以“静虑”—禅定为中心，然后达到“般若”智慧的成就。修定的前提是“静坐”与禅的修炼，初修时总是从静坐—坐禅开始；坐是姿势，禅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在静坐中参悟真谛就是坐禅。功夫做得纯熟了，行亦禅，坐亦禅，时时处处都是禅。禅定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并无什么神秘之处。禅定最起码效果是改善体质，祛病延年，能让有病的系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补。修禅首先要修心，心情得到调理，心理系统健康了，其他相应系统也就得到了休整，也就都健康了。静坐在我国也曾称为“定”，儒家就很提倡静坐，《大学》里就有“知止而后有定”，实际上是一种“静”的工夫所升华的境界，往往与禅修合称为“禅定”。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论述有关“静坐”而至“坐忘”的故事，这个“坐忘”就是修定所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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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先求“静心”，心静则身安，身安则神宁。在平时我们并不太注意到这一点，总是在忙忙碌碌为名利而终日奔走，并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静下心来”，什么是“神宁气闲”，一旦想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的时候，才觉得思虑营营、心不能安。殊不知我们的心—意识、思想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所以要想达到心静、神宁、身安，必先学会静坐。静坐也只是身体的一种姿势，通过静坐可以使心理活动逐渐清静下来，头脑中的思虑慢慢减少，血液流行也变得比较缓慢，心脏也因此减轻负担，籍以调节情绪，调制人的心意，使纷乱的思绪能够逐步归入有序，逐步入静。静坐虽然是一种意识感觉上的活动，可是通过静坐，可以用我们的心意来观察、分析和对治生命活动中产生的迷惘、过失和疾病。开发人体内在的潜能，发现真理，清除执见，从而达到身心的怡愉和发掘心性内在的智慧。静坐不仅仅是对身体的锻炼，也是对整个心态的调整锻炼。
在敦煌莫高窟有许多禅窟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或其他佛像，主要就是供僧人坐禅用。行者手结定印，瞑目冥思；或心系佛祖、手结所观想佛菩萨的印契，做到一心清静，一念不起，既能达到息心止念与佛相通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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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268窟是最早的禅窟代表作，此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后壁中间开一大窟，塑一主尊善跏坐，双手结说法印。两侧各开一小龛，内塑身着百纳衣的禅僧塑像，低眉垂眼，结跏趺坐结禅定印，一副参禅入定相。
窟顶下部绕窟一圈绘有禅僧在禅窟内修行的情形，他们或在深山石穴之中，或在树林岩洞之中，窟前一片荒凉。禅窟间尽是山峦树林，飞禽走兽。禅僧结跏趺坐于窟中莲座上，尽管外界各种野兽和飞鸟躁动，窟内禅僧却在宁谧肃穆中入定静坐。在本窟北坡的一幅禅修图，更能体现出禅修者进入高深境界时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禅僧坐在禅床上，双目垂帘，倒持八字眉，头后有光轮，嘴角微微上翘，透露出微妙的内心活动。这不仅是修炼者进入高层次后的外在表现，也有可能是修炼者已达到禅定胜景—“大乘境”的安乐状态。
据敦煌历史记载，公元284年竺昙猷在敦煌苦修禅定。竺昙猷，敦煌人，自少习禅定，卒时，尸尤平坐……凉州人释贤护常年以习禅定为业，卒时口吐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释智严，西凉州人，长期坐禅诵经，力精修学。还有敦煌沙门单道开、西域梵僧竺法护、竺道曼等都在敦煌或隐居山野苦修禅功，或觅地建舍研究佛学。禅修进入高级阶段就是“禅定”，即所谓“思维修”，意思是澄心静虑，排除杂念，忘却世间烦恼，使精神世界臻于空虚明彻之境。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禅是一种“冥想”，并用冥想的方法达到入定的境界。
从近年新清理出来的莫高窟北区，也发现有僧人坐禅窟，亦有多室和单室之分，不过建造非常简陋。不论是那一种方式，都证明了禅修是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有效措施，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厚内蕴。“佛家丰富的禅法、深湛的禅理、奇幻的禅境，充分证明了禅修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不仅是古人修身治学的基本方法，更主要的是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 百拇医药(侯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