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宇

    1949年第一次去莫斯科的经历让毛泽东终生难忘，1956年，当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这件事，告诉苏联大使说，“我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斯大林却不想签，故意回避我，不见我。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这样一来，我就生气了，决定不再做任何事情，待在别墅里。”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当时斯大林还在他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对第一次访苏的说法也进一步增加了火药味，说那次与斯大林吵了几架，“后来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为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就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去请他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恨透了我。”

    毛泽东的挫折感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渴望去苏联。1920年初，当他的大部分同乡都热衷于留法勤工俭学时，他就明确表示说：我们这辈人都应当过一回“出洋”的瘾，但“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我想以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由于毛泽东很快参加了共产党，他再没有遇到合适的赴苏机会。以后中共中央虽然也考虑过送他去苏联学习或养病，却多半并非出自毛泽东的自愿，当然最后也都没能成行。194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访苏的时机适宜了，莫斯科方面又推三阻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才终于可以过一把“出洋”的瘾，但这次他是否还有年轻时那种“朝圣”的真诚，就难说了。

    因为出行前，毛泽东就有了某种挫折感。

    这种挫折感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起。举行开国大典前的几个月，在与苏联维持旧约、还是续订新约的问题上，中央还没有全面的考虑和研究。所以，当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对中苏条约问题提出的建议仍旧比较委婉，有些模棱两可。他提出：新中国政府“完全愿意继承”旧条约，但可考虑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加以处理，一、不加任何修改；二、在原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对此，斯大林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建议“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而毛泽东明显倾向于签订新条约的想法，发生在新政府成立以后。他想“另起炉灶”，重新建立对外新政策。

    1949年11月上旬，毛泽东即通过斯大林派在他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要求。11月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达了访苏愿望，并特意再度提到了条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