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某大型国企职工一般心理健康(GHQ)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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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企业职工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初步筛查，对职工重点人群进行心理康复干预。方法：采用系统抽样法，对上海某企业中1 500名企业职工进行一般健康问卷(GHQ)调查。结果：调查显示，1 437名调查对象中GHQ阳性检出率为12.8%，有6.4%存在心理障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岗位人群的心理健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文化程度因素与GHQ总分存在显著相关，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中青年人和低学历职工、第一线工人的心理问题较为突出。结论：企业需要心理卫生指导，应在企业中积极开展心理干预，提高企业职工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
[关键词] 企业职工；一般健康问卷；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 G44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11)04(b)-144-03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出现使职业医学领域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由单纯体力劳动或体力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向脑力劳动为主方式过渡，这必然会使职工心理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本研究重点关注企业职工的心理概况，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应用国际上通用的一般健康问卷(GHQ)，以上海某大型国企为一个采样点，进行初步的筛查。通过这样初步筛查，为今后进一步对重点人群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大型国企中，通过工号顺序进行系统抽样法抽取出的1 500名职工居民，发放1 500份问卷，共回收1 437份有效问卷。
1.2 方法
对抽取出来的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当面访谈。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进行。内容包括企业职工的基本情况和一般健康问卷(GHQ)。本研究所采用的GHQ是目前世界上用来测试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先进，敏感度较高的一个问卷[1]。GHQ≥3分为检出阳性，即疑似心理问题；GHQ≥5分表示有心理障碍。调查表由调查员当场收回。
1.3 统计学方法
用Epi Data进行问卷录入，建立数据库，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χ2检验。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选取上海某大型国企职工居民1 437人，基本情况详见表1。
2.2 研究对象GHQ评定情况
由表2显示，该社区人群GHQ评分中位数为1分，阳性检出率(GHQ≥3分)为12.8%，有184名职工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其中，有92人存在心理障碍(GHQ≥5分)，占调查人数的6.4%。GHQ量表中各因子得分从高到低的次序为(以中位数即P50为标准)：社会活动和工作能力>生理健康>心理和精神健康>自信程度。
2.3 人口学资料与GHQ阳性检出(率)的关系
由表3显示，不同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学历以及不同岗位职工之间GHQ阳性检出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27.60，P=0.000；χ2=14.36，P=0.002；χ2=21.78，P=0.000；χ2=21.45，P=0.018)。各年龄组中，GHQ阳性检出率以46~55岁组最高，为20.52%；其次是36~55岁组，为17.98%；<25岁组的阳性检出率最低，为5.59%。不同婚姻状中，GHQ阳性检出率依次为丧偶(21.21%)>离婚(14.29%)>已婚(13.87%)>未婚(6.90%)。不同文化程度中，以小学及以下人群的阳性检出率最高，为25.00%；最低的是本科以上人群，为8.02%。各类岗位中，第一线工人的阳性检出率最高，为18.80%。女性GHQ阳性检出率为14.0%，略高于男性(11.6%)，但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人口学资料与GHQ阳性检出率的关系[n(%)]
2.4 GHQ评分及其各因子与年龄等各相关因素分析
由表4显示，该企业职工GHQ总分、生理健康因子和精神健康因子分均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有关；女性得分较高；与年龄呈正相关，年龄越大，得分越高；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学历越高，得分越低。社会活动和工作能力因子分与年龄也呈正相关，年龄越大，得分越高。自信程度因子分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学历越高，得分越低。此外，精神健康因子、社会活动与工作能力因子还与岗位性质相关。
表4 GHQ各因子与年龄等各相关因素分析(r值，n=1 437)
注：**P<0.01，*P<0.05
3 讨论
GHQ问卷是目前世界上用来测试各种人群心理健康较为先进、敏感性较高的问卷，通过此次预初调查，能够快捷、正确的筛查出阳性结果。
本研究的企业职工中35~45岁企业职工GHQ阳性率的比重较大，说明这些“少壮派”的心理问题较突出，这是今后开展职业心理干预时特别要注意的人群。寻找原因可以分析得出，虽然他们既是企业中坚力量，又是家庭的主心骨，但是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企业中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2-3]。职工中丧偶、离婚者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已婚、未婚者，这不难理解，因为婚姻是一种社会认可和社会支持，那些拥有爱、家庭稳定的人抵御各种心理压力的能力明显高于婚姻不幸者[4]。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最低(小学及以下)的职工阳性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因为目前社会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居民已经很少，这种学历的职工往往在童年或者童年家庭中已经面对各种压力和困难，势必已经对心身产生了影响；同时低学历已在社会中不被人重视，这些职工往往会缺乏自信或者缺乏晋升的机会，这些都可能导致结果阳性产生。一线工人阳性率明显高于技术操作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这可能因为一线工人直接参与生产操作，面临诸多应激源，比如紧张操作、工作效率等压力，甚至是工作环境中的安全隐患，这些都会造成工人的心理问题[5]。社区人群的GHQ量表各因子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为：社会活动和工作能力>生理健康>心理和精神健康>自信程度，说明社会人际交往和工作压力已经成为影响职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子。因为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中，人际沟通能力也是职业人群必备的技能，所以职工在社会活动中投入热情和精力，无形中也变成一种竞争，导致压力的存在。
本研究着重关注企业职工的心理概况，与以往研究中过多关注于职工应激和压力不同，更强调的心理健康的全面性。通过检出阳性职工，笔者将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专业评估，以鉴定是否有确诊的心理疾病。这种筛查可以在大样本下在节省了人力物力的情况下，达到对重点人群干预的效果[6]。
综上所述，加强企业职工的心理卫生干预势在必行，建议企业中保健部门应与专业机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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