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做了两件半事”(2)
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医院开展起来,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仅汤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共切除小肝癌1326例,10年生存率达43.8%。
在此基础上,汤教授改变了传统的肝癌诊断概念——由原来的依赖肝癌的临床表现来诊断肝癌,发展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结合影像学检查发现和诊断肝癌。这一革新使肝癌诊断由过去的“死后诊断”(即病人死亡后尸检才发现患有肝癌)、“临床诊断”(即病人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进入“亚临床期诊断”(即毫无症状的早期肝癌即可发现)的崭新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以肝叶切除为肝癌的正规手术方式,但我国肝癌病人85%左右合并肝硬化,患者难以耐受大块肝脏的切除,导致极高的死亡率,这迫使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大批患者因此丧失生存机会。汤钊猷提出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切除肿瘤,又保留较多肝脏,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使更多患者获得手术机会。这项创新经过10年以上的随访,证明其手术死亡率仅为肝叶切除的十分之一,而5年生存率不仅没有降低,还略有提高。这种手术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承认和采纳。
, 百拇医药
虽然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患者就诊时肝癌已很大,因此其治疗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汤教授又将目标转向大肝癌。
通常人们只认识到小肝癌可变为大肝癌,却很少想到大肝癌也可变为小肝癌。汤钊猷逆向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先经治疗使其缩小,然后再实施切除。经过系统研究后,这一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临床。
这就是汤教授所讲的“两件半事”中的“两件事”——小肝癌的研究和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
“肝癌斗士”的“半件事”
“汤医生,这刀开下去,会不会赶着癌细胞往全身跑?”在门诊坐堂的汤钊猷常常被病人问得哭笑不得。那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缺乏根据的天真想法居然也包含着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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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印证“玩笑”的,是几个接受姑息切除的晚期患者。拗不过一双双痛苦的眼睛,汤钊猷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切术。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随后的动物模型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次“旁证”来自一群不幸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置信。”汤钊猷的心一再被矛盾所触动。
后来,实验和临床“证据”越来越多。“有些病人术后很积极,化疗6个月后,居然复发了;而一些‘消极’治疗的患者很注意身心调节,相反活得更长。”在汤钊猷的带领下,弟子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证据”。他们发现,如果开刀开不干净,剩下的癌细胞比以前更难办。同样的道理,放化疗如若留有尾巴,余下的残余分子其恶性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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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耄耋之年的汤钊猷花了半辈子与癌症“斗法”。他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发明了不少降伏癌细胞的“魔法”,但也面临病人“越治越多”的尴尬。“以前忙着开刀,没时间思考,现在是时候想一想,过去百年的抗癌战略到底有没有‘犯错’。”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肝癌斗士”的心头,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面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擅长肝癌切除手术的汤钊猷一直在思考“转移复发”这道世界性难题。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小肝癌的切除例数20年来增加了10倍多,但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即便是2厘米以下就开刀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只有69%。显然,癌转移是肝癌的主要死因。
在探寻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规律的过程中,汤钊猷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新问题。他举例说,医生有时勉强为已错过最佳手术期的晚期病人开刀,为的是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与某些手术“适得其反”的作用相比,放疗对于癌细胞的影响更为复杂。比如,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生长“偃旗息鼓”;可等到30天后再观察,癌细胞的肺转移倾向竟然比那些“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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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汤钊猷反思手术、放化疗与癌细胞转移之间的关系时,《自然》《科学》《癌症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也屡屡出现有关抗癌副作用的报道。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患乳腺癌的小鼠在服用化疗药物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一种信号蛋白立刻吹响“集结号”,指挥癌细胞向肺部迁徙。沿着“副作用”线索顺藤摸瓜,研究者发现,在癌症分子靶向治疗领域十分热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其实也是“双刃剑”——短期抑制肿瘤周围血管生长,长期反促癌细胞扩散——这种治疗方式,往往只能让患者生命延长几个月。
种种迹象提醒研究者,常规癌症疗法好似一只“潘多拉盒子”。在利与害之间,医生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汤钊猷说,15年的肝癌转移研究给了他不少启示:“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是生活环境、癌细胞、体内微环境和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行之有效的抗癌方式应该是,一边消灭肿瘤,一边从免疫、内分泌、神经、代谢等角度综合干预,调变肿瘤,最终令残癌细胞改邪归正。
对于这些手术和化疗外的工作,汤钊猷笑称为“补台”。
, 百拇医药
“补台”意味着,对付无限增值的癌细胞,光动刀还不够,需要出奇制胜的第二、甚至第三招。汤钊猷记得,过去每每开刀,总要在手术室苦等病理医生的冰冻切片报告,恶性的马上开掉,良性的暗自庆幸。现在看来,这种以病理学为基础的抗癌思路大抵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不仅要从病理学角度看肿瘤,更要从生物学角度看病人。
其实,早在16年前,汤钊猷已经带领弟子尝试“补台”了。那年,他毅然转向,带领整个研究所从肝癌的“导向治疗”转到“转移复发研究”,这也就是目前他所说的“半件事”。
在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的过程中,汤钊猷发现,改变培养环境,癌细胞的转移潜能与转移方向也会随之改变。这反过来提醒,抗癌不能只盯着癌细胞,而应注重对癌周微环境和整个机体的综合干预。
“两件半事”外的“第四件事”
, 百拇医药
对病人来说,汤钊猷教授不仅仅在于对疾病本身的研究,在某些时候,他还做着“第四件事”——心理治疗。
汤钊猷他在《汤钊猷临床肝癌学》一书中这样写到:“1949年进入医学圈的第一天,我就希望做个好医生”。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行医指南。
汤钊猷始终认为医学的对象是人,只要有利于病人,哪怕是再不起眼的小事,他也愿意亲历亲为。
1986年,一青年男子因患右肝大肝癌伴肝病活动,拟进行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经1月的保肝治疗后,病人的肝病趋于稳定,但他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不愿接受针对肝癌的综合治疗。在汤钊猷的耐心劝说下,病人同意接受治疗。治疗后肿瘤缩小,这位病人又认为肿瘤已明显缩小,治疗有效不愿意进行二期切除。汤钊猷一番苦口婆心的细致解释,消除了病人的错误想法,使他同意进行手术。现在,这位原本已经绝望的病人已经成功生存了近20年,逢人就说汤钊猷是他的救命恩人。, 百拇医药(蔡 霞)
在此基础上,汤教授改变了传统的肝癌诊断概念——由原来的依赖肝癌的临床表现来诊断肝癌,发展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结合影像学检查发现和诊断肝癌。这一革新使肝癌诊断由过去的“死后诊断”(即病人死亡后尸检才发现患有肝癌)、“临床诊断”(即病人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进入“亚临床期诊断”(即毫无症状的早期肝癌即可发现)的崭新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以肝叶切除为肝癌的正规手术方式,但我国肝癌病人85%左右合并肝硬化,患者难以耐受大块肝脏的切除,导致极高的死亡率,这迫使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大批患者因此丧失生存机会。汤钊猷提出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切除肿瘤,又保留较多肝脏,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使更多患者获得手术机会。这项创新经过10年以上的随访,证明其手术死亡率仅为肝叶切除的十分之一,而5年生存率不仅没有降低,还略有提高。这种手术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承认和采纳。
, 百拇医药
虽然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患者就诊时肝癌已很大,因此其治疗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汤教授又将目标转向大肝癌。
通常人们只认识到小肝癌可变为大肝癌,却很少想到大肝癌也可变为小肝癌。汤钊猷逆向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先经治疗使其缩小,然后再实施切除。经过系统研究后,这一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临床。
这就是汤教授所讲的“两件半事”中的“两件事”——小肝癌的研究和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
“肝癌斗士”的“半件事”
“汤医生,这刀开下去,会不会赶着癌细胞往全身跑?”在门诊坐堂的汤钊猷常常被病人问得哭笑不得。那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缺乏根据的天真想法居然也包含着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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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印证“玩笑”的,是几个接受姑息切除的晚期患者。拗不过一双双痛苦的眼睛,汤钊猷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切术。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随后的动物模型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次“旁证”来自一群不幸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置信。”汤钊猷的心一再被矛盾所触动。
后来,实验和临床“证据”越来越多。“有些病人术后很积极,化疗6个月后,居然复发了;而一些‘消极’治疗的患者很注意身心调节,相反活得更长。”在汤钊猷的带领下,弟子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证据”。他们发现,如果开刀开不干净,剩下的癌细胞比以前更难办。同样的道理,放化疗如若留有尾巴,余下的残余分子其恶性程度更高。
, http://www.100md.com
已近耄耋之年的汤钊猷花了半辈子与癌症“斗法”。他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发明了不少降伏癌细胞的“魔法”,但也面临病人“越治越多”的尴尬。“以前忙着开刀,没时间思考,现在是时候想一想,过去百年的抗癌战略到底有没有‘犯错’。”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肝癌斗士”的心头,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面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擅长肝癌切除手术的汤钊猷一直在思考“转移复发”这道世界性难题。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小肝癌的切除例数20年来增加了10倍多,但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即便是2厘米以下就开刀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只有69%。显然,癌转移是肝癌的主要死因。
在探寻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规律的过程中,汤钊猷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新问题。他举例说,医生有时勉强为已错过最佳手术期的晚期病人开刀,为的是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与某些手术“适得其反”的作用相比,放疗对于癌细胞的影响更为复杂。比如,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生长“偃旗息鼓”;可等到30天后再观察,癌细胞的肺转移倾向竟然比那些“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
, http://www.100md.com
就在汤钊猷反思手术、放化疗与癌细胞转移之间的关系时,《自然》《科学》《癌症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也屡屡出现有关抗癌副作用的报道。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患乳腺癌的小鼠在服用化疗药物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一种信号蛋白立刻吹响“集结号”,指挥癌细胞向肺部迁徙。沿着“副作用”线索顺藤摸瓜,研究者发现,在癌症分子靶向治疗领域十分热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其实也是“双刃剑”——短期抑制肿瘤周围血管生长,长期反促癌细胞扩散——这种治疗方式,往往只能让患者生命延长几个月。
种种迹象提醒研究者,常规癌症疗法好似一只“潘多拉盒子”。在利与害之间,医生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汤钊猷说,15年的肝癌转移研究给了他不少启示:“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是生活环境、癌细胞、体内微环境和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行之有效的抗癌方式应该是,一边消灭肿瘤,一边从免疫、内分泌、神经、代谢等角度综合干预,调变肿瘤,最终令残癌细胞改邪归正。
对于这些手术和化疗外的工作,汤钊猷笑称为“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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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台”意味着,对付无限增值的癌细胞,光动刀还不够,需要出奇制胜的第二、甚至第三招。汤钊猷记得,过去每每开刀,总要在手术室苦等病理医生的冰冻切片报告,恶性的马上开掉,良性的暗自庆幸。现在看来,这种以病理学为基础的抗癌思路大抵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不仅要从病理学角度看肿瘤,更要从生物学角度看病人。
其实,早在16年前,汤钊猷已经带领弟子尝试“补台”了。那年,他毅然转向,带领整个研究所从肝癌的“导向治疗”转到“转移复发研究”,这也就是目前他所说的“半件事”。
在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的过程中,汤钊猷发现,改变培养环境,癌细胞的转移潜能与转移方向也会随之改变。这反过来提醒,抗癌不能只盯着癌细胞,而应注重对癌周微环境和整个机体的综合干预。
“两件半事”外的“第四件事”
, 百拇医药
对病人来说,汤钊猷教授不仅仅在于对疾病本身的研究,在某些时候,他还做着“第四件事”——心理治疗。
汤钊猷他在《汤钊猷临床肝癌学》一书中这样写到:“1949年进入医学圈的第一天,我就希望做个好医生”。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行医指南。
汤钊猷始终认为医学的对象是人,只要有利于病人,哪怕是再不起眼的小事,他也愿意亲历亲为。
1986年,一青年男子因患右肝大肝癌伴肝病活动,拟进行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经1月的保肝治疗后,病人的肝病趋于稳定,但他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不愿接受针对肝癌的综合治疗。在汤钊猷的耐心劝说下,病人同意接受治疗。治疗后肿瘤缩小,这位病人又认为肿瘤已明显缩小,治疗有效不愿意进行二期切除。汤钊猷一番苦口婆心的细致解释,消除了病人的错误想法,使他同意进行手术。现在,这位原本已经绝望的病人已经成功生存了近20年,逢人就说汤钊猷是他的救命恩人。, 百拇医药(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