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避孕技术发展与性伦理的嬗变(2)
西方性解放的结果之一是导致性行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据1929年的《汉密尔顿调查》：婚前性交者，在男子中占54%，女子中占35%。然而，到了1953年，据《金西报告》：男子中占98%，女子中占50%，即有半数的女子结婚时已不是处女[6]。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未婚学生中有两性关系的占62%[7]。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变化。
西方性解放的另一结果就是，西方性伦理观的巨大改变，西方在对待性行为方面更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性解放运动更强化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人这种对性行为本身的重视胜过追求生育的性文化传统。性解放不仅导致性与生育的分离，也导致人们认为性与爱可以分离，只要自己愿意。西方人对于性与爱的曲解，使得现实中性与爱分离，人类缺乏对“爱与性结合与生殖的神圣意义”追求的高远目标，“性爱的庸俗化”的结果，在于性行为演变成一种“机械化”行为模式，正所谓“性是自由的，而爱是轻易的”，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对性的阉割，实乃将性与爱欲分离的结果，我们确实过度强调性，而抵制了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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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性与爱的分离，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解放运动成为避孕技术发展的巨大催化剂，避孕技术的发展也为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在20世纪之前，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避孕方法，也发明了包括保险套、子宫帽等避孕器具，但绝大多数避孕方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避孕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还是在20世纪完成的，如虽然避孕套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无缝保险套是在20世纪初叶才得到开发。为满足需求，人们开发了女用避孕套，比较新式的半裸式护套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在性解放运动的高潮阶段，人们发明了口服避孕药并在1960年通过了FDA的审核，准许使用。它的问世是避孕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到1961年全美国估计有40万名妇女在服用避孕药，1963年达到230万。此后，这个数字以令人们惊诧的幅度一路上升，避孕药丸成了节育的首选方法。对此，有人声称，是避孕药开启了性革命，让女人从非自愿性受孕中释放出来，让性行为不再承受可能怀孕的压力，而能真正享受性高潮的愉悦。
尽管避孕药的出现意义重大，但人们发现它有一定副作用，于是人们又尝试开发其他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避孕工具和方法。近年来研发的避孕环是铜质的，避孕效果良好，失败率不超过1%，避孕环一旦置入，可以保留数年。目前避孕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开发避孕疫苗，目前国际上已研制出第1代、第2代避孕疫苗，并完成了第1、2期临床试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满意效果，人类通过控制自己的免疫系统来调控生殖活动的设想即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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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孕技术的发展是性伦理变革的加速器
事实上，避孕技术一经产生，它就对人类性伦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4.1 强化了性的“去生殖化”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书中说：“避孕法将整个性关系和婚姻都完全改变。”避孕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性行为成为特定个人进行情感交流和建立某种生活方式的手段。它使得性行为可以同生育过程完全分离，绝大多数的男女交媾已与生殖无关，性主要不再是生殖的手段，性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乐趣。人们可以在享受纯粹的性快乐时不必顾虑可能发生的令人沮丧的意外受孕和生育问题，更不必顾虑会产生抚养婚外子女的负担和分割财产的麻烦。这样一来，人们对性交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担心减轻了，由于承担性交后果的心理压力减轻，导致了性观念的变化，使性关系更加自由，从而导致婚前性关系和非婚性关系的增加。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而言，避孕已是性行为中经常性的习惯，怀孕已经不是发生性行为的主要目的了。现代避孕技术满足了人们性行为不致导致怀孕的企盼，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得性被“去生殖功能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传统性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性伦理生育原则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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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能导致性行为频率的增加
事实上，在没有承认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社会里，避孕技术的发展则很好地保护了当事人不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学者专门就避孕技术与性行为发生的频率的内在关联进行的研究，但是从逻辑上看，二者是有联系的。我国学者陈晶琦关于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研究对这种观点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国外已有研究显示，高质量的性教育与预防艾滋病性病教育……已有性行为的学生，进行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增加。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 [8]。这说明研究对象明白相关危险之后，使用保险套的概率大大增加，反之，如无安全可靠的预防避孕、性病的措施，研究对象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会降低。这也说明在人们已经决定发生性行为的前提下，避孕手段状况将对性行为的频率产生影响。
4.3 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摆脱了原初性生理结构的限制，不知不觉中男、女的生殖策略有了转变。生殖策略的转变，又冲击到传统的性伦理、男女关系。安全可靠的避孕技术使女性可以独立决定要不要子女，何时要，要几个，因此女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生、养子女的辛劳，而能把较多的时间用于职业生涯。由此可见，女性经济的独立也与避孕技术的应用有关。避孕技术在使大多数的性行为与生殖脱离的效应上，对女性的意义要大于对男性的意义。有关调查指出，80年代，近六分之一的美国妇女选择结扎为避孕手段，远多于男性结扎的比率。这表示女性较乐于(至少是暂时性地)放弃生殖机能(但这并不代表放弃性的乐趣)。此外，如果说避孕技术使女性在性关系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那么男性相应地也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其结果便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性解放”。这对传统性伦理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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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促进夫妻关系与婚姻质量的提升
避孕技术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它为性爱趋向于新的文化价值开辟了道路。夫妻之间通过对于性的乐趣的拓展，为两性的和谐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少它提高了夫妻之间性生活的质量。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模式，避孕法的出现使得夫妻间具有了更多性交流的机会[9]。它达到了巩固婚姻、家庭和使人口增长呈计划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
5 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会导致新的性革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避孕技术的发展，阴道隔膜、阴茎套、宫内节育等工具避孕所造成的不舒适，激素避孕药所引起月经失调等副作用，将随着新的避孕方法的出现而被消除。对此，人们也在担忧随着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它是否会带来新的性革命？避孕技术的推广使用是否会引起人们性关系发生混乱？避孕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婚姻与生育分离，这种分离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导致家庭瓦解吗？性伦理中的生育原则会被彻底抛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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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避孕技术发展与性伦理二者的关系方面,性伦理的变革一直是推动避孕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避孕技术发展仅仅是满足性伦理变革的需要。上述担忧则是对避孕技术发展的过度反应，正如美国性学家马斯特、约翰逊所认为的“混乱的性生活并不是现代大学生的发明，事实上这一现象并没有比以前严重多少。”对于避孕药可能引起的刺激性行为的结果，人们总是怀有过多的疑虑。许多研究已打消了这种疑虑……避孕药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更加急于体验性生活。正如约翰•加格农医生所说的，“是人们决定过性生活以后才开始服用避孕药的。”1966年，一位叫爱沙德尔•鲁宾的临床心理医生认为，在金西以后，未婚姑娘的性行为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并不乐于接受婚前性行为，真正推动这次性革命的人不是上世纪60代的孩子，而是她们的祖母。因此，决定人们是否开始过性生活的因素，与其说是避孕药或者别的避孕方法的效果，不如说是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看法清楚地说明了性革命并不是由于避孕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性革命是由于性伦理变革的结果。因此，无论今后人类社会的性伦理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很难将这种变革完全归咎于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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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陈晓阳.古代环地中海文明民族妇女地位及婚姻关系之比较[J].前沿，2007,11.
2 陆霞.古代希腊人的婚俗文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2,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陈晓阳.古代环地中海文明民族妇女地位及婚姻关系之比较[J].前沿，2007,11.
5 秋盈.避孕套的发明与革新[J].发明与革新，1997,8.
6 彭宪.美国“性解放”面面观[J].当代青年研究，1988,4.
7 韶冲.“性解放”已不时髦[J].当代青年研究，1984,12.
8 陈晶琦.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对大学生知识态度及性行为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04,5.
9 刘金湘.人口控制: 性文化价值与母亲概念的变革[J].道德与文明，1997,4., 百拇医药(廖怀高 罗映光)
西方性解放的另一结果就是，西方性伦理观的巨大改变，西方在对待性行为方面更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性解放运动更强化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人这种对性行为本身的重视胜过追求生育的性文化传统。性解放不仅导致性与生育的分离，也导致人们认为性与爱可以分离，只要自己愿意。西方人对于性与爱的曲解，使得现实中性与爱分离，人类缺乏对“爱与性结合与生殖的神圣意义”追求的高远目标，“性爱的庸俗化”的结果，在于性行为演变成一种“机械化”行为模式，正所谓“性是自由的，而爱是轻易的”，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对性的阉割，实乃将性与爱欲分离的结果，我们确实过度强调性，而抵制了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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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性与爱的分离，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解放运动成为避孕技术发展的巨大催化剂，避孕技术的发展也为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在20世纪之前，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避孕方法，也发明了包括保险套、子宫帽等避孕器具，但绝大多数避孕方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避孕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还是在20世纪完成的，如虽然避孕套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无缝保险套是在20世纪初叶才得到开发。为满足需求，人们开发了女用避孕套，比较新式的半裸式护套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在性解放运动的高潮阶段，人们发明了口服避孕药并在1960年通过了FDA的审核，准许使用。它的问世是避孕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到1961年全美国估计有40万名妇女在服用避孕药，1963年达到230万。此后，这个数字以令人们惊诧的幅度一路上升，避孕药丸成了节育的首选方法。对此，有人声称，是避孕药开启了性革命，让女人从非自愿性受孕中释放出来，让性行为不再承受可能怀孕的压力，而能真正享受性高潮的愉悦。
尽管避孕药的出现意义重大，但人们发现它有一定副作用，于是人们又尝试开发其他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避孕工具和方法。近年来研发的避孕环是铜质的，避孕效果良好，失败率不超过1%，避孕环一旦置入，可以保留数年。目前避孕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开发避孕疫苗，目前国际上已研制出第1代、第2代避孕疫苗，并完成了第1、2期临床试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满意效果，人类通过控制自己的免疫系统来调控生殖活动的设想即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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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孕技术的发展是性伦理变革的加速器
事实上，避孕技术一经产生，它就对人类性伦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4.1 强化了性的“去生殖化”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书中说：“避孕法将整个性关系和婚姻都完全改变。”避孕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性行为成为特定个人进行情感交流和建立某种生活方式的手段。它使得性行为可以同生育过程完全分离，绝大多数的男女交媾已与生殖无关，性主要不再是生殖的手段，性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乐趣。人们可以在享受纯粹的性快乐时不必顾虑可能发生的令人沮丧的意外受孕和生育问题，更不必顾虑会产生抚养婚外子女的负担和分割财产的麻烦。这样一来，人们对性交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担心减轻了，由于承担性交后果的心理压力减轻，导致了性观念的变化，使性关系更加自由，从而导致婚前性关系和非婚性关系的增加。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而言，避孕已是性行为中经常性的习惯，怀孕已经不是发生性行为的主要目的了。现代避孕技术满足了人们性行为不致导致怀孕的企盼，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得性被“去生殖功能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传统性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性伦理生育原则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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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能导致性行为频率的增加
事实上，在没有承认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社会里，避孕技术的发展则很好地保护了当事人不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学者专门就避孕技术与性行为发生的频率的内在关联进行的研究，但是从逻辑上看，二者是有联系的。我国学者陈晶琦关于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研究对这种观点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国外已有研究显示，高质量的性教育与预防艾滋病性病教育……已有性行为的学生，进行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增加。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 [8]。这说明研究对象明白相关危险之后，使用保险套的概率大大增加，反之，如无安全可靠的预防避孕、性病的措施，研究对象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会降低。这也说明在人们已经决定发生性行为的前提下，避孕手段状况将对性行为的频率产生影响。
4.3 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摆脱了原初性生理结构的限制，不知不觉中男、女的生殖策略有了转变。生殖策略的转变，又冲击到传统的性伦理、男女关系。安全可靠的避孕技术使女性可以独立决定要不要子女，何时要，要几个，因此女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生、养子女的辛劳，而能把较多的时间用于职业生涯。由此可见，女性经济的独立也与避孕技术的应用有关。避孕技术在使大多数的性行为与生殖脱离的效应上，对女性的意义要大于对男性的意义。有关调查指出，80年代，近六分之一的美国妇女选择结扎为避孕手段，远多于男性结扎的比率。这表示女性较乐于(至少是暂时性地)放弃生殖机能(但这并不代表放弃性的乐趣)。此外，如果说避孕技术使女性在性关系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那么男性相应地也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其结果便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性解放”。这对传统性伦理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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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促进夫妻关系与婚姻质量的提升
避孕技术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它为性爱趋向于新的文化价值开辟了道路。夫妻之间通过对于性的乐趣的拓展，为两性的和谐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少它提高了夫妻之间性生活的质量。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模式，避孕法的出现使得夫妻间具有了更多性交流的机会[9]。它达到了巩固婚姻、家庭和使人口增长呈计划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
5 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会导致新的性革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避孕技术的发展，阴道隔膜、阴茎套、宫内节育等工具避孕所造成的不舒适，激素避孕药所引起月经失调等副作用，将随着新的避孕方法的出现而被消除。对此，人们也在担忧随着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它是否会带来新的性革命？避孕技术的推广使用是否会引起人们性关系发生混乱？避孕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婚姻与生育分离，这种分离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导致家庭瓦解吗？性伦理中的生育原则会被彻底抛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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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避孕技术发展与性伦理二者的关系方面,性伦理的变革一直是推动避孕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避孕技术发展仅仅是满足性伦理变革的需要。上述担忧则是对避孕技术发展的过度反应，正如美国性学家马斯特、约翰逊所认为的“混乱的性生活并不是现代大学生的发明，事实上这一现象并没有比以前严重多少。”对于避孕药可能引起的刺激性行为的结果，人们总是怀有过多的疑虑。许多研究已打消了这种疑虑……避孕药的出现并没有让人们更加急于体验性生活。正如约翰•加格农医生所说的，“是人们决定过性生活以后才开始服用避孕药的。”1966年，一位叫爱沙德尔•鲁宾的临床心理医生认为，在金西以后，未婚姑娘的性行为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并不乐于接受婚前性行为，真正推动这次性革命的人不是上世纪60代的孩子，而是她们的祖母。因此，决定人们是否开始过性生活的因素，与其说是避孕药或者别的避孕方法的效果，不如说是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看法清楚地说明了性革命并不是由于避孕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性革命是由于性伦理变革的结果。因此，无论今后人类社会的性伦理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很难将这种变革完全归咎于避孕技术的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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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陈晓阳.古代环地中海文明民族妇女地位及婚姻关系之比较[J].前沿，2007,11.
2 陆霞.古代希腊人的婚俗文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2,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陈晓阳.古代环地中海文明民族妇女地位及婚姻关系之比较[J].前沿，2007,11.
5 秋盈.避孕套的发明与革新[J].发明与革新，1997,8.
6 彭宪.美国“性解放”面面观[J].当代青年研究，1988,4.
7 韶冲.“性解放”已不时髦[J].当代青年研究，1984,12.
8 陈晶琦.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对大学生知识态度及性行为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04,5.
9 刘金湘.人口控制: 性文化价值与母亲概念的变革[J].道德与文明，1997,4., 百拇医药(廖怀高 罗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