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今泉英明
友人今泉英明
刘又宁
今泉英明曾是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妇产科讲师，他的办公室在我留学时所在那栋楼的九层，我的第一内科研究室则在五层，互相往来很方便。他出生在医学世家，其父亲是当时仙台一家有名私立医院的院长，他的爷爷曾做过日本天皇的御医。
今泉先生几乎将全部业余精力都投入到日中友好事业与日中医学交流上。我刚到日本乘火车从东京到达仙台车站时，站台上有来自日中友好协会的三四位先生来迎接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今泉先生。身材高大的今泉先生不由分说，一把抢过我的箱子，扛在肩上就走。当时我还以为他是靠卖力气为生的“劳动阶级”呢。在他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我才知他是医生，还在东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工作。自那时起，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今泉1946年出生，小我一岁，我们至今仍以兄弟相称。
上世纪80年代初，仙台市共有十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学医的只有我一人。我们这十几个人对今泉先生都十分熟悉，每个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关心与帮助。每当周末大家难得有空闲时，我们就经常找机会与今泉聚到一起，天南海北，说说笑笑，渡过一段轻松欢乐的时光，以排解长期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压力与思念。另外，作为当时的公派留学生，国家能提供的生活费用十分有限。起初我与工学部的同学数人合租一套房屋，但因离医学部很远，十分不便，把宝贵的学习时间耗费到路上实属无奈。今泉得知后，找到一位有出租私房的放射科医生，本来月租金在4万日元以上的房屋，2万日元(这是当时我国对公派留学生房租的最高标准)就租给了我，节省了我大量白白耗费在路上的时间。诸如这样的助人为乐之事，已记不清有多少桩。在我们留学生眼里，他就是一位“活雷锋”。
今泉先生访问中国可能已接近100次之多，他几乎不访问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朝鲜是例外)，中日医学交流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他曾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林巧稚教授学习过半年之久，也专研过中医药，与时任卫生部的各层领导都比较熟悉。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日本归国数年后，有一次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兴奋地对我说：“刘先生，我在上海有儿子了。”这句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但进一步深入了解才知，原来是一年前他在上海尝试做的试管婴儿受孕成功，产妇已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由中国人自己亲力亲为的首例试管婴儿是北京大学在这之后完成的，今泉先生的成果在此之先。后来据说他又去了当时还与外世隔绝的朝鲜，在那里完成了首例试管婴儿，并得到了金正日授予的一枚勋章。(连载10)▲, 百拇医药
刘又宁
今泉英明曾是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妇产科讲师，他的办公室在我留学时所在那栋楼的九层，我的第一内科研究室则在五层，互相往来很方便。他出生在医学世家，其父亲是当时仙台一家有名私立医院的院长，他的爷爷曾做过日本天皇的御医。
今泉先生几乎将全部业余精力都投入到日中友好事业与日中医学交流上。我刚到日本乘火车从东京到达仙台车站时，站台上有来自日中友好协会的三四位先生来迎接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今泉先生。身材高大的今泉先生不由分说，一把抢过我的箱子，扛在肩上就走。当时我还以为他是靠卖力气为生的“劳动阶级”呢。在他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我才知他是医生，还在东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工作。自那时起，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今泉1946年出生，小我一岁，我们至今仍以兄弟相称。
上世纪80年代初，仙台市共有十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学医的只有我一人。我们这十几个人对今泉先生都十分熟悉，每个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关心与帮助。每当周末大家难得有空闲时，我们就经常找机会与今泉聚到一起，天南海北，说说笑笑，渡过一段轻松欢乐的时光，以排解长期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压力与思念。另外，作为当时的公派留学生，国家能提供的生活费用十分有限。起初我与工学部的同学数人合租一套房屋，但因离医学部很远，十分不便，把宝贵的学习时间耗费到路上实属无奈。今泉得知后，找到一位有出租私房的放射科医生，本来月租金在4万日元以上的房屋，2万日元(这是当时我国对公派留学生房租的最高标准)就租给了我，节省了我大量白白耗费在路上的时间。诸如这样的助人为乐之事，已记不清有多少桩。在我们留学生眼里，他就是一位“活雷锋”。
今泉先生访问中国可能已接近100次之多，他几乎不访问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朝鲜是例外)，中日医学交流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他曾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林巧稚教授学习过半年之久，也专研过中医药，与时任卫生部的各层领导都比较熟悉。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日本归国数年后，有一次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兴奋地对我说：“刘先生，我在上海有儿子了。”这句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但进一步深入了解才知，原来是一年前他在上海尝试做的试管婴儿受孕成功，产妇已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由中国人自己亲力亲为的首例试管婴儿是北京大学在这之后完成的，今泉先生的成果在此之先。后来据说他又去了当时还与外世隔绝的朝鲜，在那里完成了首例试管婴儿，并得到了金正日授予的一枚勋章。(连载10)▲, 百拇医药