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捐遗体的人
1933年，余子维立下遗嘱志愿病理解剖
中国第一位捐遗体的人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讲师 张孙彪
在西医本土化过程中，近代医学界人士对于人体解剖，尤其是病理解剖重要性的认知不断加深。他们认为，它与诊治水平提升、医学教育进步、解释病家疑惑等有莫大关系，应在社会推广施行，但传统伦理的约束、医政管理的消极、科学精神的缺失，病理解剖的社会推广显得步履维艰。
1935年，近代上海医家汪企张忧心忡忡地写下：“盖以当时社会迷信观念太深，虽有政府制定供学术研究准许解剖之法令，而行政官署往往惑于因果，辄作中梗，故纵有路毙之尸、刑余之体、被害之遗骸、法律之尸身，不能一一罗致，转愿付之丛葬，良堪痛惜。”他认为中国民众顽固的遗体迷信观念，导致病理解剖推行困难重重。不过，他提及在此黯淡局面之下，尚有“三五有识之士或维助供给”，这些人就是近代社会出现的志愿捐体用于病理解剖者。
, 百拇医药
1933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立下遗嘱，志愿病理解剖的人——余子维出现了。余子维(1872~1933年，名纲，别号森子)，早年是个中医大夫，后来“每觉旧医理论支离，缺乏科学之根据，遂决心学习新医”。于是东渡东瀛留学，在东京慈惠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并结识了孙中山、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立志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留学期间，他意识到“改良中国医学，须以基础医学入手，乃赴各地医校，联络同志，研究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诸学，备将来归国为新学之资。”1911年，他毕业归国，先后创办了江西军医学校、永嘉县儿女卫生学院，矢志不渝地推行医学教育。
1932年5月，长期困扰余子维的胃病再次大发作，而且肝胃部触有硬块，时有出血，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开始考虑安排后事。1933年春节前后，他与亲朋好友商议预作遗嘱，并叮嘱他的孩子余继敏：“吾死后必须实行病理解剖，以遂吾志，汝切记之!”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实行解剖，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志愿病理解剖同意书，对中国医学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1933年2月24日凌晨，余子维离世。当天下午，他的遗体就在温州大南医院施行了解剖，肝胃病脏做成病理标本，赠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做学术研究之用。
, 百拇医药
当时，这件事在医界和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余云岫盛赞余子维“吾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翌年，全国医师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通过《请全会表彰余子维先生以奖励病理解剖案》，决议将余氏遗体解剖之日作为病理解剖有志会纪念日，并将《医事汇刊》1935年第四期命名为《余子维先生纪念专刊》加以纪念。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为专刊题词“以身作则”，名医金鸣宇题词“求科学之真理，以遗体供牺牲，利人利世，先觉先知。大哉!先生精神不死”，他们均对余氏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
受余子维志愿精神的感召，医界人士不时追随效仿。国民政府军医官金守钦在“弥留之际，嘱以遗体解剖，骨骼为标本……将尸体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解剖”。
1937年，中医师叶古红于死前三日，曾手书遗嘱，请两友证明，赠中央医院解剖，供全球学术之牺牲。于逝世第二日，由中央医院检验主任康熙荣大夫在该院施行解剖”。时人称赞叶氏“能摒弃门户之见，用学术的眼光，毅然决然地就治于新医，并且进一步竟肯牺牲躯壳，来作新医学术上的研究，一方正是鼓励同道，同时更昭示中医，只有新旧医打破隔膜，携手研究，才能建设中华本位医学，同时更达至中医改进的境地。”
, 百拇医药
1949年，汪企张在《医药世界》刊物上刊登了解剖志愿书，志愿书中声称：“(一)本人自上海市医师公会成立迄今，从未一日脱离关系，故死后，自愿将尸体解剖的支配权委托公会，即由公会决定交某医学机关执行；(二)为促进同仁或社会人士志愿解剖起见，希望上海市医师公会或执行解剖的机关，须保存解剖记录，将来可供解剖史上作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病理学家谷镜\u6c67为发展及推动尸检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社会各阶层疾呼，在报刊上著文，发起签名运动。在临终弥留之际，他还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近代中国志愿捐体解剖的精神，正是在这些医者以身作则的践行下，代代延续，薪火相传。
当下，病理解剖普及困难仍是中国要直面的问题，曾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的教学尸体主要源于遗体捐献和因突发、意外死亡、无人认领的尸体。死后对患者进行尸体解剖也是遗体捐献的一种形式。在国外，许多医院的尸检率超过50%以上。我国卫生部在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要求尸检率达30%以上，但实际操作中远没有达标。
由此可见，志愿解剖理念深入人心是个长期的过程，但近代志愿捐体病理解剖医师身上所闪耀的精神，必将穿透历史时空，照亮中国医学前行的道路。▲, 百拇医药
中国第一位捐遗体的人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讲师 张孙彪
在西医本土化过程中，近代医学界人士对于人体解剖，尤其是病理解剖重要性的认知不断加深。他们认为，它与诊治水平提升、医学教育进步、解释病家疑惑等有莫大关系，应在社会推广施行，但传统伦理的约束、医政管理的消极、科学精神的缺失，病理解剖的社会推广显得步履维艰。
1935年，近代上海医家汪企张忧心忡忡地写下：“盖以当时社会迷信观念太深，虽有政府制定供学术研究准许解剖之法令，而行政官署往往惑于因果，辄作中梗，故纵有路毙之尸、刑余之体、被害之遗骸、法律之尸身，不能一一罗致，转愿付之丛葬，良堪痛惜。”他认为中国民众顽固的遗体迷信观念，导致病理解剖推行困难重重。不过，他提及在此黯淡局面之下，尚有“三五有识之士或维助供给”，这些人就是近代社会出现的志愿捐体用于病理解剖者。
, 百拇医药
1933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立下遗嘱，志愿病理解剖的人——余子维出现了。余子维(1872~1933年，名纲，别号森子)，早年是个中医大夫，后来“每觉旧医理论支离，缺乏科学之根据，遂决心学习新医”。于是东渡东瀛留学，在东京慈惠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并结识了孙中山、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立志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留学期间，他意识到“改良中国医学，须以基础医学入手，乃赴各地医校，联络同志，研究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诸学，备将来归国为新学之资。”1911年，他毕业归国，先后创办了江西军医学校、永嘉县儿女卫生学院，矢志不渝地推行医学教育。
1932年5月，长期困扰余子维的胃病再次大发作，而且肝胃部触有硬块，时有出血，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开始考虑安排后事。1933年春节前后，他与亲朋好友商议预作遗嘱，并叮嘱他的孩子余继敏：“吾死后必须实行病理解剖，以遂吾志，汝切记之!”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实行解剖，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志愿病理解剖同意书，对中国医学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1933年2月24日凌晨，余子维离世。当天下午，他的遗体就在温州大南医院施行了解剖，肝胃病脏做成病理标本，赠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做学术研究之用。
, 百拇医药
当时，这件事在医界和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余云岫盛赞余子维“吾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翌年，全国医师联合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通过《请全会表彰余子维先生以奖励病理解剖案》，决议将余氏遗体解剖之日作为病理解剖有志会纪念日，并将《医事汇刊》1935年第四期命名为《余子维先生纪念专刊》加以纪念。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为专刊题词“以身作则”，名医金鸣宇题词“求科学之真理，以遗体供牺牲，利人利世，先觉先知。大哉!先生精神不死”，他们均对余氏的奉献精神肃然起敬。
受余子维志愿精神的感召，医界人士不时追随效仿。国民政府军医官金守钦在“弥留之际，嘱以遗体解剖，骨骼为标本……将尸体送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解剖”。
1937年，中医师叶古红于死前三日，曾手书遗嘱，请两友证明，赠中央医院解剖，供全球学术之牺牲。于逝世第二日，由中央医院检验主任康熙荣大夫在该院施行解剖”。时人称赞叶氏“能摒弃门户之见，用学术的眼光，毅然决然地就治于新医，并且进一步竟肯牺牲躯壳，来作新医学术上的研究，一方正是鼓励同道，同时更昭示中医，只有新旧医打破隔膜，携手研究，才能建设中华本位医学，同时更达至中医改进的境地。”
, 百拇医药
1949年，汪企张在《医药世界》刊物上刊登了解剖志愿书，志愿书中声称：“(一)本人自上海市医师公会成立迄今，从未一日脱离关系，故死后，自愿将尸体解剖的支配权委托公会，即由公会决定交某医学机关执行；(二)为促进同仁或社会人士志愿解剖起见，希望上海市医师公会或执行解剖的机关，须保存解剖记录，将来可供解剖史上作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病理学家谷镜\u6c67为发展及推动尸检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社会各阶层疾呼，在报刊上著文，发起签名运动。在临终弥留之际，他还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近代中国志愿捐体解剖的精神，正是在这些医者以身作则的践行下，代代延续，薪火相传。
当下，病理解剖普及困难仍是中国要直面的问题，曾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的教学尸体主要源于遗体捐献和因突发、意外死亡、无人认领的尸体。死后对患者进行尸体解剖也是遗体捐献的一种形式。在国外，许多医院的尸检率超过50%以上。我国卫生部在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要求尸检率达30%以上，但实际操作中远没有达标。
由此可见，志愿解剖理念深入人心是个长期的过程，但近代志愿捐体病理解剖医师身上所闪耀的精神，必将穿透历史时空，照亮中国医学前行的道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