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模型在HIV性风险行为领域的应用与发展(4)
但是，尽管有以上成功的应用，该模型的有效性仍然存在争议：因为信息变量对HIV预防行为的预测力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HIV预防信息和动机偶尔存在显著相关，而且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波动较大(在10%～75%之间)[4]。在信息-动机-行为技能模型和计划行为模型对预测男同性恋的HIV预防行为的比较研究中，信息-动机-行为技能模型新增加的信息变量在稳定性伴侣样本中增加了计划行为模型的解释力，但在临时性伴侣样本中，两模型对预防行为的解释力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构等式模型显示计划行为模型对临时性伴侣的预防行为有更好的模型拟合度[79]。因此，信息-动机-行为技能模型的有效性有待于在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验证。
4 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计划行为理论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80]，模型调整所提升的预测力相当小，有很大比例的意图或行为的变异未能得到解释，此外该模型在干预应用领域也受到一些质疑。可见计划行为理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作为心理认知模型，它在发展方向上同其他心理认知模型存在共性，但在发展路径上却具有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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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进一步的模型效度验证
计划行为模型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HIV性风险预防行为的预测和干预中已被证明有效，但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不同群体是否同样如此还有待检验：如男性同性恋群体、军人群体以及普通人群等，这部分人群风险行为的计划行为模型预测和干预效度国内还未见报道。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两点：(1)在非HIV防治领域该模型的变量操作化和新变量引入已取得许多新发展，如Hagger等发现在节食和锻炼领域，对规范、态度不同测量方式的层次化处理，能更充分地解释不同成分间的变异量[42]——新变化对于HIV性风险预防行为预测的理论价值还有待鉴别和规范。(2)以往HIV预防干预显示，在性生活问题上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81]。而计划行为模型反映的是理性决策过程，为此，一些研究者又引入了过去行为、道德、情感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以强调意图和行为形成和激发的自动过程。在新模型中，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预测能力和结构关系，有必要在进一步的验证中予以诠释。
4.2 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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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计划行为模型研究大量涉及了对两性群体的解释效度问题，但是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同。在性生活领域，行为决策并非是个体独立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伴侣的配合[24]和权力分配关系[82]。社会性别规范往往赋予男性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自由，不仅使男性面临从事更多的风险性行为的机会和诱惑，而且影响女性在性生活中谈判的地位和处境[83]。特别是在中国男权至上的文化体系和性解放的自由思潮下，男性被允许在婚前和婚外有更多的临时性伴侣，女性却要在性生活中禁欲和被动。因此，在艾滋病传播模式由以男性受感染为主向以女性为主转变的趋势下，有必要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艾滋病防治。但是计划行为模型在构成上已先有主观规范、行为意图和风险行为等变量，如何进一步成功纳入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行为等同类不同质因素，必须首先在理论上理顺几者的关系。因为计划行为模型有着自身的特点，兼社会性别问题又比较抽象，导致当前在计划行为模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工作进展甚微。
4.3 克服个体行为模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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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问题是社会性问题，HIV防治和干预应该强调个体所属的历史、社会网络、亚群体和亚文化，以及作用于个体的更广泛的环境因素影响[84]。若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没有纳入到行为改变的理论建构中，就无法全面、综合地考察影响行为改变的因素，进而有效地促进HIV预防行为的形成和维持[85]。计划行为模型虽然试图打通个体与环境的鸿沟，并引入了主观规范变量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但其实质仍是个体对环境约束的主观感知。当前，计划行为模型无法描述和反映HIV高危人群的规范、价值和利益的形成和传播，以及客观环境的约束作用，模型的整体预测力大受影响；同时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经过干预之后，仍然会从事性风险行为的现象[84,85]。也许在继续与其他心理认知模型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社会水平模型(如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Friedman的首领中心模型、Freire的参与式交流模式等)的一些优点，如考虑纳入信息或观念源头、群众代表或领袖人物作用、传播渠道或关系网络等因素，能够对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有所帮助。目前在这方向的尝试也不少，但较为成功经典的案例还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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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强化模型的干预适用性
一是科学合理地纳入辅助干预技术。计划行为模型首先是一套健康风险行为预测机制，有助于识别信念、规范、意图等风险行为因素，但对于具体干预和改进的指导性不强。由于计划行为模型的这一缺陷，合理引入辅助技术手段便成了模型干预应用的突破口。如Hobbis等提出认知行为治疗技术(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可以应用于基于计划行为模型的风险行为干预[37]，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在亚文化群体层面，或者一定人口规模的社区层面的计划行为模型应用干预中，科学整合其他辅助干预技术，有望增进对HIV性风险预防行为干预的操作效果。二是更清晰地界定干预应用情境。健康风险行为是多态的，为了在HIV性风险行为干预中针对计划行为模型的特点扬长避短，需要进一步揭示计划行为模型对于不同特质群体、不同性关系、不同风险行为的干预适用性。Fishbein等提出计划行为模型应用于面对面干预比社区水平干预更为有效、应用于特定行为信念干预比基本信念干预更为有效[37]，但是类似的模型干预应用条件的专门报道还未见到，Fishbein等的观点也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据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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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2005年艾滋病流行最新报告[R/OL]. http://www.unaids.org/Epi2005/doc/ report.html, 2005.10/2006.12.1
2 卫生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 http://www.moh.gov.cn/ newshtml/11327.htm, 2006.1.24/2006.12.1
3 常春. 健康教育中的行为理论. 中国健康教育, 2005, 21(10): 739～741
4 Fisher J D, Fisher W A.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dividual-level change in HIV risk behavior. In Peterson & DiClemente (Eds.), Handbook of HIV Preventi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2000. 3～55
5 Armitage C J, Conner M.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40: 471～499
6 Fisher J D, Fisher W A. Changing AIDS risk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1(3): 455～474, http://www.100md.com(刘慧君 蔡艳芝)
4 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计划行为理论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80]，模型调整所提升的预测力相当小，有很大比例的意图或行为的变异未能得到解释，此外该模型在干预应用领域也受到一些质疑。可见计划行为理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作为心理认知模型，它在发展方向上同其他心理认知模型存在共性，但在发展路径上却具有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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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进一步的模型效度验证
计划行为模型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HIV性风险预防行为的预测和干预中已被证明有效，但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不同群体是否同样如此还有待检验：如男性同性恋群体、军人群体以及普通人群等，这部分人群风险行为的计划行为模型预测和干预效度国内还未见报道。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两点：(1)在非HIV防治领域该模型的变量操作化和新变量引入已取得许多新发展，如Hagger等发现在节食和锻炼领域，对规范、态度不同测量方式的层次化处理，能更充分地解释不同成分间的变异量[42]——新变化对于HIV性风险预防行为预测的理论价值还有待鉴别和规范。(2)以往HIV预防干预显示，在性生活问题上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81]。而计划行为模型反映的是理性决策过程，为此，一些研究者又引入了过去行为、道德、情感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以强调意图和行为形成和激发的自动过程。在新模型中，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预测能力和结构关系，有必要在进一步的验证中予以诠释。
4.2 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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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计划行为模型研究大量涉及了对两性群体的解释效度问题，但是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同。在性生活领域，行为决策并非是个体独立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伴侣的配合[24]和权力分配关系[82]。社会性别规范往往赋予男性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自由，不仅使男性面临从事更多的风险性行为的机会和诱惑，而且影响女性在性生活中谈判的地位和处境[83]。特别是在中国男权至上的文化体系和性解放的自由思潮下，男性被允许在婚前和婚外有更多的临时性伴侣，女性却要在性生活中禁欲和被动。因此，在艾滋病传播模式由以男性受感染为主向以女性为主转变的趋势下，有必要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艾滋病防治。但是计划行为模型在构成上已先有主观规范、行为意图和风险行为等变量，如何进一步成功纳入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行为等同类不同质因素，必须首先在理论上理顺几者的关系。因为计划行为模型有着自身的特点，兼社会性别问题又比较抽象，导致当前在计划行为模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工作进展甚微。
4.3 克服个体行为模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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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问题是社会性问题，HIV防治和干预应该强调个体所属的历史、社会网络、亚群体和亚文化，以及作用于个体的更广泛的环境因素影响[84]。若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没有纳入到行为改变的理论建构中，就无法全面、综合地考察影响行为改变的因素，进而有效地促进HIV预防行为的形成和维持[85]。计划行为模型虽然试图打通个体与环境的鸿沟，并引入了主观规范变量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但其实质仍是个体对环境约束的主观感知。当前，计划行为模型无法描述和反映HIV高危人群的规范、价值和利益的形成和传播，以及客观环境的约束作用，模型的整体预测力大受影响；同时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经过干预之后，仍然会从事性风险行为的现象[84,85]。也许在继续与其他心理认知模型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社会水平模型(如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Friedman的首领中心模型、Freire的参与式交流模式等)的一些优点，如考虑纳入信息或观念源头、群众代表或领袖人物作用、传播渠道或关系网络等因素，能够对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有所帮助。目前在这方向的尝试也不少，但较为成功经典的案例还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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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强化模型的干预适用性
一是科学合理地纳入辅助干预技术。计划行为模型首先是一套健康风险行为预测机制，有助于识别信念、规范、意图等风险行为因素，但对于具体干预和改进的指导性不强。由于计划行为模型的这一缺陷，合理引入辅助技术手段便成了模型干预应用的突破口。如Hobbis等提出认知行为治疗技术(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可以应用于基于计划行为模型的风险行为干预[37]，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在亚文化群体层面，或者一定人口规模的社区层面的计划行为模型应用干预中，科学整合其他辅助干预技术，有望增进对HIV性风险预防行为干预的操作效果。二是更清晰地界定干预应用情境。健康风险行为是多态的，为了在HIV性风险行为干预中针对计划行为模型的特点扬长避短，需要进一步揭示计划行为模型对于不同特质群体、不同性关系、不同风险行为的干预适用性。Fishbein等提出计划行为模型应用于面对面干预比社区水平干预更为有效、应用于特定行为信念干预比基本信念干预更为有效[37]，但是类似的模型干预应用条件的专门报道还未见到，Fishbein等的观点也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据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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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2005年艾滋病流行最新报告[R/OL]. http://www.unaids.org/Epi2005/doc/ report.html, 2005.10/2006.12.1
2 卫生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 http://www.moh.gov.cn/ newshtml/11327.htm, 2006.1.24/2006.12.1
3 常春. 健康教育中的行为理论. 中国健康教育, 2005, 21(10): 739～741
4 Fisher J D, Fisher W A.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dividual-level change in HIV risk behavior. In Peterson & DiClemente (Eds.), Handbook of HIV Preventi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2000. 3～55
5 Armitage C J, Conner M.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40: 471～499
6 Fisher J D, Fisher W A. Changing AIDS risk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1(3): 455～474, http://www.100md.com(刘慧君 蔡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