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人人动手
受访专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 刘建国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 赵金镯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 王灿发
□本报记者 高 阳 张筱悦 □本报驻日本、西班牙、法国特约记者 李 珍 王 方 陶短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总书记还指出，要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生命时报》为此发起千人网络调查发现，约99%受访者支持垃圾分类，但由于分类知识欠缺，分类情况很不理想。多位专家则表示，当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打通上下游关口，才能真正从意识转化为行为，落实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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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一箭三雕”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关系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从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再到在北京考察时，鼓励老街坊们“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搞好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习总书记呼吁人人行动，令人振奋。你怎样，中国的垃圾分类便怎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垃圾分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护环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赵金镯介绍，目前垃圾后端处理主要靠焚烧和填埋，但是焚烧会一定程度上污染大气，填埋又侵占耕地资源，破坏土壤肥力。再加上一些有害垃圾若没被分类出来，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等就会进入大气、土壤，甚至是水源中，威胁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垃圾也在与日俱增。以上海为例，每人每天产生1公斤垃圾，两周的垃圾就能堆出金茂大厦(高度420.5米，约20万平方米)那么高。只有形成“分类-回收-利用-再生”的模式，才能在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同时，保证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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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还可带来显著经济效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王灿发表示，数据显示，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柴油；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变成1吨高质量的铝块，相当于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少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试点在搞，问题不少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建部和发改委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后，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刘建国表示，近两年，28个城市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公民关注度不断提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农村垃圾分类也如星星之火在各地开展。这几年，环保公益组织“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一直行走在乡间农村，手把手教农民把垃圾分类处理。她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读书时，她就很羡慕国外垃圾分类做得好，直到2016年看到祖国也要大力落实垃圾分类，她便毫不犹豫地回国出力。她直接从垃圾分类能力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入手，根据农村垃圾特点，分为“可烂”和“不可烂”，带着志愿者定时定点上门收垃圾，将可烂部分就地堆肥或回收到沼气池，不可烂的进行回收转运。不过，陈立雯说：“虽然垃圾分类在推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们组织对北京市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调查，结果与10年前差不多，基本还停留在放垃圾桶，做一些二次分拣等。而一些偏远地区，不仅没有垃圾转运系统，甚至走好远都看不见一个垃圾桶，人们都把垃圾堆在路边、墙角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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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机走访北京一些社区后发现，垃圾分类收运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在朝阳区金台里小区里，放置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旁边停着一辆回收转运车，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直接将两个桶里的垃圾混合倒进了车里。看见这一幕的业主李女士说：“以前我每次倒垃圾都尽量分类好，可其他家照样乱扔，连清洁工人都混装，不知道分类是给谁分的。”本报发起的网络调查也显示，约42%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垃圾分类是因为对职能部门不信任，即使分好，清运时所有垃圾也会合在一起。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所在小区中，58%都没有分类垃圾桶，在不按分类扔垃圾的理由中，第一位是设施不全，无法分类投放，超75%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而“缺乏环保意识”(67%)、“不知如何分类”(59%)、“对垃圾分类回收益处不了解”(50%)紧随其后。
“前后”制约，分类效果差
专家们表示，前端居民参与率低、准确性差，后端分类处理设施不配套、不完善，前后端相互制约，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最终效果。具体原因有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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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缺位。王灿发称，我国虽早有垃圾分类相关立法，但只有鼓励措施，却没有相应的强制或惩罚措施。换句话说，做得好有奖励，做得不好也没损失。陈立雯也说，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既需要法律约束，也需要经济制约。只有对错误的垃圾处理行为予以惩戒，才能起到约束效果。但当前，别说是对个人，即便是一些原材料和能源使用大户——各类企事业单位，法律上也是缺位状态。
转运回收各关口尚未打通。我国现行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由环卫部门等事业单位负责推动。刘建国表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或人员，很多后端垃圾分类处理根本没有专业的处理设备甚至场地，所以才会有“前后混分”现象。终端回收利用也主要靠民间被动的废品买卖，规模小、分散化。陈立雯说，在提倡人人垃圾分类的同时，相关部门必须先将整个垃圾分类转运系统的各关口打通。
教育引导不足。刘建国说，学校、社区、企业都缺乏垃圾分类方面的宣教，很多人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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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知行难合一。刘建国说，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会受惰性驱使，很难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一方面因为感觉做起来麻烦，意识阻碍行动落实，另一方面，与设施不便民、缺乏约束等因素有关。
国内外都有经验可循
因工作原因搬迁到上海的小林(化名)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垃圾干湿分离的意识，经常一股脑全扔在一处，去了上海后才养成习惯。赵金镯介绍，上海市是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垃圾分类实行“四分法”，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从2013年开始，上海就推行“绿色账户”制度，凡正确分类投放的市民，每次投放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实物或缴纳水电费等，目前绿色账户已超过600万。上海还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确立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浙江省杭州市作为46个试点之一，也有取得不错的效果。浙江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蒋智勇表示，此次指示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指明了方向，既有对政府的要求，也有对全社会、对每个公民的要求。他介绍，经多年探索，浙江省各地推出了多个垃圾分类方案。仅杭州市就有余杭区的虎哥模式、江干区桶长制、萧山区模式等。居民在家中派单，政府聘用“虎哥”上门收集垃圾，再经总仓分拣，最终完成资源再生。不到一年时间，已使余杭24.5万户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习惯。“桶长制”则是发动社会治理的自觉性，聘任街道或小区退休人员担任“桶长”，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教大家分垃圾。他们还根据住户分类投放情况给每家每户打分，分数可兑换实物礼品。萧山区利用“大数据”管好垃圾分类，挨家挨户发放小绿桶、小绿袋，桶身有每户的门牌编号和二维码，结合“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平台，每天实时监控400余个小区的投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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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最早建立垃圾分类制度的是法国。1884年，政府就以行政命令要求室内必须有三类生活垃圾桶，分别盛装纸张布料、玻璃陶瓷废料和有机生活垃圾；1992年，法国议会正式通过《垃圾分类法》，规定每个住宅单位应设立黄、白、绿三种分类垃圾箱。如果居民不按照垃圾分类行事，市政部门可能将“违规”垃圾箱登记造册，不再回收，情节严重的还会罚款。同时，法国政府还向居民征收垃圾处理费，并从地产税、职业税中提取规定比例补贴垃圾处理企业。全国负责垃圾处理的企业近6000家，很多企业都是专项回收，比如只回收玻璃或只回收塑料，这样更利于提升回收效率。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刚开始摸索垃圾分类的国家。日本国会通过《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规，遏制了乱丢垃圾的局面。后来，日本制定分类制度，将全国垃圾袋统一为2升或3升的黑色塑料袋，并且每周单数日扔可燃垃圾，双数日扔不可燃垃圾，回收公司到小区回收。但是，费用由公司承担，难以调动积极性。不久后，政府便决定实施收费制度，要求居民必须购买指定垃圾袋装垃圾，并丢弃到指定地点，这样，民众就均摊了回收公司的成本。如今的日本大街上很少能看到垃圾桶，因为居民会将垃圾带回家分类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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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也是在二十年前才实施垃圾分类制度。为了让居民接受这一规定，政府在全国各社区设立了垃圾分类指导小组，“垃圾官员”会挨家挨户分发垃圾分类的广告。海报上用有趣的漫画来吸引市民阅读，久而久之，连小孩也会监督家长做好垃圾分类。官员还监督餐馆，如果发现分类不合格，会开出罚单。在硬件配备上，政府投入也很大。各大城市中，每隔20~30公尺就有一个食品垃圾桶和一般垃圾桶，每隔60公尺左右就会有塑料、玻璃、纸张三种不同的分类垃圾箱。
因地制宜，养成分类习惯
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陈立雯说，垃圾分类不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要做通“人”的工作，做好前期铺垫和准备，提前告知群众，让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联动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垃圾分类不仅要告诉公众该怎么分，更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比如通过参观垃圾场、观看影片，让公众树立起责任感。王灿发建议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干湿分离开始，等人们的习惯或意识逐渐养成后，再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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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强制约束。立法是必要且关键的一步。王灿发建议，各地区要因地制宜，颁布自己本地的垃圾分类法律，建立网络化追责系统，明确垃圾分类权责和奖惩规定。例如，上海就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企业从源头节能开始。陈立雯认为，企业作为庞大消费需求的源头，做好节能很有必要。在生产阶段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奢侈耗材。比如毛皮、玻璃、金属等材质就十分浪费资源，给末端回收利用也带来负担。加工和消费阶段要简化包装，比如服装、烟酒、饮料等不要过度包装，快递业减少塑料袋、一次性包装盒、快递盒使用。
提高垃圾分类管理技术能力。推行垃圾分类，首先要投放充足硬件设施(垃圾桶、垃圾回收车、垃圾站等)，实现准确投放。但是，后端处理能力不足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有关部门要加强中端分类转运、末端科学处置的管理和创新。例如，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卫生填埋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再生资源处置场、危废物品综合处理厂和建筑垃圾处置场等场所。在农村，餐厨垃圾处理有天然优势，可利用好氧高温堆肥技术，将餐厨垃圾、动物粪便等转化为有机肥，实现养分资源循环利用。
赵金镯呼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喝完的易拉罐、矿泉水瓶等塑料制品不要随意丢掉，可以收集起来，卖给回收站。旧报纸、旧报刊统一收集起来，办公单位可集中回收、二次利用。购买食物、化妆品等消费品时，不要追求奢华繁琐的包装，尽量购买简装产品，例如购买简装粽子、月饼，买化妆品时，可买替换装。平时的生活垃圾要做到“干湿分离”，卫生巾、厕纸要封口装好。过期药品、针头等有害垃圾要分类投放，不要与食物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装修渣土和废料要单独装袋，可以主动联系建筑垃圾回收部门，上门回收。玻璃、灯管、镜子等尖锐制品要用纸包起来，避免伤到回收人员。▲, http://www.100md.com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 刘建国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 赵金镯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 王灿发
□本报记者 高 阳 张筱悦 □本报驻日本、西班牙、法国特约记者 李 珍 王 方 陶短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总书记还指出，要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生命时报》为此发起千人网络调查发现，约99%受访者支持垃圾分类，但由于分类知识欠缺，分类情况很不理想。多位专家则表示，当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打通上下游关口，才能真正从意识转化为行为，落实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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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一箭三雕”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关系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从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再到在北京考察时，鼓励老街坊们“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搞好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习总书记呼吁人人行动，令人振奋。你怎样，中国的垃圾分类便怎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垃圾分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护环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副教授赵金镯介绍，目前垃圾后端处理主要靠焚烧和填埋，但是焚烧会一定程度上污染大气，填埋又侵占耕地资源，破坏土壤肥力。再加上一些有害垃圾若没被分类出来，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等就会进入大气、土壤，甚至是水源中，威胁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垃圾也在与日俱增。以上海为例，每人每天产生1公斤垃圾，两周的垃圾就能堆出金茂大厦(高度420.5米，约20万平方米)那么高。只有形成“分类-回收-利用-再生”的模式，才能在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同时，保证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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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还可带来显著经济效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教授王灿发表示，数据显示，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柴油；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变成1吨高质量的铝块，相当于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少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试点在搞，问题不少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建部和发改委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后，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刘建国表示，近两年，28个城市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公民关注度不断提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农村垃圾分类也如星星之火在各地开展。这几年，环保公益组织“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一直行走在乡间农村，手把手教农民把垃圾分类处理。她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读书时，她就很羡慕国外垃圾分类做得好，直到2016年看到祖国也要大力落实垃圾分类，她便毫不犹豫地回国出力。她直接从垃圾分类能力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入手，根据农村垃圾特点，分为“可烂”和“不可烂”，带着志愿者定时定点上门收垃圾，将可烂部分就地堆肥或回收到沼气池，不可烂的进行回收转运。不过，陈立雯说：“虽然垃圾分类在推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们组织对北京市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调查，结果与10年前差不多，基本还停留在放垃圾桶，做一些二次分拣等。而一些偏远地区，不仅没有垃圾转运系统，甚至走好远都看不见一个垃圾桶，人们都把垃圾堆在路边、墙角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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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机走访北京一些社区后发现，垃圾分类收运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在朝阳区金台里小区里，放置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旁边停着一辆回收转运车，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直接将两个桶里的垃圾混合倒进了车里。看见这一幕的业主李女士说：“以前我每次倒垃圾都尽量分类好，可其他家照样乱扔，连清洁工人都混装，不知道分类是给谁分的。”本报发起的网络调查也显示，约42%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垃圾分类是因为对职能部门不信任，即使分好，清运时所有垃圾也会合在一起。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所在小区中，58%都没有分类垃圾桶，在不按分类扔垃圾的理由中，第一位是设施不全，无法分类投放，超75%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而“缺乏环保意识”(67%)、“不知如何分类”(59%)、“对垃圾分类回收益处不了解”(50%)紧随其后。
“前后”制约，分类效果差
专家们表示，前端居民参与率低、准确性差，后端分类处理设施不配套、不完善，前后端相互制约，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最终效果。具体原因有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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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缺位。王灿发称，我国虽早有垃圾分类相关立法，但只有鼓励措施，却没有相应的强制或惩罚措施。换句话说，做得好有奖励，做得不好也没损失。陈立雯也说，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既需要法律约束，也需要经济制约。只有对错误的垃圾处理行为予以惩戒，才能起到约束效果。但当前，别说是对个人，即便是一些原材料和能源使用大户——各类企事业单位，法律上也是缺位状态。
转运回收各关口尚未打通。我国现行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由环卫部门等事业单位负责推动。刘建国表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或人员，很多后端垃圾分类处理根本没有专业的处理设备甚至场地，所以才会有“前后混分”现象。终端回收利用也主要靠民间被动的废品买卖，规模小、分散化。陈立雯说，在提倡人人垃圾分类的同时，相关部门必须先将整个垃圾分类转运系统的各关口打通。
教育引导不足。刘建国说，学校、社区、企业都缺乏垃圾分类方面的宣教，很多人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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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知行难合一。刘建国说，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会受惰性驱使，很难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一方面因为感觉做起来麻烦，意识阻碍行动落实，另一方面，与设施不便民、缺乏约束等因素有关。
国内外都有经验可循
因工作原因搬迁到上海的小林(化名)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垃圾干湿分离的意识，经常一股脑全扔在一处，去了上海后才养成习惯。赵金镯介绍，上海市是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垃圾分类实行“四分法”，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从2013年开始，上海就推行“绿色账户”制度，凡正确分类投放的市民，每次投放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实物或缴纳水电费等，目前绿色账户已超过600万。上海还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确立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浙江省杭州市作为46个试点之一，也有取得不错的效果。浙江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蒋智勇表示，此次指示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指明了方向，既有对政府的要求，也有对全社会、对每个公民的要求。他介绍，经多年探索，浙江省各地推出了多个垃圾分类方案。仅杭州市就有余杭区的虎哥模式、江干区桶长制、萧山区模式等。居民在家中派单，政府聘用“虎哥”上门收集垃圾，再经总仓分拣，最终完成资源再生。不到一年时间，已使余杭24.5万户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习惯。“桶长制”则是发动社会治理的自觉性，聘任街道或小区退休人员担任“桶长”，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教大家分垃圾。他们还根据住户分类投放情况给每家每户打分，分数可兑换实物礼品。萧山区利用“大数据”管好垃圾分类，挨家挨户发放小绿桶、小绿袋，桶身有每户的门牌编号和二维码，结合“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平台，每天实时监控400余个小区的投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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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最早建立垃圾分类制度的是法国。1884年，政府就以行政命令要求室内必须有三类生活垃圾桶，分别盛装纸张布料、玻璃陶瓷废料和有机生活垃圾；1992年，法国议会正式通过《垃圾分类法》，规定每个住宅单位应设立黄、白、绿三种分类垃圾箱。如果居民不按照垃圾分类行事，市政部门可能将“违规”垃圾箱登记造册，不再回收，情节严重的还会罚款。同时，法国政府还向居民征收垃圾处理费，并从地产税、职业税中提取规定比例补贴垃圾处理企业。全国负责垃圾处理的企业近6000家，很多企业都是专项回收，比如只回收玻璃或只回收塑料，这样更利于提升回收效率。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刚开始摸索垃圾分类的国家。日本国会通过《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规，遏制了乱丢垃圾的局面。后来，日本制定分类制度，将全国垃圾袋统一为2升或3升的黑色塑料袋，并且每周单数日扔可燃垃圾，双数日扔不可燃垃圾，回收公司到小区回收。但是，费用由公司承担，难以调动积极性。不久后，政府便决定实施收费制度，要求居民必须购买指定垃圾袋装垃圾，并丢弃到指定地点，这样，民众就均摊了回收公司的成本。如今的日本大街上很少能看到垃圾桶，因为居民会将垃圾带回家分类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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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也是在二十年前才实施垃圾分类制度。为了让居民接受这一规定，政府在全国各社区设立了垃圾分类指导小组，“垃圾官员”会挨家挨户分发垃圾分类的广告。海报上用有趣的漫画来吸引市民阅读，久而久之，连小孩也会监督家长做好垃圾分类。官员还监督餐馆，如果发现分类不合格，会开出罚单。在硬件配备上，政府投入也很大。各大城市中，每隔20~30公尺就有一个食品垃圾桶和一般垃圾桶，每隔60公尺左右就会有塑料、玻璃、纸张三种不同的分类垃圾箱。
因地制宜，养成分类习惯
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陈立雯说，垃圾分类不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要做通“人”的工作，做好前期铺垫和准备，提前告知群众，让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联动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垃圾分类不仅要告诉公众该怎么分，更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比如通过参观垃圾场、观看影片，让公众树立起责任感。王灿发建议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干湿分离开始，等人们的习惯或意识逐渐养成后，再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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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强制约束。立法是必要且关键的一步。王灿发建议，各地区要因地制宜，颁布自己本地的垃圾分类法律，建立网络化追责系统，明确垃圾分类权责和奖惩规定。例如，上海就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企业从源头节能开始。陈立雯认为，企业作为庞大消费需求的源头，做好节能很有必要。在生产阶段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奢侈耗材。比如毛皮、玻璃、金属等材质就十分浪费资源，给末端回收利用也带来负担。加工和消费阶段要简化包装，比如服装、烟酒、饮料等不要过度包装，快递业减少塑料袋、一次性包装盒、快递盒使用。
提高垃圾分类管理技术能力。推行垃圾分类，首先要投放充足硬件设施(垃圾桶、垃圾回收车、垃圾站等)，实现准确投放。但是，后端处理能力不足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有关部门要加强中端分类转运、末端科学处置的管理和创新。例如，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卫生填埋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再生资源处置场、危废物品综合处理厂和建筑垃圾处置场等场所。在农村，餐厨垃圾处理有天然优势，可利用好氧高温堆肥技术，将餐厨垃圾、动物粪便等转化为有机肥，实现养分资源循环利用。
赵金镯呼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喝完的易拉罐、矿泉水瓶等塑料制品不要随意丢掉，可以收集起来，卖给回收站。旧报纸、旧报刊统一收集起来，办公单位可集中回收、二次利用。购买食物、化妆品等消费品时，不要追求奢华繁琐的包装，尽量购买简装产品，例如购买简装粽子、月饼，买化妆品时，可买替换装。平时的生活垃圾要做到“干湿分离”，卫生巾、厕纸要封口装好。过期药品、针头等有害垃圾要分类投放，不要与食物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装修渣土和废料要单独装袋，可以主动联系建筑垃圾回收部门，上门回收。玻璃、灯管、镜子等尖锐制品要用纸包起来，避免伤到回收人员。▲,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