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依恋特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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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目前关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描述性层面和变量关系考查层面。描述层面主要探讨了依恋模式的分布状况，变量关系主要集中于依恋与其它心理功能变量的关系，两个层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层面上，考查指标主要有两个：依恋行为和依恋模式。依恋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系统自动开启，在既定目标达到之后，依恋行为系统自动闭合。依恋行为系统只有在危机情境中才被激活，也就是说，依恋行为(哭泣、依附和喊叫)只有在特殊情境(如压力情境)中才可以被观察到。所以，对于依恋行为的研究需要设定特殊的情境进行观察，如用于婴幼儿的陌生情境法、用于测查青年被试婚恋依恋行为的压力情境法和用于测查老年被试与成年子女依恋关系的标准访问程序法(Standard Visiting Procedure, SVP, by Miesen)[25]。但是依恋模式并不是这样的，依恋模式是个体内在的认知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得到保持，它是一种觉知，所以相比较依恋行为，依恋模式更容易提取(一般用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可以说依恋行为是一种短暂的激活状态，依恋模式则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两者相互区别，但并非没有联系，从观测到的依恋行为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依恋模式。由于依恋行为对特殊情境的依赖，使得研究的难度增大，同时取样范围受到限制，使得研究者更多的选取依恋模式作为考查指标。近年来，关注老年依恋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老年人依恋的研究还远没有到成熟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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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测量工具上看，本领域的研究缺乏一致的、可信的、适用于特定关系的研究工具。对依恋行为的观测缺乏统一的观测标准，包括特殊情境的设定，也没有统一指标。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是测查成人依恋模式较常用的方法，也是常被老年依恋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比较成熟的访谈工具目前只有成人依恋访谈(AAI)，它通过成年人对过去与父母依恋历史的回顾来判断个体的依恋质量，主要适用于亲子关系中依恋模式的测查，而不能考查同伴关系中个体的依恋模式；再者，它侧重于对过去依恋关系的考查，而不能够把个体现在生活中的依恋经验纳入考查范围。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不仅过去的依恋经验，现在的依恋经验对个体当前的依恋质量也有巨大影响。目前有两项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以成人依恋访谈为基础开发的成人婚姻依恋访谈，一项是Rochester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RAI)[35]，另一项是Marital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MAI)[11]。由于访谈法本身对时间的要求必然导致样本容量上的限制，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信效度指标、难于做研究间的比较以及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等因素，使得这些访谈程序并不广为该领域研究者所使用。自我报告法是最受研究者欢迎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自我报告法的结果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用来做研究间的比较。有些研究直接使用Hazan 和Shaver开发的单项目分类量表[12]，这在与使用多维度连续量表的研究进行比较时，就显得不够精确和过于主观。有些研究采用依恋模式三分类的方法，有些则采用四分类的方法，这都为研究之间的相互比较带来了不便。这种现象被称为依恋模式测量的“巴别塔现象”[38]。另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示[39]，由于个体的依恋模式是分多层次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对父亲的依恋是不安全的而对母亲的依恋是安全的)，所以不仅在不同的关系或者特定关系中的依恋模式有差异，与一般依恋模式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虽然不少研究都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如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者老年人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老年人与自己的配偶)中展开的，但是却采用一般情境下的测量工具，这就有可能冒不能反映出这些关系的具体特性的危险。同时，即使是对同一种关系(如婚姻关系)的测量，也要谨慎使用量表，Shaver和Mikulincer指出，不少研究直接把适用于年轻人恋爱关系的量表拿来测量老年人的依恋模式，老年人也许会因为那些备选的答案并不适合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而表现出更多的冷漠倾向，而这其实并不能反映出老年人依恋模式的实际情形[9]。因此，修订和开发适用于老年人的一致、有效的依恋模式测量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 百拇医药
其次，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到，当前对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近年来台湾也做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中国内地还没有此领域的探索。在依恋模式的分布上，研究发现冷漠型依恋和安全型依恋成为老年依恋的主体，其他依恋模式所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西方和台湾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文化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一个比较显见的例子，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与中国的大七人格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把来自西方的研究结论直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推广；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政治体制的差异等种种原因，台湾样本只能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中国样本，我们无法将出自台湾的研究结论直接迁移到大陆，对中国内地城市老年人依恋模式的探讨是有必要的。而文化差异又决定了我们要谨慎使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测量工具，修订适合于中国老年人依恋模式的量表，尤其是具体人际关系领域的量表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开展老年依恋研究的基础。
再次，由于方法上的局限，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依恋相近变量的研究，如亲密感、重要他人、分离倾向等。这些相关变量都从亲密人际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但是，他们却不是依恋本身，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在与依恋理论进行对应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依恋关系，也不是所有的重要他人都可以作为依恋对象。Mikulincer等通过自己的实证进一步与依恋理论相印证，即依恋对象绝不仅仅是亲密的或者重要的人，而必须是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给予保护，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满足个体需要的人[40]。这些方法上的局限，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测量工具的差异、经济地位以及样本容量的影响，对于已有的研究结论的推广要谨慎。将来的研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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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依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推进依恋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简称EF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用于帮助夫妻打破消极互动循环，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发展出信任和安全感。这些技术对于老年生活的干预也有一定的潜力[41]。另外，在护理领域和医疗领域，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老年人与医护人员建立依恋关系，对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需要的满足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 Collins N L, Read S J.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dult attachmen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working models. In: K Barthomew,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Attachment processes in adulthood. London: Jessica-Kingsley, 1994. 53 ～90, 百拇医药(李春花 王大华 陈翠玲 刘永广)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目前关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描述性层面和变量关系考查层面。描述层面主要探讨了依恋模式的分布状况，变量关系主要集中于依恋与其它心理功能变量的关系，两个层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层面上，考查指标主要有两个：依恋行为和依恋模式。依恋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系统自动开启，在既定目标达到之后，依恋行为系统自动闭合。依恋行为系统只有在危机情境中才被激活，也就是说，依恋行为(哭泣、依附和喊叫)只有在特殊情境(如压力情境)中才可以被观察到。所以，对于依恋行为的研究需要设定特殊的情境进行观察，如用于婴幼儿的陌生情境法、用于测查青年被试婚恋依恋行为的压力情境法和用于测查老年被试与成年子女依恋关系的标准访问程序法(Standard Visiting Procedure, SVP, by Miesen)[25]。但是依恋模式并不是这样的，依恋模式是个体内在的认知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得到保持，它是一种觉知，所以相比较依恋行为，依恋模式更容易提取(一般用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可以说依恋行为是一种短暂的激活状态，依恋模式则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两者相互区别，但并非没有联系，从观测到的依恋行为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依恋模式。由于依恋行为对特殊情境的依赖，使得研究的难度增大，同时取样范围受到限制，使得研究者更多的选取依恋模式作为考查指标。近年来，关注老年依恋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老年人依恋的研究还远没有到成熟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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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测量工具上看，本领域的研究缺乏一致的、可信的、适用于特定关系的研究工具。对依恋行为的观测缺乏统一的观测标准，包括特殊情境的设定，也没有统一指标。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是测查成人依恋模式较常用的方法，也是常被老年依恋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比较成熟的访谈工具目前只有成人依恋访谈(AAI)，它通过成年人对过去与父母依恋历史的回顾来判断个体的依恋质量，主要适用于亲子关系中依恋模式的测查，而不能考查同伴关系中个体的依恋模式；再者，它侧重于对过去依恋关系的考查，而不能够把个体现在生活中的依恋经验纳入考查范围。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不仅过去的依恋经验，现在的依恋经验对个体当前的依恋质量也有巨大影响。目前有两项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以成人依恋访谈为基础开发的成人婚姻依恋访谈，一项是Rochester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RAI)[35]，另一项是Marital Attachment Interview(简称MAI)[11]。由于访谈法本身对时间的要求必然导致样本容量上的限制，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信效度指标、难于做研究间的比较以及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等因素，使得这些访谈程序并不广为该领域研究者所使用。自我报告法是最受研究者欢迎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自我报告法的结果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用来做研究间的比较。有些研究直接使用Hazan 和Shaver开发的单项目分类量表[12]，这在与使用多维度连续量表的研究进行比较时，就显得不够精确和过于主观。有些研究采用依恋模式三分类的方法，有些则采用四分类的方法，这都为研究之间的相互比较带来了不便。这种现象被称为依恋模式测量的“巴别塔现象”[38]。另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示[39]，由于个体的依恋模式是分多层次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对父亲的依恋是不安全的而对母亲的依恋是安全的)，所以不仅在不同的关系或者特定关系中的依恋模式有差异，与一般依恋模式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虽然不少研究都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如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者老年人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老年人与自己的配偶)中展开的，但是却采用一般情境下的测量工具，这就有可能冒不能反映出这些关系的具体特性的危险。同时，即使是对同一种关系(如婚姻关系)的测量，也要谨慎使用量表，Shaver和Mikulincer指出，不少研究直接把适用于年轻人恋爱关系的量表拿来测量老年人的依恋模式，老年人也许会因为那些备选的答案并不适合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而表现出更多的冷漠倾向，而这其实并不能反映出老年人依恋模式的实际情形[9]。因此，修订和开发适用于老年人的一致、有效的依恋模式测量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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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到，当前对于老年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近年来台湾也做了相应的探讨，但是中国内地还没有此领域的探索。在依恋模式的分布上，研究发现冷漠型依恋和安全型依恋成为老年依恋的主体，其他依恋模式所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西方和台湾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文化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一个比较显见的例子，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与中国的大七人格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把来自西方的研究结论直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推广；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政治体制的差异等种种原因，台湾样本只能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中国样本，我们无法将出自台湾的研究结论直接迁移到大陆，对中国内地城市老年人依恋模式的探讨是有必要的。而文化差异又决定了我们要谨慎使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测量工具，修订适合于中国老年人依恋模式的量表，尤其是具体人际关系领域的量表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开展老年依恋研究的基础。
再次，由于方法上的局限，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依恋相近变量的研究，如亲密感、重要他人、分离倾向等。这些相关变量都从亲密人际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但是，他们却不是依恋本身，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在与依恋理论进行对应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依恋关系，也不是所有的重要他人都可以作为依恋对象。Mikulincer等通过自己的实证进一步与依恋理论相印证，即依恋对象绝不仅仅是亲密的或者重要的人，而必须是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给予保护，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满足个体需要的人[40]。这些方法上的局限，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测量工具的差异、经济地位以及样本容量的影响，对于已有的研究结论的推广要谨慎。将来的研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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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依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推进依恋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简称EF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用于帮助夫妻打破消极互动循环，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发展出信任和安全感。这些技术对于老年生活的干预也有一定的潜力[41]。另外，在护理领域和医疗领域，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老年人与医护人员建立依恋关系，对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需要的满足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 Collins N L, Read S J.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dult attachmen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working models. In: K Barthomew,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Attachment processes in adulthood. London: Jessica-Kingsley, 1994. 53 ～90, 百拇医药(李春花 王大华 陈翠玲 刘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