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及其测量(5)
2009)。研究者选取美国和法国两个城市的女被试使用ESM收集的数据表明，如果依据法国和美国妇女的时间分配(要么是通过美国妇女评价活动的平均数，要么是通过法国妇女评级活动的平均数)来进行测量，那么法国妇女的“合成”U指数要低于美国妇女的“合成”U指数。尽管研究者选取的是美国和法国的两个城市的被试，而且“合成”U指数的差异并不在统计学上显著，但该方法适合更大样本的“合成”U指数的计算，因此将该结果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可能更加精确的评估幸福水平的差异。
6 基于体验幸福及其测量的公共政策评价
基于体验效用概念的体验幸福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方法来直接测量，而且其测量结果更加全面的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因而也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以及制定提供了更具有参考价值和更值得信赖的科学依据。具体地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用体验幸福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与制定公共政策。
第一，体验效用作为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公共政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或者说，幸福最大化。目前，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的评价和制定中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学并不直接测量幸福，而是通过测量个体的选择来推断其偏好，进而根据个体的偏好来制定公共政策。也就是说，政策的评价和制定是基于决策效用的。更多的收入导致更多的自由选择，更好地获得决策者偏好的商品，从而体验到更大的效用。当人们是完全理性时。他们的选择将会使得公共政策的效用最大化。但是，正如伊斯特林悖论所揭示的那样，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提高。单纯的收入指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内容(Dlener & Seligeman，2004)。因而，幸福指数应该纳入到公共政策的评价中来。实际上，主观幸福感及其测量价值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也被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注意到(Diener，2006；Diener & Seligeman，2004；Frey & Stutzer，2002；Layard，2005)。同时，Kanhneman和Sugden(2005)提出采用体验效用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以最大化人们的享乐体验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Loewenstein和Ubel(2008)则认为，公共政策的评价需联合基于选择的决策效用与基于享乐的体验效用两种标准，而且视具体情况的需要。如果以体验效用来衡量公共政策的话，那么，基于体验效用的体验幸福及其测量方法则是为这一评价标准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指标，如NWBA、NTA与U指数。
, http://www.100md.com
第二，应用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提供有可供参考的数据。EMA、DRM以及体验幸福的国民账户测量为公共政策的评价提供了更加丰富、客观的科学数据，而且基于这些测量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为公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就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体验幸福而言，其测量方法主要关注个体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与情感体验。相对地，政策制定者不仅可以通过国民幸福账户或者国民时间账户来了解新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民幸福水平的变化，而且可以通过人们参加的活动的时间分配情况及其情感体验情况，从而评定相关的政策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进而制定合适的政策。具体来说，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可以根据NWBA或其中人们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情况与情感体验情况，来评价各个领域的政策结果，如公共医疗健康、社会服务、娱乐、工作以及环境等具体领域(Diener，2006)。当然，体验幸福作为评价公共政策的一个指标，与其他指标是互补的关系(Krueger et al.，2008)。
总的来说，体验幸福的研究者从效用的区分到体验效用的重新发现，并提出与发展基于体验效用的体验幸福概念与测量方法，再到其对公共政策中的应用启示，循着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思路，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为人们的幸福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百拇医药(刘腾飞 徐富明 孙 彦 张军伟 蒋 多)
6 基于体验幸福及其测量的公共政策评价
基于体验效用概念的体验幸福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方法来直接测量，而且其测量结果更加全面的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因而也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以及制定提供了更具有参考价值和更值得信赖的科学依据。具体地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用体验幸福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与制定公共政策。
第一，体验效用作为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公共政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或者说，幸福最大化。目前，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的评价和制定中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学并不直接测量幸福，而是通过测量个体的选择来推断其偏好，进而根据个体的偏好来制定公共政策。也就是说，政策的评价和制定是基于决策效用的。更多的收入导致更多的自由选择，更好地获得决策者偏好的商品，从而体验到更大的效用。当人们是完全理性时。他们的选择将会使得公共政策的效用最大化。但是，正如伊斯特林悖论所揭示的那样，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提高。单纯的收入指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内容(Dlener & Seligeman，2004)。因而，幸福指数应该纳入到公共政策的评价中来。实际上，主观幸福感及其测量价值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也被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注意到(Diener，2006；Diener & Seligeman，2004；Frey & Stutzer，2002；Layard，2005)。同时，Kanhneman和Sugden(2005)提出采用体验效用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以最大化人们的享乐体验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Loewenstein和Ubel(2008)则认为，公共政策的评价需联合基于选择的决策效用与基于享乐的体验效用两种标准，而且视具体情况的需要。如果以体验效用来衡量公共政策的话，那么，基于体验效用的体验幸福及其测量方法则是为这一评价标准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指标，如NWBA、NTA与U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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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用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提供有可供参考的数据。EMA、DRM以及体验幸福的国民账户测量为公共政策的评价提供了更加丰富、客观的科学数据，而且基于这些测量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为公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就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体验幸福而言，其测量方法主要关注个体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与情感体验。相对地，政策制定者不仅可以通过国民幸福账户或者国民时间账户来了解新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民幸福水平的变化，而且可以通过人们参加的活动的时间分配情况及其情感体验情况，从而评定相关的政策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进而制定合适的政策。具体来说，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可以根据NWBA或其中人们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情况与情感体验情况，来评价各个领域的政策结果，如公共医疗健康、社会服务、娱乐、工作以及环境等具体领域(Diener，2006)。当然，体验幸福作为评价公共政策的一个指标，与其他指标是互补的关系(Krueger et al.，2008)。
总的来说，体验幸福的研究者从效用的区分到体验效用的重新发现，并提出与发展基于体验效用的体验幸福概念与测量方法，再到其对公共政策中的应用启示，循着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思路，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为人们的幸福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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