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高度认识恋爱的意义和价值，恋爱作为人之社会性的重要体现，是在两性关系领域区别动物之所在，恋爱自由是近代性道德两个中心问题之一。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家国一体式结构组织，“儒家意识形态以伦理为本位，把国家看作家庭的同构体，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的对抗。”[9] 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相适应的是稳固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此种制度下，“男女授受不亲”，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意愿，他们毫无自由的选择空间。“爱情是肯定人的个性达到成年的形式，是个性现实化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10]因此恋爱自由是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突破无视个性之旧式媒妁婚姻的重要诉求，也是救济封建家族制度下性道德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恋爱自由不仅亲系个人的幸福，还关系种族的改良。他引用日本著名作家本间久雄评论爱伦凯持恋爱自由论的依据，“不但恋爱的当事者自身享受个人的幸福，并且因其间可以生质地优秀的小孩而举人种改良的实益，所以有恋爱的男女相互的个人幸福，即构成一种社会的价值，”[11]故婚姻应以恋爱为基础。但是当时对于恋爱自由存在诸多反对的呼声，其中之一以恋爱自由盲目者居多故反优生立论，周建人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一方面，恋爱选择以个人本身如美、智慧、德行、体格等积极性质为理想，所谓恋爱存在盲目性是由媒妁婚姻向恋爱婚姻过渡时期的正常现象，恋爱的错误或失败并非恋爱的理想，也非恋爱自由的本义；另一方面，“家族代办的婚姻，选择的目的合于大家族的安定和经济标准为根据，不惜将更好的优点牺牲，而取其合于奴隶道德的各点，”[12]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经济标准等婚姻选择思想的导引下，即便父母抱有为子女的幸福着想的出发点，个人本身性质上的才能和美德易遭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